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川荒地多。元朝时四川已是地广人稀[2]，再经元末战乱，“民靡于遗，荒地复增”。四川荒地多，毗邻省州县民涌入四川占地垦荒，其入蜀者，以湖广人为多。移民入川开发，明氏大夏政权垮台后官兵垦地务农，明朝平定四川后军队屯田，抛荒田土逐渐复耕。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田土11万顷，元代耕地基本复耕。
明初耕地复耕或新垦都是缓慢的。洪武二十年（1387）德阳知县奏：“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成都故有数万顷，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3]
宣德五年（1430），大昌县令徐子善奏：“洪武四年开设县治，初有民四百户，后因充军、死、徙，止余一百户，并入大宁县。永乐初仍复大昌县……不满一百户，遂折丁多之家补之。比年只有五十五户，内多单丁……田多荒芜，税粮失额”，知县请求“发徙流人连家属补为民”[4]。
农田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居民鲜少，劳力不足。为解决此问题，除湖广、陕西邻境百姓自发移民之外，就是政府有目的有组织地迁徙罪囚徙流者，连家属前往填充耕垦。
此问题至明中期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正统二年（1437）四川布政司奏：“重庆府武隆县民逃移徙死亡，乡落空虚，乞补编户，以承租税。”户部对此议定，以四川、湖广问罪囚应徙流迁徙者，连家属迁往为民，“拨田耕种”[5]。同年重庆府奏：“所属南川县人民稀少，田地158顷有奇……仍请命本布政司，今后民犯徙罪者，连家属迁发南川县，附籍拨田，耕种纳税。”[6]明初“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这人数毕竟有限，而四川田土抛荒太多，人少赋重，明中期四川许多流民逃往边区老林，内地又发生多次农民起义战争，人口增长与田野开辟受到严重的制约，但一直还是缓慢地发展着。嘉靖年间，杨慎说：“经元师之惨，民靡孑遗，积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7]
表8-3 明代四川人口、土地一览表
图8-1 嘉靖《四川总志》卷8书影
上表中数字，据万历《大明会典》和万历《四川总志》记载。其田土面积统计，明初朝廷规定应绘制《鱼鳞图册》描出每块田土形状、四邻田土所属，填上亩数，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此规定的执行全国并不一致。四川平定较晚，人少荒地多；移民来往，社会秩序也较混乱，难于做确切的人口统计和田土的实际丈量，所以史籍中未见四川有《鱼鳞图册》的记载。《明太祖实录》卷174载：“洪武五年六月，遣使度四川田，以蜀始平故也。”这使臣到四川如何具体实施“度田”，未有记载。在刚平定的四川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实行弓尺丈量，编制土地册的。当时度田的目的，主要是定下这块新入明朝版图地方的赋额。这田赋的定数，大约有三种办法，一是依据旧额的亩数而定新赋额；二是依田土多年产量定赋额，折算亩数；三是以用种子量折算产量，定赋额，折算亩数。田土肥瘠等级，农民自报，基层组织（里甲、村社）认定。个别地方，也偶有地方官踏勘查实。四川田土，平坝、河谷、山地、丘陵，形状不一，有的路径崎岖，陡斜偏远，以种估产，以产折亩，而定赋额，是历史上四川的一贯做法[8]。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改革，下令全国清丈土地，四川大概也如此实施。清丈土地，实际是清理那些被豪强猾吏隐匿而不报的土地。只要报出隐匿能产多少石（或播多少斗、石的种子）的田土，就折算出清丈出了多少田土亩数。
明代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弘治、嘉靖年间，四川土地比之于洪武末年不仅未增，反倒失额近万亩；万历六年（1578）清丈，清理出三万亩，这些就是被豪强猾吏兼并隐匿的田土。这次清丈是否完全彻底，姑且不论，但万历六年的田亩数作为明代四川耕地面积确定数应是可信的。
明代四川耕地开辟，比之于往代，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川东耕地面积扩大。见下表：(www.xing528.com)
表8-4 明代川东耕地面积统计表
资料来源：正德《四川志》。
上表所示，四川东南西北农业耕地状况，共104992顷，川东耕地最多，川南第二，川西第三，川北第四；以府而论，重庆府的耕地超过了成都府。成都府，川西平原，历代是农业最发达的地方，而明代却发生了如此变化，这是大夏政权时“徙楚实蜀”政策和明初大量湖广人迁蜀开发的结果。湖广人大多溯江而上，所以也促进了川南泸州、叙州、嘉定等地的开发，田亩数迅速增加。这是明代四川农业生产的一个特点。
川东、川南耕地面积超过川西，但由于土质、水利、作物品种、耕作技术等因素，亩产量并不如川西，成都平原仍是富庶的粮仓。
明代四川边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耕地开发与增加，也是引人注意的现象。这些地区的耕地扩大，一是百姓开发，一是军屯垦殖。流民逋逃入川北老林、川西偏远地区刀耕火种之地无法统计。改土归流，平定叛乱，实施编户征赋的土地能统计上报。万历二十九年（1601）户部奏播州善后事宜二款，一是丈田粮，二是限田制，所言：“今既改流，自当纯依汉法……查克平九丝，丈量田地，分别上、中、下三等，每亩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仿之以清播田，定为等则，务均平，二年之后起科。”当时，“播土旧民仅存者什之一二，遗弃田土往往冒认影占”。政府除了给旧民每人田30亩外，遗弃之田和没官之田，“许三省之民占籍授田”[9]。播州地区，今属贵州遵义市。九丝城（寨）在今兴文县，原都掌蛮据点之一。万历元年（1573）平定都掌蛮后，“清出原占民田给主三万六千八百余亩，丈出蛮田并地一十四万八千余亩，拨给州县军民领种”[10]。
明代对四川西南边疆的开发比之元朝有较大拓展，其开发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屯。“以屯养军”，是明代军卫制度的一大特点，朱元璋说，朕养兵百万，不用老百姓一粒粮食。四川军屯，成都六卫（六分屯田，四分守城），但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据嘉庆《四川通志》卷92载，明初蓝玉率军平定元朝残余势力月鲁帖木儿叛乱，设五卫八所，留官兵59000人驻守，大约分布在安宁河谷、越嶲河两岸、金沙江北岸、大渡河南岸。明代卫所制度，边区卫所兵士，“八分屯田，二分守御”。几万军士的驻守与屯田，开发了四川民族地区农业经济，也维护了四川入云南的古老交通线的畅通与繁荣。洪武二十年（1387），“今建昌卫附近田土先尽军人，次与小旗、老旗、百户、千户、指挥，屯种自给。其新立苏州、挡兴、会川、涪州等卫，一体摽拨”[11]。明代四川屯田，人力足，畜力亦足。据屯田清吏司统计，四川屯田的畜力比之于各省也是居前列的。详见下表：
表8-5 屯田畜力统计比较表
资料来源：万历《大明会典》卷201。
劳力多，畜力足，保障了田土的开辟。政府如此分拨军屯力量，也说明对那一地区开发的重视。明代四川军屯田额约为659500余亩。明代在四川边区驻军还有松潘军民指挥使司、威州千户所、叠溪千户所、大渡河千户所、雅州千户所、赤水卫、宁番卫、越嶲卫、德昌千户所、乌撒卫、黔江千户所、达县千户所、青州千户所等20余处军屯，这些驻兵的屯戍，带去了内地汉人的农耕文化，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变化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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