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时期长，经济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的长足发展，为矿冶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采金
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载，明代全国产金之区有百余处，但“金多出西南”省区，如云南的金沙江，湖广的沅陵、溆浦，“川北潼川等州邑……皆于江沙水中，淘沃取金”。金沙江沿岸，四川州县也产沙金。
明代金矿，从山石中采得，大者名马蹄金，次等名橄榄金，小者名瓜子金；从水沙中淘取的，大者名狗头金，小者名麸金、糠金；从平地掘井取得的，大者名斗粒金，小者为面沙金。金矿采集中，马蹄金、狗头金很难获得，千百中难有一二。淘金者称大金块为“金母”。四川产麸金为多。细小金粒，均要入冶煎炼，初出色浅黄，再炼而后转赤色。
明代朝廷向四川课派进贡金，至正德元年（1506）进贡金4000两[17]，嘉靖三十六年（1557）采办主事张芹、锦衣卫千户张钺先后收取全国各矿的金，四川700两、山东852两、云南400两[18]，由此可见，四川在明代采炼金矿比之于元代发达。
（二）采银
《天工开物》载，四川密勒山的银矿，与湖广辰州、贵州铜仁、河南宜阳赵保山、嵩县槽山、甘肃大黄山等银矿齐名。密勒山属会川（今会理）卫。正统十年（1445），会川前所舍人陈武奏报：“指挥李淳朋联合豪势，聚集军团，夷獠1000余人，于密勒山银场挖开官洞，取矿煎银，和立和主事、行事、掌事并千百长名色，持兵放铳，啸聚山林，渐成耗叛。”[19]此条史料说明：一是密勒山银矿早已开采；二是该矿属官营，不准私人开采；三是明中期地方卫所驻军腐败，军官勾结地方豪强占矿私冶，掠夺国有矿产资源，甚至成为武装盗匪集团。此奏后，政府重办密勒山银矿。天顺四年（1460），朝廷派员入川办银课，密勒山银场征收13517两[20]。嘉靖三十六年（1557），采办主事张芹、锦衣卫千户张钺一年之间在四川搜刮银课11200两[21]。金、银矿为贵重金属，国家垄断，其经营在于国需而不在于民用，故其采冶也就不需要十分发达，因此便形成了采闭不时的状况。以密勒山银矿而论，在成化、弘治、嘉靖三朝都曾有过封禁的记载[22]。
（三）采铜
铜矿，一为民用，一为铸钱。矿冶场所也较金银矿场数量多，分布较为普遍。其经营形式有官营，也有民营。四川铜矿，主要产于中江、洪雅、梁山、宁番、乌撒和东川（此二地今属云南）等地。据嘉靖《洪雅县志》卷3记载，采铜矿十分辛苦，一般是洞口仅容人匍匐而进，拖筐而出。洞浅者百余步，深者四五里。油灯照明，镐锹凿矿，竹木筐运矿。一工日采可得铜五六斤。冶铜较难，工序多，以柴炭初烧六日六夜，后入大旋风炉中三日三夜锻炼方见铜，曰“生烹”，重烧者曰“烧窖”；击碎后再烧炼七日七夜，谓“成釽（音嘲）”；而后以柴炭烧八日八夜，再入大旋风炉烧炼两日两夜，方见生铜。大约30斤铜矿可炼得生铜一斤。将生铜击碎，入大旋风炉，掺入铅添料而熔炼，汁流沙盘即可造成铜砖。熟铜再熔可造器具，可造钱。
明代北京设宝源局，各省设宝泉局。四川宝泉局有炉10座，每岁造钱583.2万文[23]。据记载，造小钱1.6万文，需备铜100斤，黑铅25斤，番银约4斤；造大钱，只能造1万文[24]。仅以大钱计，四川每年造钱用铜58320斤，铅14580斤，所挖铜矿达174963斤。社会生活中铜的使用量或许更多。由此可见四川铜矿的采挖和冶炼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较大的产量。
明代地方宝泉局造钱，时开时禁。不过，四川宝泉局在嘉靖时停过一段时间后，至明末与秦、楚、滇等四省一直造钱。天启年间，湖广荆州开局鼓铸，御史吴之仁建言：“今夫铜产于蜀……买铜于蜀，而商人贩铜者，以五分为四分赴该司上纳，照时估领价，其余给票听以货卖。”[25]由于铜价日昂，私采私炼之风日炽。万历年间，“云南、川陕各有铜矿，非奸商专擅，则土人窃取”[26]。
（四）采铁(www.xing528.com)
铁的需求量在金属中为最大，民间生产工具、建构器材、国家兵器均需大量的铁。明朝洪武年间，全国课18475026斤，其中四川为468089斤，约占全国2.5%[27]。洪武十八年（1385），以“民生甫定”，“采炼病民”，罢各布政司铁冶。由于罢铁影响兵器制造，在工部力谏下先后复设。洪武末年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二”[28]。
洪武年间，设四川蒲江新市铁冶，永乐二十年（1422）又置龙州铁冶。倘若照“三十分取二”税课推算，明初期四川产铁有六七百万斤。明中期，由于民营铁业发展，产量更多。射洪、盐亭等县也产大量的铁。正统三年（1438），四川布政司奏称：“本司杂造局造兵器以千万计，成都等卫所取给铁、硃、漆等料数十万，较洪武旧制增数倍。”[29]这“增数倍”，其主要来源是民营铁冶业发展带来的繁荣。铁冶不仅使兵器增加，而且使四川的铁农具亦有质量的提高和种类的增加。
图9-5 明代冶炼生熟铁图（采自《天工开物》）
铁有生铁和熟铁之分。铁矿与炭相间入窑高温熔炼，矿液流出入模为生铁。生铁也可铸造器物。“复以生铁再三销拍，为熟铁。以生熟相杂和，用作器械锋刃者，为钢铁也。”[30]万历《大明会典》载，嘉靖万历年间，四川布政司向朝廷供土贡中有熟铁20505斤1两折银缴纳，余下熟铁本色，“俱送南京丁库交纳”[31]。
（五）采煤
明代，人们对煤炭的性质和用途有了进一步了解。李时珍说：“昔人不用，故识之者少，今则人以代薪炊爨，锻炼铁石，大为民利。”[32]四川采煤也发展起来，并且代柴薪以为民用。嘉靖《马湖府志》记载一个故事：过去，人们炊饭煮羹皆用柴薪，家家户户日月相继砍伐柴山草木，柴草生长不继，于是人们逐渐用煤。锻炼铁石用煤，炊煮用煤，煤价腾贵，百姓生活遇到了困难。在这种境况下，“郡守唐公以为民忧。曰：煤可以行。于是乃遣人访求之。嘉靖乙酉（1525）三月报新滩有煤者，遂命驾往，登山设祭，以畚锸穴，其地煤脉甚盛，公大喜。是岁五月，又于老鸦山黄皮溪亦得煤矿，如新滩溪者，下令听民自取。又制炉灶之式于府城东西门外，使民法之。自是煤火盛行，无复有难薪之患矣”[33]。此故事说明，明代四川采煤，政府多许民营；政府倡导煤作新燃料以为民便；在煤矿产区，人们皆普遍使用了煤炭。“畚锸穴，其地煤脉甚盛”，这是明代煤矿井的写照。当时，煤炭始行，挖采之煤均较浅，“土人皆凿山为穴，横入十余丈取之”[34]。挖地三尺见煤，易采易运；横入十余丈，难掘或煤脉断，即弃之，再另寻他处矿脉。这是民间采煤的普遍现象。
（六）天然气与石油
四川的天然气资源丰富，而且开发与利用早。“蜀中盐井，始于李冰”。蜀人在凿盐井时发现了天然气，古代称之火井。明人谈迁《枣林杂俎》载：“临邛县火井，夜时光映上照。民欲取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尽也。”[35]可见天然气火力强，比柴薪煮盐省而功效好。
明人杨慎《升庵外集》卷4载：“火井在蜀之临邛，今嘉定、犍为有之。其泉皆油，热之燃，人取为灯烛。正德中方出。古人博物亦未及此也。”杨升庵将火井和石油井混为一事，以为井底是油，井口为其气。火井汉代已有，而石油被人们发现在宋代，四川人发现石油，使用石油，可能如杨升庵说，在明正德年间之后。四川的石油发现和石油井凿成，也是开盐井的附产物。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6载：“国朝正德末年，嘉州开盐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则焰弥甚，扑之以灰则灭。作硫黄气，土人呼之为黄油，亦曰硫黄油。近复开出数井，官司主之。此是石油，但出于井耳。”明人郑仲夔对嘉定州的盐井、火井、油井三者的特点与发现关系也作了记述，他说：“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产盐。须掘至数十丈乃见水，汲水起煮，即成白盐。或有穿得油井者，其水黑色，有气若臭，用以点灯，光亮无比。凡油畏风雨，惟此油当风雨更明。又有火井……置釜其上，可以烹饪，亦有就此井煮盐者。”四川的石油开发与利用，不仅在嘉定州，在眉州、青神、井研、洪雅、犍为等县亦有。那里的人们，“居人用以燃灯，官长夜行则以竹筒贮而燃之。一筒可行数里，价减常油之半，光明无异”[36]。
此外，万历年间朱孟震的《游宦余谈》、张瀚的《松窗梦语》还记录了潼川云台山东5里（今三台县郪江镇）的一处火井[37]。朱孟震说：“火自井出，周围有灶数十。居民各以竹刳其中，引火至灶，锅滚而竹不燃。观者不敢近井，盖井火时一喷，辄及数丈。不用时，以物盖之；用时去盖投火，少许即腾腾焰上至井。”[38]张瀚也说：“土人用竹筒引火煎盐，一井可供十余锅。筒不焦，而所通盐水辍沸，此理之难解者。”[39]自贡《李氏族谱》还以家谱的形式，证实在明代万历中，该李氏先祖李汉应，其产业有“火井坡山田一分，及火井载课一口”，留给后嗣管业。种种资料表明，明代四川的天然气开采和利用十分普遍，也具有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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