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交通：恢复与开拓，关梁津渡的重要治理

明朝平定四川后，即着手于恢复、整治元时的交通，并且开辟新的水陆交通路线。洪武十四年（1381）置四川水马驿20处，分布于成都、重庆、叙州、夔州各府。洪武十五年（1382），统一云南后，招谕当时属于四川的东川、乌蒙、乌撒、芒部诸酋长“率土人随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丈，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44]。同年，又置通往贵州的马驿5处。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向回贵州的水西土司奢香夫人要求，回贵州后着手“开辟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密山、草塘诸境，立九场九驿”^[45]。次年，明太祖遣景川侯曹震前往蜀府，代蓝玉职。洪武二十四年（1391），曹震受遣“至泸州按视，有枝河通永宁界”，但此河“水道有百九十滩，其江门大滩等八十二处，皆石塞其流”。于是，“凿石削岩，直接其地，以通漕运。复辟陆路，作驿舍邮亭”^[46]。曹震在四川交通建设中，“凿石通河，为滩一百九十三，为桥五十四，永宁至大理、建昌至西番皆为驿铺。狥义任劳，雨雪不避，时多其勋”^[47]。据杨升庵记载，曹震整治开辟交通是一次大规模工程，涉及云贵川陕四省：“陕西自宝鸡达汉中，贵州自永宁达云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宁达于利州，又自梅岭桥桩达于青川，而江门险滩，伐石穿槽，功尤巨且难。”^[48]在这项大工程之后，各地相继增添驿站和治理河道，使其便于航运。正统七年（1442）整治青川县庄乡嘉陵江河道。弘治年间，张思齐为四川佥事，“麻衣滩常坏舟，思齐治之，不复为患”^[49]。嘉靖三年（1524），顺庆（南充）地方政府“将嘉陵江北口障以广堤，卫以坚石，导水东南流入江，筑堤南口御之，由是水得复如故道”^[50]。正德年间，卢雍巡按四川，“凿犍为之蟇颐滩，温江之三渡，以便行舟”^[51]。嘉靖中，雅州知州杨廷治理观音滩，此滩险，常覆舟。填北岸，浚南岸，改变江水流向与流速。此工程至继任者胡亿继续完成，于滩右凿1800丈新沟，终使“滩乃无患”^[52]。万历三十一年（1603），巡抚御史李时华整治长江丰都县段的观音滩，以利通航，五个月竣工。

明人安磐《平蟇颐滩记》云：宜宾西岷江有滩百余，犍为蟇颐滩最险，“石牙中横，江水走其上，前涌后追迨势不得，不起而立，冲撞喷濞，叫号怒激，声闻十数里外。舟人上下咸默然重足睁目屏气，以幸无事”。恰恰此滩多难，“死是滩者，岁以千数也”^[53]。凿治后，昼夜可顺畅航行。此险滩治理，可视为明代州县地方政府治理内河航道、维护交通的一桩典型事例。

关梁、津渡的修建与整治，是府州县地方官维护交通惠民的德政。成化四年（1468），林敷知眉州，“筑堤修堰，兴学建桥，士民颂之”^[54]。成化年间，吴彦华为四川参政，“开瞿塘三峡古道，人得陆行”^[55]。嘉靖年间，安岳知县李瑚，“刚正有才，改迁庙学，重修县署，建桥梁，民至今称之”^[56]。

图10-7　桥图（采自《三才图会》）

尤为值得一记的是，明代重修成都南门外跨锦江（南河）的万里桥。此桥是四川省会城市的重要交通桥梁，当年蜀汉使东吴的使臣费袆“万里之行”由此起步。1994年春，成都改善交通拆除旧桥，重建宽大的钢筋水泥大桥。旧桥拆除，掘出桥墩基础，即现“淘至江底密植树桩”。经现场考察，见其直径10～15厘米的柏木树、桤木树的树桩相距24～30厘米，约1平方米有9根桩，木桩间填实泥土（夹细卵石），与桩平，上面横铺长木，其长木长5～8米，厚40～50厘米，每条重三四百斤，在横木上压叠两层大石条（板），在此基础上始建桥墩。这桥基建筑，与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川提督水利佥事施千祥大修都江堰铁牛鱼嘴所打基础是一个模式。这次考古发掘成果，无疑是明代鱼嘴“打桩基础”的一个实证。自明以后，至清、民国间，万里桥面曾屡废屡建，但桥墩基础一直完好遗存^[57]。

上述诸工程事例，说明明代陆路和水路交通建设的规模和工程技术的水平都大超前代。

河道治理，也有民间主持者。江津县黄石长江段有龙滩，常翻舟溺人。有一游方僧云游至此，见一天沉覆三只船，心中怜悯，乃募化银300余两，募工费时七天将其江石凿平，从此龙滩化险为夷。

图10-8　成都老南门大桥（万里桥）断面

据万历《大明会典》载，全川有水马驿142处，递运所14处，居全国驿站数第一位。

表10-3　明代四川与各直省驿站比较表

说明：据万历《大明会典》列表；吉林、黑龙江无驿站统计数。

从上表可见，四川驿站之多，足证明代政府对“蜀道难”交通状况改善的重视和取得的卓著成就，也说明历史进入明代后，对西南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重要性。明代的交通建设，四川各重要府州县以及马湖、龙安、永宁、松潘、建昌、播州等地，皆有驿站可通。

据明隆庆四年（1570）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所载四川境内重要驿路及里程示例如下：

（一）重庆府至成都府

朝天驿（60）—巴县白市驿（60）—璧山县来凤驿（120）—永川东皋驿（100）—荣昌峰高驿（100）—荣昌县隆桥驿（100）—内江安仁驿（100）—味江驿（100）—资阳南津驿（100）—简州阳安驿（80）—简州龙泉驿（50）—成都府锦官驿。

（二）重庆府至潼川州

朝天驿（120）—土陀驿（120）—合州合阳驿（120）—定远县太平驿（160）—岳池县平滩驿（120）—顺庆府嘉陵驿（120）—蓬州龙溪驿（120）—南部县盘龙驿。(www.xing528.com)

盘龙驿西行60里至保宁府，再40里至苍溪县；盘龙驿南行60里至南部县隆山驿，再60里至南部柳边驿，60里至富村驿，60里至云溪驿，60里至秋林驿，60里至潼川州。

（三）成都府至龙州

锦官驿（65）—新都驿（60）—广汉驿（60）—古店驿（60）—中江县玉城驿（60）—建宁驿（60）—潼川州皇华驿（110）—绵州金山驿（180）—江油西平驿（70）—平武县武平驿（100）—青川千户所古城驿（120）—龙州小溪驿（涪江发源于此，北至陕西文县界）。

（四）成都府至会川卫

锦官驿（130）—崇庆州唐安驿（110）—邛州白鹤驿（120）—雅州名山县百丈驿（120）—新店驿（80）—荥经县箐口驿（120）—黎州沉黎驿（140）—河南驿（120）—镇西驿（80）—越嶲利济驿（80）—邛部州龙泉驿（120）—泸沽驿（南行70里）—溪龙驿（60）—建昌卫泸川驿（60）—椽马驿（120）—济用驿（70）—白水驿（70）—把松驿（70）—会川卫大龙驿（50）—会川卫。

泸沽驿东行80里，至马湖府。

以上仅是四条川内主要驿路，实际交通线上的驿站还要多些。此外还有至松潘、茂州、沐川、广元、播州等各地的马驿路线未备列进入。另据专家考证，万历《大明会典》还遗漏四川驿站55处。

明代的川江航运进一步发展，凡能通航的较大河道均设置水驿或水马驿。例如：成都至重庆的水驿交通线及里程示例如下：

锦官驿（90）—广都驿（60）—木马水驿（60）—龙爪驿（70）—彭山武阳驿（60）—眉州石佛驿（70）—青神驿（60）—峰门驿（70）—嘉定平羌驿（60）—嘉定州（80）—犍为沈犀驿。以下至重庆各水驿相距均为60里。其站名依次为：犍为下坝驿、宜宾真溪驿、牛口驿、叙州府、李庄驿、南溪龙腾驿、江安驿、董坝驿、泸州、泸州黄舣驿、泸州神山驿、合江牛脑驿、合江史坝驿、永川汉东驿、石门驿、江津僰溪驿、巴县铜罐驿、渔洞驿、重庆朝天驿^[58]。以上水驿，明代200余年间，有的裁革或更地，如广都水驿、龙爪驿等先后被裁革^[59]。

重庆顺长江出三峡达湖广，沿途设有水驿，嘉陵江等省内通航河道，有的府州县也设有水驿，如南充县有嘉陵水驿、大竹县有龙溪水驿等站。

驿站的设置，旱驿以龙泉驿为例，有旱夫60名，厨子6名，马45匹。每年工食、号衣、马匹草料等等，共计经费银2068两8钱。水驿以木马水驿为例，此驿在今双流县永安镇，在成都东南60里。该站有水夫40名，厨子1名，站船8艘，每年经费银475两2钱。水陆马驿，以锦官驿为例。锦官驿是全省最大的驿站，可以说是总站、交通中心。该驿站设在成都东门外合江亭、水津街一带^[60]。该驿站有旱夫80名，船夫32名，厨子23名，船8艘，马100匹，每年经费银3927两。此驿站还住有抚院轿伞夫、马夫、督捕、督粮、案牍、清军、理刑、核校等诸杂役人员187名。本省京堂官上任、还乡均过此驿，故此驿十分热闹^[61]。

明代驿传由政府管理，主要目的是“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军情重务、公文递送”。从北京至成都，驿站陆路5765里，共96站，限192日抵达。驿马驰递规定：“昼夜须行三百里，但遇公文到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着递送，无分昼夜，鸣铃去递。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里填写时刻、该铺递兵姓名，速令铺兵用包袱包裹，夹板拴系”，急递至前铺交收。由于各府州县地形差异，驿路或平直或曲折崎岖，驿马长途奔驰，以至倒毙，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令在驿站间设急递铺。其相间距离初规定为10里，后视途程长短与地形和路况而定，四川急递铺多为20里或30里设一铺。驿道交通，主要为政务、军情服务，民人也可往来。民间士商交通路线，只择近路与安全，所行路线有时与驿道同，有时也远离驿道。驿道是当时交通大动脉，而商路却四通八达于各府州县乡镇。正德二年（1507）巡按四川御史奏：“闻湖广夷陵州有小路，仅十日可抵夔州，宜开辟宽平，量置驿铺，则可以通商利民，而于公务亦便。”^[62]这小路，主要是商人和邻境居民走出来的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活跃，各处行商长途贩运，商道识途便是外出行商者的重要本领。由于这种社会需要，天启程春宁《士商类要》一类书籍便应运而生。此书内容涉及全国，也记述了四川的商业交通路线。

明代四川的交通路线，不仅比前代多，深入偏远乡镇和少数民族地区，而且路况也有很大改善。例如，“川北保宁、顺庆二府，不论乡村城市，咸石板甃地。当时垫石之初，人力何以至此。天下道路之饬，无逾此者”^[63]。文中明载四川的驿道和乡间赶场路采用石板铺垫，为至今所仅见。

明代四川交通的另一大特点，是内河航运的空前活跃，尤其是长江水运。明代四川人对川江航道有了比之于前代人更为深刻的了解。万历《四川总志》载四川人对江中滩险的识别与称谓：“自嘉州至荆门（湖北宜昌下），名滩险地凡千百余，舟人一一能言之。”所记江中险处：“洞，疾流也，江中有达（獭）洞、构木洞；水流沙上曰濑，江中有和尚濑；水出尾曰；回流旋转曰漩，今有两沱二漩；石碛水浅曰碛，今有上碛下碛；水疾崖倾曰碥，今有阎王碥、燕子碥；滩碛相凑曰水水（即子），今有石机子、折尾子；水如转毂曰漕，今有野猪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滩。”上水险滩，竖桅扬帆，大船常合数舟纤夫相助，上拉下推，击鼓合力；下滩险，舵师桡夫均睁目屏气，齐力急促低沉呼着号子推摇桡楫；有些险滩还不能顺流直下，还须“放吊”，用纤索在上拉住，慢慢放下。长江三峡特别险处，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书中载：“逆行而上，自夷陵入峡，挽缆者以巨竹破为四片或六片，麻绳约接，名曰火杖。舟中鸣鼓若竞渡，挽人从山石中闻鼓声而咸力。中夏至中秋，川水封峡，则断绝行舟数月。过此消退，方通往来。其新滩等数极险处，人与货尽盘岸，行半里许，只余空舟上下。”虽然船工如此艰难地将川货运出川，将外省商品运入川，但江河交通运输远超往代。川丝以保宁府产的阆丝为优，部分作为蜀锦原料，大部分经长江运到江浙，吴人购丝以作改机绫绢。巴州、剑州、南江之人聚于苍溪，商贾贸易，然后连舟载之顺嘉陵江而入长江南去，土货、䌷、绫、绢等运销于福建漳、泉二州及日本；川盐运销“主要在川江、岷江与嘉陵江上流动”；“川陕茶叶主要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流动”；朝廷采伐皇木，“连年派官赴四川采伐楠木，顺江漂流，然后转运河北上”^[64]。此外商贾舟楫贩运木材等货出川，运湖广、三吴货物入川，均出现了前代所无的盛况。川江流急而滩多，水上交通兴盛，造就不少“精篙师”“铁艄公”，驾船点篙，精妙之至，避石过滩，乘势顺流，舟驶如飞。明人王士性入川，对此惊叹不已^[65]。明代四川人赞颂商业交通川江航运，遗留下数首“竹枝词”。新都杨升庵的一首竹枝词，可谓景实情真的川江航运史诗。其词曰：

上峡舟郎风浪多，

送郎行去为郎歌，

白盐红锦多多载，

危石高滩稳稳过^[66]。

明代四川水陆交通的整治与发展，促进了省内外交通的方便与商贸的兴旺，奠定了清代四川交通网点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