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唐宋两朝时为全国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印刷业、私人刻书业的发祥地之一。南宋末年，宋蒙之间的长期战争，四川成为抗元战争的最后据点，兵燹耗减了人口，硝烟焚卷了文风。元朝在四川几十年的短暂统治，重于军事统治，而疏于经济发展，更忽视文化的培育。前代造纸和印刷业的经济基础、人才、设备等根基消去，仅有的遗民与外省来的移民未能传承前代的传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四川造纸仍沿袭宋代人办法，以旧布、乱麻为之。虽然元人王祯已经在延祐年间发明了木刻活字，但这时的四川，仍然是沿用宋代人的雕版印刷书籍。因此，有元一代四川的印刷较精美一点的书籍，仍然保存着白麻纸质、左右双边、白口、颜字体的“蜀本”风格。例如，“世为成都巨族”的费著即喜好刻书，他所刻有的大字本《资治通鉴》，世称“龙爪本”[81]，仍旧保持着宋代木板印刷的遗风。元末以后，成都刻书业开始衰落。
而此时的江浙福建等地，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加之文气保存较为浓厚，致使造纸业和印刷业得以迅速发展。竹子成为江南各地造纸的主要原料；活字印刷新技术发明后，进一步促进了印刷业在江南的传播和试行。安徽、江浙的竹纸轻细，商人运贩四川，蜀人喜爱，其价“每视川笺价几三倍”[82]。江南造纸的发达，印刷术的进步，所刻印之书众多而广销天下。有元一代的刻书印刷业中心是福建的建阳和浙江的杭州，四川明显地落后了。田建平先生著《元代出版史》书中列数元代印刷业中的私刻、家刻和书坊堂号200余家，没有一家属于四川；元代127名藏书家，四川没有一名；元代收藏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74名，四川没有一名，由此足见元代四川印刷业远远落后于江南[83]。(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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