明代四川哲学家与杨慎哲学思想介绍

明代四川哲学家中，以杨慎、熊过、任瀚、赵贞吉和来知德等人最为著名。

杨慎（1488～1559）^[11]，字用修，新都人。著名政治家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投荒30余年，卒于戍所。杨慎天资聪敏，但“尝语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12]。

图11-2　新都桂湖杨慎塑像

杨慎是一个全才的思想家，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体现在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以及训诂考据学与文学创作方面^[13]。下面，我们将分别在相关子目中作必要的论述。这里仅就杨慎的哲学思想作一介绍。

杨慎的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程朱陆王理学思想的批判上。明朝开国以后，最高统治者尊崇程朱理学，明代中叶，陆（九渊）王（守仁）心学逐渐取代理学，风靡一时。杨慎在谪贬云南后，致力于哲学思想的思考与研究，逐步认识到程朱理学的虚伪和陆王心学的弊端。他认为“经学之拒晦，实自朱始”，“新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14]，对学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他不满意朱熹、陆九渊“深于禅老之学”^[15]，认为儒、禅两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皆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者之学哉？”^[16]儒者好学穷理，不能脱离实际，如果不掌握详细的事实材料，不了解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这样的学理便只能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空谈。其次，杨慎在哲学上还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他承认历史是变动的、前进的。封建制的推行以及郡县制对封建制的否定，都不是圣人的主观愿望，两者“皆势也”。势，是客观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以，杨慎断言，生于当今之世，“犹言封建当复”，此乃腐儒们不知天下利害而又“是古非今”的一种谬论^[17]。再次，杨慎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首先通过人的感官摄取印象，“若涂闭七窍，折堕四支”^[18]，就不可能认识客观世界。杨慎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感官得到表象，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由现象到本质，必须经过一个思维过程，由此他提出“言闻不若见”、“言知不若行”的观点^[19]。最后，在人性问题上，杨慎反对见性而不见情，认为人之性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举性而遗情何如？曰：死灰；触情而忘性何如？曰：禽兽”^[20]。因此他主张“约情之偏而合性之中”^[21]，并且进一步指出，“性与情相表里，形与气相首尾”，“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习之《复性书》此言粹矣”^[22]。宋儒把性和理联系起来，使之成为理学的重要范畴，且陈义甚高，不近人情。杨慎把性和情联系起来，肯定人的情欲是本性的自然的表现形式，性与情的一致，便意味着情与理的统一。这些论点和当时盛行的理学思潮是针锋相对的。(www.xing528.com)

熊过（生卒不详），字叔仁，富顺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熊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任以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后因事被斥为民。熊过早年“刻意为文，晚则究心经学”^[23]，兼通历法。福建人蔡清治《易》颇有名望，熊购得其书，然深怪蔡氏“义不及象”，于是稍作札记以存疑问。嘉靖二十年（1541），熊被谪入滇，遇杨慎，慎知其事，力劝卒业，遂写成《周易象旨决录》7卷，自序作于嘉靖三十年（1551），可见此书是熊过长期钻研的结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明人之《易》，言数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释氏。”而熊过以汉《易》为宗，以说象为主，凡所考证，“皆据前文，非由臆撰……在明人易说之中，固卓然翘楚矣”。另有《春秋明志录》12卷。此书亦多自出新意，辩驳前人。于《公羊》《榖梁》，多所纠正，“而攻《左传》者尤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纰缪者极其纰缪，平允者亦极其平允”，这个评价，可供参考。

任瀚（1501～1593），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后也因事被斥为民。他的经历既与熊过类似，又有自己的特点。《明史》记载：“瀚少怀用世志，百家二氏之书，罔不蒐讨。被废，益反求六经，阐明圣学，晚又潜心于《易》，深有所得。”^[24]从学者甚众，黄辉、陈于陛皆其门人，但是他的著作，“蜀乱后，多亡”，故“正论实德，人鲜知之”^[25]。而当时传闻，任瀚曾学剑于邛都老叟，又入青城山，遇异人授鸿宝修炼秘法，而且据称熊过、任瀚都喜好服食炼形之术，明世宗购求道家秘籍，“蜀抚臣访之熊氏。叔仁绐其家，举所藏悉焚弃之。至今蜀人谈玄怪者，皆本任氏、熊氏”^[26]。

赵贞吉（1508～1577）^[27]，字孟静，内江人。隆庆时，官礼部尚书，入阁预机务，与高拱不合，辞官而去。《明史》称其“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忤”，但“最善王守仁学”^[28]。明代正德、嘉靖以后，王学风靡全国，支派纷陈，各有传播。按照袁宏道的说法，“阳明之学，一传而为心斋（指王艮），再传而为波石（指徐樾），三传而为文肃（指赵贞吉），谓之淮南派”。又云：“近代性命之学，始于赵文肃，尝窃读公书，出入禅儒。”^[29]所以赵贞吉一方面主张“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另一方面又反对用“破碎支离”的方法去“理会”事物。怎么办呢？他认为应当使自己的认识进入一种“灵觉明妙”的境界，此系“禅者所有而儒者所无”；但是，在赵贞吉看来，“非灵觉明妙，则滞窒昏愚，岂谓儒者必滞窒昏愚而后为正学耶？”^[30]万历十四年（1586），姜宝写的《赵文肃公文集序》指出：“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公于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31]可见他是一个禅学无害论的公开宣传者。

此外，他还准备编写两部专著，一名《经世通》，一名《出世通》。前者为内篇，分“史”和“业”两门，而“史”包括统、传、制、志四部，“业”包括典、行、艺、术四部。后者为外篇，分“说”和“宗”两门，而“说”包括经、律、论三部，宗只一部，即单传直指（按：单传直指，佛家语，即所谓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意）。其书未成，但上述纲目表明，这是一项企图系统整理儒、释两家思想体系的庞大的写作计划。内篇的目的在于“资治”，故以“经世”名之，它和“出世”并不冲突，因为“化人之道，旅泊三界”，“俾经世者得此常住真心而用之于化理，其益岂小哉？”^[32]这就把“经世”和“出世”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在内篇之中，“史所摄，体虽异，而眼在于统，统建而天下之治出于一，治一则外王之法行”；“业所摄，体虽异，而眼在于典，典建而天下之道出于一，道一则内圣之学明”。这就把“体”和“用”也结合起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内篇给帝王提供“资治”之术，不以“经”为纲，反而把“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又是何道理呢？赵贞吉解释说：“是乌知六经之皆史乎？又乌知仲尼为史之圣乎？”^[33]据此判断，这两部未成之书所显示出来的思想脉络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来知德（1525～1604），字矣鲜，号瞿堂，梁山（今梁平）人。“嘉靖三十一年举于乡，二亲相继殁，庐墓六年，不饮酒茹荤。服除，伤不及禄养，终身麻衣蔬食，誓不见有司。”^[34]在万县山中隐居30年，万历中，明王朝特授翰林待诏，亦力辞不就。他把好色、好货、好勇等都看成是一种物欲，而格物之物，即物欲之物。因此，他认为“物格而后知致”，“克己复礼为仁”，“养心莫善于寡欲”，这三句话实际上是一句：“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35]他把一切物欲都说成是有我之私，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同时也表明了来知德思想体系的核心基本上是以摆脱社会交往为宗旨和以个人修养为主体的封建伦理学。他著有《周易集注》16卷等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周易集注》“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

在哲学思想上，来知德同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一样，是通过一个太极图来说明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来知德的太极图不是论述世界万物的产生，而是说明世界万物的统一。他认为：“世道之治乱，国家之因革，山川之兴废，王伯之诚伪，风俗之厚薄，学术之邪正，理学之晦明，文章之醇漓，士子之贵贱，贤不肖之进退，华夷之强弱，百姓之劳逸，财赋之盈虚，户口之增减，年岁之丰凶，举辟之详略，以至一草一木之贱，一饮一食之微，皆不外此图。”^[36]这就是说，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到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体现在这一太极图中，这个图中的黑白二仪所代表的阴阳变化的矛盾对立统一，是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总规律，因此，这一太极图是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在认识论上，来知德强调知易行难，认为“大抵为学者有个初头功夫，有个中间功夫，有个收拾功夫”三个阶段。“初头功夫”是“感发兴趣”，这是认识的开始。“中间功夫”是指认识开始后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发愤忘食、好古敏求”的过程。“收拾功夫”就是把获得的认识贯穿到自己的行为中，使之熟习、融化的过程^[37]。来知德还看到社会环境、行业地位、风俗习惯等对人的品德、学识、技能都有影响作用。他说：“常见人之居山者则说狩猎之话，居泽者则说舟楫之话，居市井者则说贸易之话，居儒者则说翰墨之话，居京师者则说百官宗庙之话，居边徼者说（肤）［俘］掠战斗之话。近僧人则说后世，近道流则说金丹。头之所戴，足之所履，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良弓为箕，良治为裘，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故习俗移人，贤者不免。”^[38]以上思想，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总之，来知德是明朝末期一位重要的四川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他的这一思想体系，正如他自己在《心学诲明解》中所说：“与程朱阴阳颇有异同。”这就是说，他的思想既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有相同之处，同时又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他同“程朱”和王阳明一样，都强调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和躬身实践；相异之处在于，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与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相区别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