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蜀籍人士中，堪称哲学大家并以著作传世的有虞集、黄泽、王申子、任士林、赵采等人。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世称邵庵先生，四川隆州（今仁寿县）人。为宋相虞允文之五世孙。幼年随父避兵岭外。少承家学，内则“受业家庭”，外则就学于元代南方理学大师吴澄。大德初年（1297）到大都，以荐入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学助教。英宗时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文宗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受命与中书平章事赵世延等修《经世大典》，任总裁，在弘扬汉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谢病归家，死后谥“文靖”。
虞集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直接师承元代南方理学大师吴澄。吴澄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承继朱熹的理学观点，只不过依据新的体验，作了许多发挥，同时吸取了陆九渊思想的某些成分。虞集的哲学思想正是沿着宗朱融陆的思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例如，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虞集说： “天也者，理也”[2]；“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际，实在于此”[3]。他主张人要绝对服从封建制度，把对天理的绝对服从当做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天人关系论。在认识论上，虞集一方面强调“穷理正心之学”，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及政治实践活动，从中又总结出许多闪耀着唯物主义认识论光辉的思想。例如，他强调“学而修之”， “即可以举而行之”[4]。主张学而能行，学以致用。在事物发展观上，虞集认为，事物由于内在矛盾对立的相互作用，总是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他说，由太极的动与静而产生的一阴一阳，互为其根，“以是知动静相因于无穷”。正是由于“一动一静，互为体用”，“相因于无穷”，所以才有“万事万变”[5]。这表明虞集的哲学思想具有融会朱熹、陆九渊的特点。
图11-1 虞集像（采自《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www.xing528.com)
黄泽（1258～1346），字楚望，世为长安人，其先于唐末知资州内江，子孙遂为资州内江人。黄泽“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父仪可随兄骥子官九江，蜀乱不得归，因家于九江。元大德中（1297～1307）担任江州景星书院和洪州东湖书院山长，秩满即归，闭门授徒，著述甚丰。其哲学代表作为《蜀学滥觞》一卷、《春秋三传义例考》。黄泽治《易》，“于《易》以明象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为主，而其机栝，则尽在《十翼》，作《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据《元史》载，黄泽曾“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元代南方理学大师吴澄观其书，称赞说：“为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6]
王申子（生卒不详），字巽卿，邛州人，寓居慈利州天门山，垂30年，为南阳书院山长。著《大易缉说》10卷。他针对“九图十书”的八卦之说，“力探其原而正之。取十图者，分纬之以画先天；九其书者，错综之以位后天。不假穿凿，可以祛疑辩惑”[7]。用力之勤，诚可嘉尚。
任士林（1253～1309），字叔实，号松乡，其先世为绵竹人，后籍浙江奉化。六岁能属文，诸子百家无所不览，乡子弟多从之学。元至大初（1308～1311），任湖州安定书院山长。有《松乡集》57卷。尝作《中易》，“分为上下篇。三陈其卦，所以极河洛之数，成大衍之用，体天地之撰……推圣人通变立言之旨，最为明确”[8]。
赵采（生卒不详），字德亮，潼川人，著《周易程朱传义折衷》，33卷。“以程朱传义为主，附以己说，间采先儒象数变互，以相发明”[9]。
除以上各家以外，以治《易》著名的四川籍作者还有：刘渊，字学海，成都人，永州路学正，著有《易学须知》《读易记》等；秦辅之，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市）人，著《易注》；纥石烈希元，成都人，著《周易集传》20卷；范大性，成都人，著《大易辑略》等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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