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第五卷：粮食及经济作物

四川是我国农业生产繁盛之区。元代、明代的农业随着水利的发展、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品种的增多，产量有所增加。

粮食生产是农业最基本的大项，国民维生所系，官民皆重于此。元明时代的四川粮食生产，平原、丘陵和山地的沟田、冲田、灌溉方便的塝田皆种植水稻。水稻成为这些地区居民的主要粮食。在平原的旱土，丘陵和山地的旱土、山田，主要粮食作物是麦、粟、荞、粱、鹅掌稗、麻等类，基本上是传统的“五谷”^[29]。

水稻种植普遍。由于人们种植经验的积累和品种的培育，元明两代有了许多水稻品种。根据元人郭翼《雪履斋笔记》载，“峨眉县所产谷品甚繁，他处罕闻其名”，经他著录下来的谷品有25种。明天启《成都府志》记载也有多种。列表如下一览。

表8-7　《雪履斋笔记》及《成都府志》所载谷品一览表

明天启《成都府志》记载较为简略，元代四川人种植的谷物品种，一般来讲至几十年后的明代都是会种植的，这就是说粘谷或糯谷的品种均不会少于元代。

此外，旱地作物黍、稷、麦、菽、蜀秫、鹅掌稗，元代种植，明代种的区域更广泛。黍，有白、黑、黄三色。稷，有红、黄、白、黑四种。麦，有小麦、大麦二种。荞，有甜荞、苦荞二种，分夏、秋二熟。菽，即豆，有大豆、小豆、蚕豆（胡豆）、绿豆、弯（豌）豆、巴山豆六种。蜀秫，俗名高粱，有秔、糯二种。糯高粱，多用于食；秔高粱，四川人多用于酿酒，明代四川的高粱白酒已有一定名声和市场。稗，其茎叶似禾，有龙爪稗、鹅掌稗。黍、秫、麦、荞、稗、菽等均为旱地居民的粮食作物。明代四川边区军屯或土司所辖之区，多为丘陵、山区梯土山田旱地，主要种植这些粮食作物。

明万历《四川总志》载，万历六年（1578）全省官民田土共计134829顷67亩2分4厘。以此为据，除去三分之一田土栽种桑棉麻，以亩产粮食150斤计，全省产粮食9.46亿斤，当时人口310万，平均每人一年有粮食300余斤。四川实为产粮大省、天府富饶之区。

蔬菜类，瓜、茄、姜、葱、蒜、芋、笋、藕、萝卜、蕨、蒟、荸荠等几十种；灾荒之年“民有菜色”，以菜充饥。蔬菜可出售给乡镇居民，也是一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棉花的种植。元代时棉花种植在东南沿海几省较多，而四川却少，甚至可说没有。明朝开国后，用行政命令规定百姓有田土五亩至十亩者，棉、麻、桑各种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即耕地的15%～30%种经济作物。每亩棉花征收四两，否则罚出棉布一匹^[30]。洪武年间的行政命令，将棉花种植在全国推广开来，四川有69州县种植，产量大大增加，成为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洪武十六年（1383），明朝政府赏赐四川等卫所军士棉花多达36万斤、棉布94万匹。当时，棉花的亩产量低，亩产不达百斤，可见其种植面积的宽广。

据万历《合州志》卷6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征收棉花3104斤7两，按亩征4两计，种棉地达12418亩。据万历《四川总志》载，万历六年（1578）全省征地亩棉花70389斤2钱。地亩棉花包括部分折色棉。又征折色棉布1213匹，将其折算，全省种棉地约达29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符合于朝廷的种棉政策。其面积与产量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31]。棉花种植择土质、气候，培育、收获、加工的工序多，可见明代农艺水平的提高^[32]。

明朝中期，中国老百姓基本上都穿上了棉布衣服；明代以前的庶民百姓的“布衣”，主要是麻布。棉花的推广种植，使苎麻种植面积受到制约、萎缩。而传统的高等衣料丝绸绫锦的原料来源桑蚕仍然兴旺不衰。四川桑蚕丝绸历史悠久，汉代成都就名“锦城”“锦官城”。元代蒙古贵族喜爱绫锦，曾搜刮民间工匠为“系官工匠”，但四川的桑蚕丝织仍然发展。明朝政府提倡农民种植棉花桑麻。棉花生长择气候、土质，不是所有田土皆可种植，而桑、麻在平原、丘陵、山地均可栽种，桑蚕仍是许多州县农村的经济大项之一。元明政府都要向百姓征收丝。洪武二十四年（1391），征合州夏税丝1555斤3两，农桑丝1263斤3两，共计2818斤6两；弘治十六年（1503），共征丝2878斤12两。弘治年间，全省征夏税丝6333斤3两，由此可见种桑养蚕之普遍。元明时代，南充、蓬州、广安、渠县、顺庆、营山以及成都府属州县是栽桑养蚕著名之区。丰富的蚕丝原料，支撑着传统的丝织业发展。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茶树是林木，古代没有林业概念和专项，种茶植树全纳入农事。茶树种植，属农业经济作物。四川茶历代享有盛名。“唐以前茶，惟贵蜀中所产”^[33]。宋代蜀茶亦盛，岁产约3000万斤。宋元战争时期，四川茶林遭到极大的破坏和荒芜。元代恢复不够，政府着力于禁私茶，“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34]。明代政府同样重视，为着“边茶”“茶马贸易”而禁私茶，但同时重视提倡和扶持茶的种植。在川陕主要产茶区有许多专业户，有的经营规模较大。明中期汉中有“所产茶叶，不假种植，随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余，茶从而萌孳焉，民获其利，一家茶园，有三五日历程不遍者”。洪武五年（1372）户部统计，　“四川产巴茶，凡477处，茶2386943株，茶户315户”。官府征收定例：“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征茶二两。”此时，四川平定不久，官府又令“无户茶园，令人薅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岁计得茶万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贮候西番易马”^[35]。明初四川茶林迅速恢复，产量逐渐增加，但终明之世，全国产茶量和四川产茶量均未达到宋代水平。

四川茶业由于气候或采伐皇木等役使民夫，使种茶受到严重影响。永乐十年（1412）十二月什邡县奏报：“县民自永乐五年至十年亏官茶160500斤，乞折输钞。”其原因皇帝也清楚：“此因近岁役民伐木，妨其采办。”^[36]宣德四年（1429）三月，四川安县茶户杜恩聪上诉：“本户旧有茶八万余株，年深枯死，户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给役于官，无力培植，积欠差课7700余斤，郡县责征日急，乞赐减免。”明宣宗朱瞻基闻此言，谕户部尚书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资之，不但为公家之用。今有司以他役苦之，则民不得尽力于此矣。即令四川郡县缓其征茶，户当免傜役者，皆免之”；又告诫征解茶课官员不得“稍增茶课取利”，“岁课比不可增。果虚耗，则当减征课，但当以宽耳”^[37]。

明代北方边事多，也就十分重视“茶马贸易”。洪武年间，皇帝令以陕西汉中茶每年易马三万匹。“其四川松、茂与之茶与陕同。碉门、黎、雅则听商人纳米贸易。”^[38]正统年间，陕西洮州茶马司以“本司额收四川官茶，三年一次易买番马三千匹”^[39]。这部分茶，由保宁一府三县征收运去。嘉靖四十一年（1562）增设茶马司于甘州，仍由保宁茶供给。由于课茶太重，六年后裁州茶马司，但陕西洮州易马，仍由保宁一府三县茶供给。仅此一项可见川北茶之盛。四川产茶区多，主要在川西盆地边缘山区灌县、天全、名山、蒲江以及川南诸州县。

从明代官府征茶数量，可见川茶种植之盛。此将《明实录》中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年间的记载列表示例如下：

表8-8　明初四川茶课地区与数量一览表

表中略见各产茶区和征收茶局简况。

根据明初定例，“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征茶二两”，以此为据折算上表中之官茶斤数，足可探窥所属产茶区之茶株树和应有的茶林面积。四川的茶林普遍，产量高。弘治三年（1490）官府追拖欠茶课，芽茶一斤追银二分；叶茶一斤，追银一分^[40]。市价高于此，可见种茶经济效益大。

四川茶除了保障茶马贸易外，为百姓饮茶消费。正统年间，四川私茶多，以致影响官茶征收，“盖由近年邻近府卫军民兴贩者多，是以产茶处所，竟以细茶货卖，而以粗差纳官”。景泰二年（1451）筠连、高县、珙县所产茶因受灾质量不够好，“不堪易马”，官府命折钞完课，茶自销售。明代成都是四川东西南北茶集聚地，市场上有蒙山茶、峨眉茶、青城茶、夔门春茶，陕西商人来此大宗购买，运去西北。四川茶已享誉四海，顾元庆《茶谱》载：“茶之产于天下矣，剑南有蒙顶石花……邛州有火井思安……其名皆著。品第之，则石花在最上。”

图8-9　今雅安茶园

明代四川种茶，也存在一些地区不景气的现象。茶的种植技术性较强，选种催芽，择土开沟，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疏苗、移栽“三年后，每棵收获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株），计收获一百二十斤”。明代种茶技术方面基本沿袭传统做法，在采摘制作方面有些新方法。茶农辛苦，但在政府“驭番”政策和禁私茶政策控制下，茶农往往难以为生。如明初四川筠连地区所产茶叶，政府只征不调，造成300余万斤损失。成化时，江安县8万余株茶树枯朽，户丁多死亡，积欠茶课7700余斤。还有茶商的敲诈，茶农维生艰难，茶园因之而衰落，影响川茶产量减少，不及宋代水平。

四川农村对桐、漆、蜡树的种植也十分普遍。元代广元路是全国唯一征收漆课的产地^[41]。明代末年，成都杂货市场上，芶、桐油、黄蜡均为抢手货。此三种山货，从此直至民国时期，均为四川远销外省的著名土特产。

四川中药材也是全国著名的土特产。在明代，有“川蜀多药”之谚^[42]。成都药市，名货繁多，川芎、茴香、乌头、何首乌、常山、沙参、当归、葛根、羌活、地黄、麦冬、枸杞、山椒、木瓜等共有115种。其产地著名者，如绵州乌头、江油附子、广元麝香等都盛名远播。中药材的种植，有的是农户专业户，有的是农户的副业，是粮食作物生产上的经济补充。

四川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离不开竹子，家家户户都种竹子，家家户户的生产和生活用具离不开竹子。竹子是架房、编席、织筛和箩筐、箕、簸、箸、扇等的材料，是用品，也是商品。农家种竹历史悠久。宋代四川的竹子已有许多种类。明代成都府属州县的竹，有慈竹、斑竹、白夹竹、策竹、龙竹、筋竹、紫竹、苦竹、甜竹、观音竹、凤尾竹等十余种。种竹是农业生产和农家生活的需要。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载：“桤木、笼竹惟成都最多，江干村畔，蓊蔚可爱。”这应是四川人爱竹习性的写照。户户农舍的竹子林盘（园子），美化了四川农村的生活与生态环境。

图8-10　蜀南竹海人面竹

图8-11　合江尧坝篾席

元明四川农业生产和农村景象，元代人的闻见记述较少，而明代较多。正统四年（1439）泸州同知宋恩宦言：“凡菜、果、麻、苎、木棉之属，但可衣食善生者，督民广种，俾土无旷土。”^[43]嘉靖初年，新都人、大学士杨廷和致仕回乡一路纪行，川北山区，“挑云水于上山兮，烧石田以为耕”；盐亭县一带，“瘠土几塆刚有麦，平林一望更无楸”，“云中石路依山转，涧外畲田趁水斜，刚到富村风景别，竹林松径是一家”；隆山一带，处处“溪田望如井”^[44]。嘉靖时，张翰入蜀见到川东的情景，万县地区的商旅路径，“盘旋山谷中水田村舍之间”^[45]。嘉靖十五年（1536）陆深为四川左布政使，见到成都情景：“雨多风少，故竹树皆修耸”，所谓“乔木如山，亦惟蜀为然”。成都城墙上，芙蓉树不多，“间栽有数株”，成都人家庭院多植楠木，有成行排列者，“楠木材巨而良，其枝叶森秀可玩”。成都也多杨柳树。黎州安抚司小厅内有一株大梨树，高9丈，围9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46]。看来梨树栽培的嫁接技术，已为黎州民族杂居地区人们所掌握。农业技术的传播，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

【注释】

[1]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0页。

[2]永乐《泸州志》卷1。

[3]《明太祖实录》卷181。

[4]《明宣宗实录》卷66。

[5]《明英宗实录》卷30。

[6]《明英宗实录》卷36。

[7]同治《重修成都县志》16。(www.xing528.com)

[8]直至民国时期，政府定田赋，民间买卖田土，佃农佃田土耕种定押租，四川均以此法估算。解放后土改，第一次普遍拉线丈量每块田土。笔者亲自参加了这一工作。

[9]《明神宗实录》卷357。

[10]《明神宗实录》卷45。

[11]《明太祖实录》卷216。

[12]《新元史》卷174《李秉彝传》，嘉庆《四川通志》卷110。

[13]《元史》卷66《河渠志》。

[14]《元史》卷66《河渠志》。

[15]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7《大元敕赐修堰碑》。

[16]今宝瓶口以下分四流。1957年都江堰渠系调整，将外江金马河左岸取水的江安河移入。

[17]正德《四川志》卷20；雍正《四川通志》卷13。

[18]《明史》卷88《河渠志》。

[19]嘉靖《四川总志》；《明史》卷88《河渠志》。

[20]卢翊《灌县治水记》，万历《四川总志》卷27。

[21]明·陈鎏：《铁牛记》。

[22]明·陈文烛：《都江堰记》。

[23]《明史》卷88《河渠志》。

[24]嘉庆《长宁县志》卷17。

[25]周洪漠：《中江重建县厅记》，《全蜀艺文志》卷34。

[26]嘉庆《四川通志》卷110《政绩》。

[27]高光：《新堰记》，同治《嘉定县志》卷44。

[28]光绪《井研县志》卷4。

[29]玉米、甘薯已传入中国，但还未传入四川，参见李映发：《清代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的传播》，《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30]《明史》卷78《食货志》。

[31]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32]参见李映发：《明代的棉花》，《历史知识》1980年第2期。

[3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6引蔡宽夫语。

[34]《元史》卷167《张庭端传》。

[35]《明太祖实录》卷72。

[36]《明太宗实录》卷155。

[37]《明宣宗实录》卷52。

[38]《明太祖实录》卷254。

[39]《明英宗实录》卷113。

[40]《明孝宗实录》卷26。

[41]《元史》卷94《食货志》。

[42]陈全之：《蓬窗日录》卷1。

[43]《明英宗实录》卷60。

[44]刘琳校注本：《全蜀艺文志》卷2、卷16、卷19。

[45]张翰：《松窗梦语》卷2。

[46]陆深：《蜀都杂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