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川交通：站赤制度与驿站布点

元朝十分重视至全国的水陆交通建设，也十分注意开辟与国外的陆上与海上的贸易交通。国内的水路交通，以沟通京杭大运河，开辟崇明州至渤海湾至直沽的海运为最著；陆路交通，在全国广阔的领域内建立“站赤”制度，而西南边疆省区的站赤设置开前代所无的先例。

“站赤”，《元史·兵志》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驿传秦汉唐宋已有之，但没有元代发达。驿站分陆路与水路，以陆路为主。元代全国驿站有1400处，其中水站为420余处。另外，通吐蕃和西北的乞儿吉思也设置有驿站。至元十三年（1276），设立通政院管理全国驿站事务。

元朝在四川设置“站赤”制度较早。中统三年（1262），夔州“立枪杆岭驿，以便转输”^[32]。至元元年（1264），在剑门“人头山添设驿站”^[33]。次年，元在所辖四川地域内新添16站，共41站。四川驿站的交通工具是马、驴、牛，马主要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驴、牛主要用于运送粮秣物资。当时有马站29处，驴站12个，共有马1088匹，驴1013头，牛257头^[34]。至元九年（1272），在四川与吐蕃交界处设立宁河驿。至元十五年（1278），元平定全川，开始“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35]。三年后，整治叙州至荆南府水驿工程完成，通政院差官点视，共设水驿19站，其中重庆至荆南段2000里，设水驿14站。初设时，船只和人手均短缺，后经配置，“新增站夫682户，船73艘。新旧合计，共有站夫2100户，船212艘”^[36]。至此，元代四川水陆驿站布点基本完成。此后，在发展川边民族地区和与毗邻省区交通方面还有些建设，如成都至云南、湖广的驿路，发兵“开土番道”等工程^[37]；罗罗斯宣慰司有马站29处，马1271匹。至元代中期，全省共有水陆驿站132处，其中水站84处；有马986匹、船654艘、牛76头。驿站与马匹，均未包括土司境内数字。

图10-6　邸驿图（采自《三才图会》）

原藏于壤塘县措尔机寺，现藏于西南师范大学博物馆的元代八思巴蒙文新字铜符牌和银制差使圆牌^[38]，就是蒙古皇帝或元朝廷直接派遣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臣时所颁发的牌子。根据《经世大典·站赤》序所说，元朝遣使牌子分为两种：一是悬虎头的金牌，一是军务遣使的圆牌。元史著名学者蔡美彪撰文说，四川分省曾请求颁给圆牌“以备驿传”^[39]。壤塘县所保存的这两种牌符，为元代站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实证。

元代四川交通以成都为中心。陆站以成都辐射全川，有的达于外省。历史形成的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基本沿用，个别地有所调整。北经潼川、广元出朝天，达秦晋，通大都；西经雅州，联络吐蕃；东经顺庆、合州，达于梁山、开州；南经叙州至乌蒙，去云南，或经黎州，过会川，至元谋入云南；也由乌蒙分路，东行入湖广。

水站比陆站多。水上交通以长江、岷江为主线，连接成都与湖广及以下诸省地区的信息交通与物货交流。汉江（嘉陵江）、淯江水路均属于地方区域间的水路交通线，多物货输送为主。据《永乐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所列水站名互校，综合三条大江水运路线是：(www.xing528.com)

（一）成都至湖广（岷江、长江水路）

成都、广都、平安（今双流县付家坝）、龙山（今彭山）、眉州、石佛、青神、峰门（今青神东南60里）、平羌（今乐山西北）、嘉定、三圣（今犍为县北）、犍为、下坝、月峰波、宣化（今宜宾县泥溪）、真溪、喁口（今宜宾市牛口坝）、叙州、南溪、江安、泸州、黄舣、神山、湳溪（今合江县）、史坝、汉东、石门、朝天（今重庆朝天门）、木洞、涪州、溉云根（今忠县）、梅沱（今石柱西介沱）、万州、云阳、夔府、巫山出川，至湖广界。

（二）广元至重庆（嘉陵江水路）

广元问津、临江水站（今昭化）、江口（今剑阁境）、虎溪（今苍溪境）、南津（今阆中境）、南部、新政、洲子口（今蓬安）、石狗（今南充石狗坝）、顺庆、后津（今南充青居）、石牛子（今武胜境）、金沙（今合川县金子）、荔枝（今合川境）、朝天（今重庆朝天门）。

（三）宜宾至云南（金沙江水路）

叙州、横江至云南大窝、蒲二、盐井等地。

以上三条为主要干线。此外，还有川南长宁地区入长江的淯江水路，其水站为：长宁、武宁（今长宁双河乡）、铜鼓（今长宁铜鼓滩）、江安入长江；川东南乌江水路，其水站为：新滩（今德江新滩）、辛酉滩、关滩（今武隆关滩）、涪州入长江^[40]。这两条水路途程较短。

元代地方官注意交通线的维护与建设，以保证畅通。至顺四年（1333），涪陵张八歹题“江心石鱼”；大德三年（1299），彭水县城关的乌江洪峰刻字，均是水位与滩石的警示。在广元路境内，也保留着警示性、纪念性的数十通元代官员的题记^[41]。至元四年（1267）秋天，朝廷调遣巩昌、凤翔、京兆处未占籍户一千，“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42]。对于驿站管理，常予督责。站户以民户充当，站户有缺，由民户递补。充当站户是辛苦劳役，故富者多户脱免，形成“四川站户，多系凋瘵贫民”。四川盆地，“山路崎岖，每站相去百有余里”，因此马匹长途奔驰“易于困乏死”。大德十年（1306），四川廉访使奏报，四川驿站的“站官弄权，将富势之家马匹作弊歇闲”，“迫使贫弱者连日差遣，以致死省马匹，消乏站户”^[43]。成都府属州驿站的此类情况特别严重，虽然屡屡整饬，却无法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