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四川人口增长情况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川编户215719，口1466778。弘治四年（1491），户253803，口2598460。洪武以来四川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5.5‰。万历六年（1578），户262694，口3102073。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此，四川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0‰。这样的人口增长率，超过和接近明代（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崇祯三年，即1391～1630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4.1‰的一般水平。这说明自洪武以来，四川人口在明代中后期一直处于持续增长之中。

（一）明代中后期四川人口的增长态势

《明史·食货志》载，明代“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具体说来，大约洪武时极盛，天顺时最低，成化、弘治略有上升，正德以后，复又下降。也就是说，在四川，除正德时下降外，其余期间人口均处于缓慢的增长的状态。具体数字详见下表：

表6-5　明代四川人口统计表

续表

由于无法重建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四川分府人口，州县户口已无法详考，但部分地方志中还保留了若干零星材料，经过整理之后，仍旧可以发现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兹取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数字列表如下：

表6-6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四川人口统计表

上述八例，户口多者3万有余，少者不过五六百，此外则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因而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富顺，它的数字太高。洪武二十四年（1391），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户为232854，口1567654。然而《富顺县志》称该县同期有户10296，口95257。表中所列系隆庆四年（1570）的数字，它的户数已占了万历初年全省户数的九分之一，但每户又只有两口，而且从洪武到隆庆，户数增加两倍，口数反而下降，这三个方面都明显地超出了常规。当时叙州府领10县，珙县、筠连、兴文等地多属少数民族聚居区，富顺位置适中，且有井盐，经济比较发达，户口高于其他县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些数字本身所暴露出来的矛盾，确乎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不能不产生怀疑。熊过《吴方泉墓志铭》称：“吴初自孝感来者曰判官必秀，故元时判泸州，卒，遂葬焉。子海蟾溯江自泸徙宜宾。子潮鉴籍为盐官丁口，煮盐贡井，因往来家焉。贡井隶荣而畛于富顺，于是吴氏占三籍矣。”^[156]一家而占三籍，必定有实有虚，然而富顺的数字究竟包含了多少不实之处，只凭这一点线索，还是很难深入推敲下去。

第二种类型是井研、什邡、营山、洪雅，它们的问题主要是户数太低。万历时，四川总户数为252694，按全省111县计算，每县平均户数为2276.52，井研等4县并非边远地区，而户数仅占平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这同样是违反常规的。究其原因，实乃合户的结果。四川民间数姓合为一家的情况，早在明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嘉靖时，中江人王惟贤自述王氏祖籍原为公安斗湖，洪武初，其祖安富携二子兴贵、兴秀与姨丈罗敬仁、李必文及李之婿刘某，“同移家入蜀，抵中江黄柏坡”，遂“四姓合籍为安镇乡一甲户”^[157]。

众所周知，地域性社会结合是会对明初移民的运动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又必须看到，同一地域的居民，又往往因其比较接近而互通婚姻，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地域性与血缘性的双重结合。单纯的地域性，导致由甲地共同向乙地转移，从而出现乙地若干人户都来源于同一地域的现象；如果再增加一层血缘关系，那么，为了克服资金缺乏和劳力不足的困难，也为了减轻粮差的负担，他们在乙地定居的时候同样会很自然地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所谓合户，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即男子入赘女家，继承女方财产，“谓之承户婿，亦云养老婿，故版籍中一户有至四、五姓者”^[158]。因此，正统三年（1438）明王朝下令四川：“取勘各府州县人户，有三姓、五姓、十姓合为一户者，俱各另为一户，应当粮差，不许合户附籍。”^[159]但民间相沿成习，禁而不止，所以州县户数，严重失实；如果求其原状，即使按照“五合一”计算，井研的524户也应校正为2620户。这个数字不过略高于全省的平均数，恐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三种类型是江津、内江、云阳，它们户数偏低，亦不例外。惟其如此，所以很多州县的户口比例极不相称。详见下表：

表6-7　明代四川州县人口统计表

表中所列，每户平均少者10口，多者高达21口，由此看来，合户问题对四川户口实况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

明制规定：“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毕以其业著籍。”^[160]可见户是根据职业来分类的。例如洪雅总户数668，其中又分为民（293户）、军（133户）、灶（83户）、匠（20户）、校尉力士（6户）、水马驿站（36户）、防夫（71户）、鱼（7户）、弓兵皂隶（8户）、僧（11户）等10类。江津4863户中，又分为民（2724户）、军（1544户）、匠（43户）、校尉力士（8户）、水马驿夫（320户）、红马船夫（153户）、医（13户）、兽医（1户）、捕猎（1户）、铺兵（53户）等^[161]。户类因地而异。民是农业人口，匠、灶是手工业者，其他各类与农业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此外，弓兵用于捕盗，校尉力士供役于各地王府。明代驿传在州县者称为水马船夫应役。红船则主要用于运送充军囚犯。户类反映了明代人口的社会构成状况。但是，区分户类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促进生产，而是服务于赋役制度的推行，因此很多类别都是通过行政的强制手段来确定的。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赋役制度的变革和军卫、工匠制度的瓦解，有些户类也就名存实亡了。

（二）明代中后期四川人口增长的原因

洪武初年的大移民，虽然使自宋末元代以来人口稀疏的四川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到，相对于四川广袤的土地来说，这一成效毕竟是有限的。据估计^[162]，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川耕地总数约在24万顷左右，折今23万顷，比元代增加了4万顷。较之于宋代四川60万顷的耕地数，仍留下了亟待开垦的空间。这样，继洪武之后，四川再度成为接受各类移民的重点地区。

据四川的方志族谱记载，从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直至明末，均有大批外省移民家族陆续迁入四川居住。

马楚坚依据方志族谱提供了明中叶（正统至万历）迁川的家族18例，原籍为湖广者15例，占总数18例的83%；其余3例，分别来自广东、河南、安徽，占总数的17%。在15例湖广籍中，明确为楚籍的有8例，约占湖广籍的53%；明确为麻城、孝感乡的有7例，约占湖广籍的47%。此外，马楚坚还提供了明季迁川家族28例，原籍为湖广者26例，占总数28例的93%；其余2例来自山东^[163]。

《巴蜀移民史》依据方志族谱对明永乐至明后期迁入四川的移民家族作了详尽的统计，共提供了438支移民家族的实例。这些移民家族分别来源于湖广、江西、浙江、安徽、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云南、贵州等十多个省区，说明明中后期人口自由流动所涉及的区域十分广泛。据统计，原籍为两湖地区的有247族，约占移民家族总数438例的56.39%；原籍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中，江西有73例，江南（江苏、安徽）有15例，浙江有7例，共计95例，约占总数的21.69%；原籍为北方地区的移民中，陕西有14例，河南、河北有14例，山西、山东25例，共计53例，约占总数的12.10%；原籍为贵州、云南的有12例，约占总数的2.74%；原籍为广东、福建的有4例，约占总数的0.92%；原籍不详的27例，约占总数的6.16%。详见下表：

表6-8　明中后期迁川移民原籍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巴蜀移民史》统计数改制，略有更正。

上表表明，明代中后期外省移民迁川的形势与洪武大移民相似，即仍以湖广地区为移民人口的主要迁出地。在以上两组不同口径的统计资料中，前者表明，在明中期和后期，来自湖广地区的移民比例分别占83%和93%。后者表明，在明代中后期，来自湖广地区的移民比例约占56%，也就是说，在明代中后期，原籍为湖广的移民仍占移民总数的一半多。所不同的是，在明代中后期的移民人口输出地中，新增加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云、贵等省区。

【注释】

[1]《元史》卷10《世祖纪》。

[2]《元史》卷11《世祖纪》。

[3]《元史》卷12《世祖纪》。

[4]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元丰、绍兴、淳熙户口条》载，淳熙二年（1175）四川共有户264万余，口751万余。另，嘉定十六年（1223）四川总户数为259万余。故将260万作为概数。

[5]由于宋代四川户口数中包括了元代兴元路的人口数，故在比较宋、元四川人口时，应把元代陕西兴元路的户数加入四川省计算。据《元史·地理志》载，兴元路1290年有户2149。以此推算元代四川人口下降比例应为：［260-（12+0.2149）］÷260=95%。

[6]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7]见［美］舒尔曼·H.F.：《元朝的经济结构》，哈佛燕京学社，1956年，剑桥。转引自［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之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8]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4。

[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0《史氏程夫人墓志铭》。

[10]《昭忠录·陈寅》。

[11]《昭忠录·刘锐》。

[12]《昭忠录·范辰孙》。

[13]袁桷：《清容集》卷34《史母程氏传》。

[14]见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15]吴泳：《鹤林集》卷24《知宁国府丐祠状》。

[16]《元史》卷155《汪惟正传》。

[17]阳枋：《字溪集》卷12《纪年录》。

[18]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

[19]蒲道源：《闲居丛稿》卷14《教授陈先生传》。

[20]蒲道源：《闲居丛稿》卷14《梅隐何先生传》。

[21]蒲道源：《闲居丛稿》卷25《何氏宜人墓志铭》。

[22]参见陈世松、史乐民：《宋末元初蜀士流寓东南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23]《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姚文献公》。

[24]《元史》卷3《宪宗纪》。

[25]《元史》卷152《刘思敬传》。

[26]阳枋：《字溪集》卷12《纪年录》。

[28]阳枋：《字溪集》卷12《纪年录》。

[29]阳枋：《字溪集》卷12《纪年录》。

[30]阳枋：《字溪集》卷12《纪年录》。

[31]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

[32]姚燧：《牧庵集》卷27《安西路同州儒学正潘君阡表》。

[33]《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34]《元史》卷181《虞汲传》。

[35]《元史》卷163《张德辉传》。

[36]同治《中江县新志》卷2。

[37]光绪《内江县志》卷2。

[38]民国《汉源县志》卷2。

[39]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6《彭州学记》。

[4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3《亡弟嘉鱼大夫仲常墓志铭》。

[41]姚燧：《牧庵集》卷27《安西路同州儒学正潘君阡表》。

[43]姚燧：《牧庵集》卷27《安西路同州儒学正潘君阡表》。

[44]姚燧：《牧庵集》卷27《安西路同州儒学正潘君阡表》。

[45]姚燧：《牧庵集》卷27《安西路同州儒学正潘君阡表》。

[46]《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47]《元史》卷13《世祖纪》。

[48]《元史》卷13《世祖纪》。

[49]《元史》卷58《地理志》。

[50]《元史》卷16《世祖纪》。

[51]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52]参见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53]《元史》卷13《世祖纪》。

[54]《元史》卷170《王利用传》。

[55]《元史》卷170《王利用传》。

[56]《元史》卷13《世祖纪》。

[57]《元史》卷7《世祖纪》。

[58]《元史》卷10《世祖纪》。

[59]《元史》卷60《地理志》。

[60]《元史》卷100《兵志》。

[61]参见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63]《元史》卷58《地理志》。

[64]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整理弁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5]《元史》卷18《成宗纪》。

[66]乾隆《安岳县志》引明万历旧志序。

[67]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132页。

[68]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www.xing528.com)

[69]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76页。

[70]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

[71]王恽：《秋涧集》卷86《论西川军役事状》。

[72]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虞集神道碑》。

[73]《永乐大典》卷2217“泸”字韵。

[74]参见陈世松：《绍熙府与元代四川盐业的兴衰》，《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75]《元史》卷39《顺帝纪》。

[76]《元史》卷92《百官志》。

[77]《元史》卷190《赡思传》。

[78]《元史》卷92《百官志》。

[79]《元史》卷190《瞻思传》。

[80]《元史》卷18《成宗纪》。

[81]《元史》卷50《五行志》。

[82]《元史》卷36《文宗纪》。

[83]《元史》卷38《顺帝纪》。

[84]《元史》卷33《文宗纪》。

[85]参见李懋军：《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马楚坚：《论洪武十五年楚民实蜀的历史原因及其迁徙史迹》，原载日本《明代史研究》第28～29期，收编入作者《明清人物史实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第七至九章，巴蜀书社2006年版，等等。

[86]道光《赵氏族谱·序》卷首。

[87]民国《简阳县续志》卷10《氏族表》。

[88]《阴氏族谱·序·世纪》。

[89]明程源：《程大猷墓铭》，嘉庆《四川通志》卷44；道光《重庆府志·舆地志·氏族》。

[90]道光《重庆府志·舆地志·氏族》。

[91]光绪《广安州新志》卷11《氏族》。

[92]宣统《新津县乡土志》。

[93]转引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94]乾隆《巴县志》卷17《补遗·艺文志》。

[9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86《黄州府部·纪事》。

[96]马楚坚：《明清人物史实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328页。

[97]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09页。

[98]马楚坚：《明清人物史实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328页。

[99]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08～209页。

[100]参见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101]嘉靖《杨用贞夫妇墓志铭》。

[102]正德《廖铉夫妇墓志铭》。

[103]嘉靖《梁万钟墓志铭》。

[104]弘治《黄公墓志铭》。

[105]嘉靖《万本墓志铭》。

[106]朱元璋讨张士诚榜谕语，见《国朝典故》卷3《平吴录》。

[107]转引自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第210页。

[108]杨学可：《明氏实录》。

[109]杨学可：《明氏实录》。

[110]《明史》卷123《明玉珍传》。按文中所谓“胜兵不满万人”，系指万胜奉命伐云南之兵，并非整个明夏之兵。据杨学可《明氏实录》载，万胜率兵伐云南，号称11万，实有8000，故云。

[111]《明史》卷123《明玉珍传》。

[112]《明太祖实录》卷17。

[113]《明太祖实录》卷20。

[114]《元史》卷43《顺帝纪》。

[115]重庆市地方志资料组编：《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1982年。

[116]杨学可：《明氏实录》引方孝孺语。

[117]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118]《明太祖实录》卷68。

[119]《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

[120]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121]《国初群雄事略》卷4。

[122]《明太祖实录》卷77。

[123]《明太祖实录》卷114。

[124]《明太祖实录》卷117。

[125]民国《胡氏族谱》卷1，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26]转引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54页。

[127]民国黄陂《周氏宗谱》卷10，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90～91页。

[128]杨学可：《明氏实录》。

[129]民国《南溪县志》卷4。

[130]《明太祖实录》卷72。

[131]道光《綦江县志》卷6。参见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56页。

[132]殿卿鵠：《考核同宗录》，载内江《张氏族谱》，转引自马楚坚：《明清人物史实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133]《明太祖实录》卷72。

[134]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2《明初徙民之令》。

[135]《明史》卷77《食货志》。

[136]嘉庆《四川通志》卷113。

[137]《明宣宗实录》卷66。

[138]民国《泸县志》卷7《艺文志》。

[139]《明史》卷90《兵志》。

[140]民国《汉源县志·职官志下·政绩》。

[141]乾隆《大竹县志》卷1《沿革》。

[142]《明会典》卷168《刑部十》。

[143]谈迁：《国榷》卷8，中华书局1958年版。

[144]弘治《黄州府志》卷3《官制·户口》。

[145]参见李懋军：《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研究》（末刊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1992年。

[146]《明太祖实录》卷182。

[147]民国《汉源县志·风俗志·氏族》。

[148]民国《汉源县志·疆域志·岩洞》。

[149]参见黄友良：《明代四川移民史论》，《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50]民国《名山县新志》卷16。

[151]民国《名山县新志》卷5。

[152]参见陈世松：《“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88页。

[153]《明宣宗实录》卷24。

[154]康熙《安岳县志》卷首。

[155]康熙《安岳县志》卷1。

[156]嘉庆《四川通志》卷46。

[157]王惟贤：《柏坡王氏约族奉先碑记》，康熙《中江县志》卷5。

[158]嘉靖《洪雅县志》卷1。

[159]《万历会典》卷19；又参看胡世宁：《为定籍册以均赋役疏》，《明经世文编》卷134。

[160]《明史》卷77《食货志》。

[161]嘉靖《洪雅县志》卷3，嘉庆《江津县志》卷4。

[162]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95页。

[163]马楚坚：《明清人物史实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