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国之初，重视文治。虽然在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秩序方面有不少禁忌，但总的来说政策还是十分宽松。明代重视经济发展，促进了封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到来。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为造纸、印刷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代出现了出版业的高峰，超过唐宋，地区广，出版家辈出。除了朝廷的国子监、司礼监等部门之外，各地的王府刻印过书，几乎每一个县都刻印过书，有的卫、所也刻书，中举的文人要刻书，甚至连商贾、市民、屠沽小儿一旦有了钱也要刻书、刻墓志铭，“以寿作者之精神，以惠后来之沾溉”，追求留言传名。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力效江南，迅速发展，在全国的地位比之于元代有了提高。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中指出：“明代的出版集中地区，除了南北二京之外，江浙一带有苏州、常州、扬州、杭州、湖州等城市……四川的成都和山西的平阳……仍居于中上地位。”[84]
表9-4 明代刻书种类四川与外省比较示例表
说明：据《明代出版史稿》第105页、150页制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明人著作15660余种；《明史·艺文志》明人著书5033种。
图9-18 明代造纸图（采自《天工开物》）
造纸业是印刷业发展的基础。元代从江南传入竹纸，明代四川造纸也采用了这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造纸技术。其法，砍嫩竹截成六七尺长，入塘浸泡百日，锤打洗去青皮。然后加生石灰涂浆，入大黄桶下煮八日八夜，歇火一日，将竹浆舀入清水塘漂洗，其塘四周用木板嵌合以防泥污，而后舀入大铁锅，加入稻草灰，煮沸后，舀入另桶淋灰汁再煮，如是十余日，而后舂浆如泥面，倾入槽内加清水。至此，纸浆已成，用竹丝帘舀纸浆。舀一次，即一张，烘干后即为纸。轻舀则纸薄，重舀则纸厚[85]。用楮树皮为原料造纸，60斤树皮加入嫩竹浆40斤，所造纸坚固不易扯破，又称“绵纸”“皮纸”，其法较竹纸简单。竹纸产量大，洁白，轻薄。四川也是产竹子多的地区，为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明人谢肇淛说：“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也。”[86]由此可见，四川造纸业在全国仍有一定地位。(www.xing528.com)
明代四川的刻书印刷业仍以雕版印刷为主，虽然东南沿海地区多有木泥、铅、铜等活字试印书籍，但四川还未见有关活字印书的记载。据有关专家调查与研究，明代刻书，一人一天刻字数235字（楷体0.65厘米见方），刻一部12万字的书，要500个工作日[87]。
四川印刷业虽不及江浙，但仍然出版了许多书籍。据记载，蜀献王好文学，“招致天下名刻书佣集成都”，是故“蜀多巧匠”[88]。蜀王府刻刊了《史通》《蜀鉴》《蜀汉本末》等一大批文化典籍，此外，明代四川还刻印出版了一大批四川地方志书（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但比之于中原和东南省区差距仍然较大。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一书，洋洋45万言，只有两处片言只语说到四川。所列举全国藏书家800余人，四川只有杨升庵一人；所列举的“杰出出版家”共180人，没有一个是四川人[89]。这说明，虽然明代四川的造纸、印刷业居于全国的中上游地位，但其本来历史面目均未获得明清及以后的学者真正了解和记载。
图9-19 望江公园内薛涛井
值得提及的是，在唐代享誉全国的以“薛涛笺”为代表的“蜀笺”，在明夏时期和明代虽然继续生产，但已日趋衰落。据记载，明玉珍在蜀时，“有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之”，明玉珍听说后，遂“建捣锦亭于浣花，置笺局，俾子良领其事”[90]。到了明代，“蜀王府”又在万里桥西锦江之上作亭造笺，“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进御，余不尽，以上巳造也”[91]。“薛涛笺”原来有十多个花纹品种，在明代跌落得只有蜀藩一家勉强可造；而其所生产的又仅为单一的纯白品种。这种纯白的笺，“清莹光细，长于五六尺，宽仅二三尺，亦无诸花纹，远让古昔多矣”[92]。由于“蜀薛涛笺”具有“着墨即干”的特点，加之生产量少，因此明人叹息“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耶”[93]。
图9-20 明天启刻本《蜀事纪略》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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