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国伊始，太祖朱元璋即下诏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洪武四年（1371）平定四川，恢复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是地方政权的一项要务。在恢复都江堰灌区水利中，“州县与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计田均输修葺，堰得不坏”[18]。都江堰是四川水利的重大工程，历任地方官均特别重视。元末吉当普主持修建的大铁龟鱼嘴，40年后已被洪水所毁。洪武九年（1376），都江堰属彭州管辖，彭州知州胡子祺主持大修都江堰，将元末明初因战乱而瘫痪的都江堰彻底修复，并规定每岁冬春之会，令得水州县共出所需之人夫和竹木工料。
明代关于水利的法令较多，地方官不重视河防堤堰者，罪成笞50，修而失时者笞30；盗决河防者杖100，决圩陂塘堰者杖80。正统二年（1437）“令有司秋成时修筑堤岸，疏浚陂塘，以便农作，仍具疏缴报，俟考核以凭黜陟”。对于都江堰也曾颁布法令，弘治三年（1490）敕书：“成都府灌县地方旧有都江堰，近年以来，多被官校人等创造碾磨，或私开小渠，决水捕鱼，以至淤塞水利，伤害田禾”，令“各州县卫所，抚民捕盗，管屯等官，相兼管理”，“敢有不遵约束，沮坏水利之人，拿问如律”。
都江堰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成化九年（1473），巡抚都御史夏埙认为，“远人赴役不便，令郫县、灌县就近抽调劳力，备办工料，将二县的杂派科差，均输得水州县”。弘治三年（1490）巡抚都御史丘鼎认为，地方主管官办堰务，繁琐难于善理，朝廷派来的国子生远来暂居，不熟悉堰况渠系，亦难成其事，于是向朝廷建议设置专官管理堰务。朝廷准允，四川按察司添设佥事一员，“专一提督都江堰，并各府州水利”[19]。此外，省布政使司和灌区州县官及朝廷驻川御史均参与都江堰岁修管理。专官专理，地方行政主官协理，朝廷御史督察，形成落实而得力的水利管理新体系。
由于管理体系的加强，有明一代都江堰水利工程得到重大发展。
建文二年（1400），灌县知县胡光大修都江堰。他承袭元代李秉彝、吉当普“宜筑之坚”，采用铁石结构方案的思想与做法，再改竹笼杩槎建造鱼嘴的传统结构，在冲毁的旧址上用石料浆砌，铁锭锚接，再用长1.2丈的铁柱三根插入砌体，以防水冲。构件之间用油灰加固。工程用料铁32200斤，桐油500斤，麻线200斤，木2500根，人工263200个。新鱼嘴长15丈，高1.3丈，前端阔5尺，后段阔1.2丈。
图8-4 都江堰治水六字诀
铁石建造的鱼嘴，几十年后仍被冲毁。于是主张恢复古法派，大肆宣传李冰“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是“万世治水者法”，斥责砌石主张是破坏了前人传统成法，违背了天时地利，加重百姓负担。正德八年（1513），卢翊任四川按察司佥事，主管水利。他认为铁石构件耗资巨大，并不能求得一劳永逸，而竹笼卵石结构就地取材，花费不大，虽易坏，但易修，古今称便。他说，李冰凿离堆，“刻深淘滩、浅作堰六字于石，立万世治水法……唐宋相承，世享其利。元始肆力于堰，无复深淘之意……所谓铁龟铁柱，糜费几千万缗者，曾未几何，辄震荡湮没，茫无可赖。方诸笼石廉省，古今便焉者，孰得比来民受其困，宜坐”[20]。卢翊此论，是元明清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于是，卢翊全部恢复竹笼工程。其工役采用每亩产三石粮，派岁修人夫一名，组织劳力3000人，分为八班，每人八年才服役一次。人夫的妥善解决，保证了都江堰的岁修。由于工作落实，灌区连年丰收。卢翊的水利事务获得了蜀王的支持，每年资助数万竿青竹的竹笼卵石构件。
图8-5 水闸图（采自《三才图会》）
19年后（嘉靖十年），成都水利佥事张彦果为年年岁修给出《修堰新规》，详细地规定了鱼嘴、堰身内外岸、利民台、堰脊减水沟、杩槎等工程的尺寸、用料、工价等事项，使其得以规范化操作。
岷江水四季变化，洪水无情，竹笼杩槎构件“随筑随圮”。又是一个19年后（嘉靖二十九年），采用铁石构筑鱼嘴的方案复出。四川按察司佥事施千祥主管水利，造铁牛鱼嘴。其工程，“乃淘江及底，密植柏桩三百余株，实筑以土，与桩平齐，铺柏木于桩；乃漫石板，石皆长几丈，厚几二尺，后熔铁为锭，以钤联之；乃铸铁板为底，作牛模其上……分据大炉十一座，鼓鞲于牛模旁。施筑土台之上，化铁而泻于槽，以注于模内。更用大锅五十余口，陆续熔铁添浇，以满乎模，凡用铁六万七千斤而二牛成，屹然堰口中流，以当二江汹涌之势。复立铁桩三株于牛之下流，以固鱼嘴之石”。此二铁牛，一昼夜浇成，“各长丈余，首合尾分，如人字状，以其锐迎水之冲，高与堰嘴等”。铁牛身上铸有铭文：“问堰口，准牛首；问堰底，寻牛趾；堰堤广狭顺牛尾，水没角端诸堰丰，须称高低修减水。”[21]铁牛不仅抗湍流护鱼嘴，还是量水、修堰的标尺。万历三年（1575）岷江大洪水，冲毁堰堤，巡按御史郭庄、水利佥事杜诗悉心区划，“令寻牛趾而浚之。自堰之下，如仙女、三泊洞、宝瓶口、五陡口、虎斗诸崖间植三十铁柱，每柱长丈余，共用铁三万余斤。又树拄以石，护岸以堤。水遇则力分，而安流则堰固”[22]。这铁牛鱼嘴遗迹，至明末（1642）“至今于湮久矣”。万历三年治理都江堰，还在飞沙堰对岸凤栖窝处的江底埋一根卧铁，上铸“永镇普济”四个大字，作为以后每年岁修淘挖河床沙石深度的标尺。此卧铁沿用至今。
图8-6 都江堰分水杩槎(www.xing528.com)
图8-7 都江堰堵江石笼
明朝对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的维修、创新和管理，远胜于往代。对于灌区各堰口（支渠）的修建也有较大的发展。其灌区包括郫、灌、温江、崇宁、双流、崇庆、彭县、新都、新津、眉州、彭山等10余州县。明代270余年间，各州县的堰渠数均有所增加。据正德《四川志·水利》和天启《成都府志·水利》所记列表如下。
表8-6 明代都江堰灌区堰渠统计表
说明：天启《成都府志·水利》有的县只记其数，未记堰名。
上表所示，天启年间，都江堰灌区有堰渠520处，比之于正德，100年间增加堰渠60处。实际上，远不止此数。眉州、彭山县水利，是源头在新津县的通济堰，应属都江堰灌区，当时统计多为成都府州县，故未列入上表。通济堰是创建于东汉的古堰，从新津源头以下分十二渠流经彭山、眉州两县境，灌溉农田。永乐初年，眉州知州胡彦祥修复蟇颐堰。明宣德七年（1432），通济堰岸被水冲坏，不能引水灌田，田土多荒，农民逃徙，州县官按洪武、永乐年间修都江堰的摊费派役办法进行大修，溉田25000余亩。正统七年（1442），此堰又被冲坏，地方官又发民夫督修。通济堰是跨县水利工程，其维修护理须三县自行协商解决，解决问题虽然有难度，但求民安、征田赋是州县官共同的政绩所在，所以，通济堰或大或小总一直在溉田兴利。
明代四川水利，除有都江堰灌溉之利的成都平原外，其他丘陵、山地区域的州县水利也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发展。明初，朝廷派遣“国子监生及人才分诸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凡陂塘湖堰可潴蓄以备旱，宣泄以防霖涝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据统计全国共修复新建塘堰40987处[23]。四川的州县官执行朝廷政策，收到一定成效。洪武年间，汉源县青木林引泉为堰。宣德时，朱思通任长宁县令，“每岁二月，亲赴诸溪，率民修堤堰以灌溉”[24]。正统年间，胡叔宝任中江县令，“邑素无陂塘堤堰”，他率民一同凿筑，该县“灌溉堤防，咸有其备”；在凯江上游设筒车堰48处[25]。成化年间，乐山县的圣水堰修成，长约7里，溉田500亩。璧山知县张本“掘觅井泉，民赖以济”。明代乐山，有永丰堰和牛特堰，均引青衣江水，前者穿山为洞，引水长30余里，溉田6000亩；后者长30里，溉田2000余亩。正德年间，据正德《四川总志》载，28县已有956处渠堰。此后，嘉靖年间，井研知县杜如桂在丘陵区大倡修塘以蓄水，在小溪建临时性草土堰拦河蓄水。绵竹县官渠堰、青神县鸿化堰相继发挥效益。峨眉县，万历年间有知县王鸣凤兴建千金堤，以兴水利，继任知县完成其工程，凿山引水，蓄泻有法，溉田数万顷[26]。夹江县，重修龙兴堰，凿大渠，溉田万余亩。富顺县，修建朱家堰，溉田百余亩。汉源县，有指挥郝宝兴倡修三股堰，引河水溉田8顷。新明县（今江油县），有本乡举人主持兴修的姚济堰。嘉靖年间，井研县有塘450座，堰11道。综观州县的大塘小堰，明代有了显著发展。
图8-8 水塘图（采自《三才图会》）
州县堰渠塘堤水利，大工程必请地方官做主，并立兴建、维修经费分担和管理分水溉田的规章。嘉靖四十五年（1566），峨眉大旱，百姓拟修一座堰，因工程规模较大，请求县府主持，知县熊兆祥出面主持，“遂立堰长二人，计旱所田，编夫十，以一人领率之，百以上，一长督之”，亲赴现场，踏勘调度，力众功速，竣工后百姓“咸名曰熊公堰”[27]。井研县以“量田之多寡，为泄水之久暂”为依据，订出摊水费与受水益的则例[28]。小塘小堰，多由民间协调自理。
筑堤堰陂塘，讲地理，需资金，要人工，多是集体行为，而广大农村个体农户，尤其是丘陵地区，多采用龙骨车、筒车等解决农田用水问题。嘉靖《洪雅县志》卷12载：“灌田则多者以桔槔，以筒车，田少者以戽斗。”此地民众还利用水力加工大米，“乡村多水碾，多水碓”。洪雅浅丘地，却呈现出水乡景象。
明代四川水利，州县政权支持着发展。堤堰多分布在平原、浅丘、河谷地带；山间导涧引泉灌溉的设置也增多，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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