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纺织业有较大的变化，除了以丝为原料的传统纺织业外，以棉花为原料的新兴棉纺业进入广大农村、城市与乡镇。
明代四川已经普遍种植棉花。明太祖立国之初即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对于种麻之地，每亩征收八两，种棉花之地每亩征收四两棉花[5]。
四川执行中央的农业政策，遍植棉麻。潼川县“凡广湿坪岭，俱可种棉。秋稼毕时，隙民乃入，男妇夜绩纺登机”[6]；营山县“地僻民淳，其俗近古，男女务耕织，敦尚节义”[7]。古代农业传统，“男耕女织”，而明代棉花的广种，产量丰盈，男子也不得不从事绩纺劳动，这是棉花种植在四川农村产生的新气象。
四川于洪武年间开始了棉花征收，并有棉花折征棉布的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蓬州实征棉花57斤8两[8]。永乐中，营山县该征棉花84斤7两，折棉布21匹，零花1斤5两[9]。以亩征4两计算，蓬州种棉面积230亩，营州种棉340亩。以营山县所折，约4斤棉花（63.3两）折棉布一匹。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政府赏建昌卫军士13040人棉布26080匹，棉花13040斤[10]。三十年（1397），明政府派专人于泸州市棉布往西番易马，凡用布99000余匹，得马1560匹[11]。建昌卫军士，每人2匹布1斤棉花，全部折成棉花共117360斤，这是四川生产的。泸州布57.2匹易马一匹，将其所买布折成棉花396000斤。这近40万斤的棉花为泸州地区（或川南）所产。明代棉花产量，以山东、浙江的亩产较高，“亩得二三百斤”[12]。四川棉花产量较低，直至民国时期也只有百斤上下。以亩产百斤计算，明政府一次所买棉花，泸州地区需用3960亩地种植，足见四川植棉之广。一次够买布99000余匹，也足见棉织业之盛行。
再以合州棉麻、蚕桑种植为例，以表示例如下：
表9-1 合州棉麻、蚕桑统计表
资料来源：万历《合州志》。
上表见，明初每年在合州征收丝2818斤6两，明中期2878斤14两，棉花均为3100余斤。合州丘陵地区，适宜种桑养蚕，棉花数量居多，而麻的种植大大减少。以弘治十六年（1503）征收棉花数为据，亩征四两算，合州有12545亩2分5厘土地种棉，合州田土总面积274835亩9分5厘，种棉土地面积约占5%，基本符合明初种棉政策的规定。
四川全省种棉的情况，可由万历《四川总志》所载资料探讨。列表以示：
表9-2 明代四川征棉情况统计表
万历年间，四川主要征收米、棉花、布匹。弘治年间征收荒丝，而万历年间将荒丝折成米，不征荒丝；米又折征布，这说明社会生活中棉布更有价值，更为需用，也说明织布业比弘治年代发展。(www.xing528.com)
倘若将万历年间所征布匹换算成棉花（一匹布64两棉花），按亩征四两计算，全省种棉地有309714亩，按每亩产100斤皮棉计算，四川全省产棉3000余万斤。棉花加工，比麻加工复杂，麻可以手绩，绩好后织麻布才用机器，而棉花除籽、纺线以手工是完成不了的，需用机械，一家一户难以完成。普遍种植棉花，大量的棉花需要加工，可见四川棉纺业之盛。棉花加工促进了棉纺织业机匠户的产生与增多。嘉靖《洪雅县志》卷1载：“其女工则绩麻、纺棉、缫丝，以为布绢，然甚粗恶。正德以前犹自理机杼者，正德以后皆用机匠矣。”棉花加工，比麻加工技术要求高，棉布比麻布柔软细致，没有较好的搅车、纺车、织布机是难于大量纺织，并织出良好布匹的。这一加工过程，单独农户难于完成。明代棉纺业的发展，不仅使人们普遍穿上棉布衣服，也促进了纺织业从“男耕女织”的农村经济中逐渐独立出来，在社会经济中形成一种新兴的产业。江南地区如此，“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四川亦如此，城镇有专织机匠，农村农闲时男妇皆绩纺登机，生产出自用和政府赏赐军士与供茶马贸易的大量棉布。
明代四川纺织业中，丝织业虽然比不上棉纺织布业发展势头强劲，但较之于往代也并未衰退。明初政策强调蚕桑生产，四川广大农村适宜种桑养蚕。从前面所引明代地方史料载，政府也征收夏税丝。四川丝织业的原料是丰富的。从蚕茧至锦缎，有缫丝与丝织两道大工序，缫丝是丝织的大前提。缫丝，单户农家可进行，而丝织比之于麻织、棉织要困难些，要专业匠户才能织成优良锦缎。专业匠户一般都居住在城市和乡镇。四川丝织业历史悠久，明代已形成许多丝织业中心，如成都、保宁、南充、蓬州、广安、渠县等城市与县邑。章横《图书编》载：“保宁诸县，则家植桑而人饲蚕，其丝绸绫绢，既用以自衣被，而其余以货诸他郡，利云厚矣。”[13]对于平民百姓，丝绸绫绢是奢侈品，明代以前多以麻布为衣，明代中期后普遍以棉布为衣。广大农民植桑养蚕，主要还是向政府缴纳夏税丝、土贡，或者出售以赚食盐灯油等生活必用之补贴钱。四川省出产的丝与丝绸绫绢，除向朝廷、亲王进贡，本省官府贵族享用之外，便是销往外省（以至外国）的商品。王士性《广志绎》卷5载，四川丝织品，“一缣50金，厚数分，织作工致，然不可以衣服，仅充裀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缣，本为一种比一般绸子还要精细的丝织品，可作画题字，作为赠品。所谓“双丝曰缣”，双丝作为一根织线，其织品当然薄弱而细致。如此细的丝织线织薄缣容易，而要织成“厚数分”作为王宫的裀褥用料可就非同一般了。厚而细腻并有花鸟吉祥图案的缣，当然其价亦高，“一缣50金”，庶民百姓是购买不起的。四川能大量生产这类丝织品，表明丝织业的发达和织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图9-2 剥茧
这种缣是蜀锦一个品种，供王府所用。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载，宋代成都锦院织30余种蜀锦，而明代成都的蜀锦“惟蜀藩制之，名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明代四川城乡市场和销外省的锦缎绸绢，多由南充、保宁、蓬州等新兴丝绸中心生产。明穆宗隆庆年间，郭子章在一篇著名的《蚕论》文章中，提供了明代保宁府蚕丝生产的珍贵资料。该文说，当时全国蚕桑生产很不好，唯独浙江的湖州和四川的阆中两地到处“绿阴冉冉”，“女桑（柔嫩的桑条）姨柔，参差墙下”。还说，东南的丝织业以三吴、闽越最多，原料取给于“阆茧”（即阆中府所产的蚕茧）；明代阆茧产量大，质量高，由当地蚕户缫出的“水丝”，“丝细光润”，可以和全国首位的湖丝媲美，运销全国。明嘉靖《保宁府志》也说，府属的巴州、阆中、通江、剑州、南江，从事养蚕、缫丝、织造的人很多，每年夏天，他们把丝运到苍溪出售，再由商人收购，用船载运南下，“土人以是维生，牙行以此射利”。这批优质蚕丝大量供应山西，织造“潞丝”。《潞州府志》也证实，明代后期，“潞绸所需，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此外，吴越人织造的绫绢和福建漳州、泉州一带所产的倭缎原料，有的也来自保宁府。
图9-3 织锦丝毯
1979年，在成都市外西邻近王建墓的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具尸体，尸体及其所穿的一件锦衣均较完整。这件锦衣是采用“落花流水”图案织成的。而“落花流水”织锦，并非明代发明的。早在北宋时代，蜀锦工人就根据唐代诗人的名句“桃花桃花随水流，别有天地非人间”，创造了这种充满乡土气息、颇具诗情画意的织锦。到了明代，创制的这种图案的织锦已不下百种。而成都出土的蜀锦叫“紫红底落花流水锦”，外幅65.5厘米，内幅63厘米。组织结构为五枚经面绣文作地，花纹组织为五枚斜纹。全幅并列六个循环花纹图案。经线密度为每厘米85根，纬线密度为每厘米34根，经线为单线，纬线为肥丝。其结构紧凑，织纹细密，在工艺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图案生动，线条流畅，画面优美，堪称这类锦纹的代表作。此件落花流水锦衣现藏成都市博物馆，为了解明代织锦业的现状和工业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文物实证。
图9-4 明代织锦提花机图（采自《天工开物》）
此外，四川省博物馆还收藏有两幅明代蜀锦残片：一幅是黄地双狮雪花球露锦，是纬三重纹织物。地为经重平，纬浮花，地呈黄色，花纹由蓝、浅绿、黄、赭等色组成。锦面由大小圆镜花纹构成图案，大小圆圈均用雪花纹组成球路，小圆内织团凤，大圆中心是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的双狮戏球适合纹样，中心纹样圈内层之间，饰以卷草云纹，孔隙处普填小圆雪花纹。整个锦面层次丰富，浑然一体。另一幅是变形牡丹蝴蝶锦，系由四色纬线分段换梭织造的纬四重织物，致密、美观、秀丽。缎地，纬浮花，地呈黄色，花纹由蓝、绿、浅红和黄色组成，花叶的轮廓以浅色纬线包边。图案是以变形牡丹和变形卷草花叶四方伸展，互相勾连成蝴蝶纹样，结构严谨，构图优美，线条流畅，色彩鲜明。两幅蜀锦残片表现了较高的构图设色技巧和织造水平。
四川的纺织业在明末战乱中遭到毁灭。明末清初人彭遵泗《蜀碧》中载，明朝时，云南流行一种“通海缎”，“乃西蜀制造”；“蜀织工甲天下，时设织锦坊，供御用”。又说，张献忠的大帅孙可望独留织工十三家，随奔云南。这番议论所揭示的四川纺织工匠逃去云南的事实，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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