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玉珍军队与楚人实蜀潮流

前已述及，在元季即有不少楚人避乱到四川，这些人可称之自动落籍，属于自发的楚人迁川之风。到明玉珍举兵入蜀时，首开大规模的迁川活动，由于跟随明玉珍的军队将士多来自荆楚，因此又形成有组织的楚人实蜀潮流。据分析，由明玉珍入蜀所开启的有组织的楚人实蜀潮流，由以下三部分人所组成：

其一是明玉珍军队将士。根据杨学可《明氏实录》提供的数据估计，明玉珍所部将士约有20万人。该书记载说，明玉珍起兵之前，招集乡兵，部署乡豪，修栅治城，以图自保时，“有众十余万，众遂推为屯长”。起兵后，被徐寿辉授为元帅，仍领所部，并“益兵”给他，“俾镇沔阳”。在重庆称帝后，“命万胜领兵十一万，攻云南”。明玉珍去世前，遣使致书吴王朱元璋说：“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此外，另据刘桢《玄宫之碑》记载，明玉珍在击溃青巾军主力之后，使得其部“数十万兵一朝解散”，明玉珍由此又收编了部分青巾军士兵。朱元璋在致明玉珍的书中也证实，明玉珍拥有的兵力，是陈友谅的“三分之一”。按在元末群雄中，陈友谅的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最大。在鄱阳湖大战中，倾国而出，“兵号六十万围南昌”^[121]。朱元璋估计明玉珍的兵力约占陈友谅军力的三分之一，即20万，正好与明玉珍的自称拥有的兵力数相当。

其二是追随明玉珍入川的楚人，其中包括明玉珍部众家属以及邻里乡人。考虑到明玉珍进入四川时，原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他从家乡带来的子弟兵们即使当时没有携带家眷，以情度之，就是到了称帝之后，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把仍留居家乡的家属招进四川。有关楚人部众追随明玉珍入川史迹，正史记载较为简略，只能依靠地方志、族谱资料以补其缺。

其见于官方文献记录者，有明初朝廷招集明氏旧部的多条史料：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辛巳，“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备［御］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122]。洪武十年（1377）八月丁卯，“遣神策卫镇抚余忠往四川招集明氏故将丁氏校卒”^[123]。洪武十一年（1378）二月甲子，“命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124]。

其见于地方志者，如康熙《孝感县志》卷六载：“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多随之入蜀。”同治《黄陂县志》卷一也说：“元末流贼之扰，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民国《资中县志》卷十亦云：“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

其见于族谱者，如《胡氏族谱》载：“元末韩山童之乱，孝邑子弟从军入蜀，井里为墟。”^[125]《董氏族谱》载：“元末刘福通之乱，孝邑人民从军入蜀，井里萧条。”^[126]民国黄陂《周氏宗谱》载：“自元至正十一年徐寿辉据邾城以来，至二十四年陈理降明为止，其间凡十四年，黄民皆岁遭涂炭。而明玉珍为随州人，万胜为黄陂人，于比年入蜀以后，迄于（明）昇降为止，其间保境安民……境内不见兵革几十余年。当时黄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以随明玉珍、黄陂万胜在蜀有治行，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127](www.xing528.com)

上述地方文献中所称的黄邑、孝邑、孝感乡，均是西系红巾军的主要首领举兵首义之地。在徐寿辉起兵之后，特别是在明玉珍举兵入蜀之际，当地百姓“多凭借乡谊”，竞相“从军入蜀”，以至出现“襁负从者如归市”的景象，形成“井里为墟”、“井里萧条”的局面。由这些记述，可以推想当年跟随明玉珍入川的部众和邻里乡人之多。《巴蜀移民史》从地方志和族谱中辑录了这一时期入川的移民家族共计121例，马楚坚从地方志中辑录了“往依”明夏的氏族9例，族谱中辑录了“往依”明夏的氏族14例。透过这些事例，可见当时楚民迁川事迹之一斑。

其三是明玉珍称帝后，实施招民政策，接纳和安置在四川各地的湖广移民。刘桢在劝说明玉珍称帝时提到：“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128]明玉珍即位后，为了维系军心，稳固政权，开始在楚地大事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乡黄州，有组织地引进、接纳了一大批移民。在四川地方文献中，不乏明玉珍招抚乡里，楚民应募入川的记述。如光绪仁寿《李氏族谱》载：“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陈友谅）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应为重庆），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仁寿焉。”《胡氏族谱》载：“明洪武二年，始祖定公由湖广麻城孝感乡奉檄入川。”《侯氏家谱》载：“明洪武三年，奉旨填蜀，有移会文书、文钤、玉玺。报垦落业南溪北关外二十里许。”^[129]

为此，明夏政权特别设立了安置部众和移民的官方机构——“官庄”。明户部清理四川在册户籍时明白无误地记载：“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130]重庆档案历史资料也证实，明玉珍称帝后，曾在巴县设置官庄——巴邑官庄，该官庄确为明玉珍安置卫军骆羊奴的垦地之一。据《川黔边陈氏族谱》记载，原居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陈氏兄弟，随明玉珍部队入川转战，全川统一后，大军整编安业，陈氏兄弟遂被安置在巴邑官庄。“卫军骆羊奴”的称呼一直沿袭到明朝宣德间，据道光《綦江县志》载，在彭鉴任县令任内，该县“永乐间遭兵役，死亡过半，田地荒芜，令申请调拨重庆府卫军骆羊奴等三百八十名承种绝业”^[131]。

明夏政权除了将部分部众楚民集中编入官庄以外，还采取分散安置的形式另将部分楚民调遣各地，任由他们各寻善地，报垦落业。内江《张氏族谱》在分析其祖先“自楚之麻城孝感入蜀”的缘由时分析说，明玉珍称帝后，“是时得志，从行队伍亦皆有功，自应升赏，令各寻善地以相安，此亦情理所应尔。故相传入川有插地之说也。不然蜀土良田岂无耕营，何得以远人任意查占也”！明夏政权灭亡后，“于是相从入川之人，皆不免以从逆为耻，遂相传以避红巾之难入川者，讳之耳。吾故曰此亦有因，而其是盖非也”^[132]。该作者认为，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部众即乡邻，后来被分散安置在各地插地落业，这本来是一种升赏恩惠，但到了明初，“皆不免以从逆为耻”，为了掩盖这段历史，于是他们及其后裔便称自己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这一分析，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来自湖广的移民数量问题，《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作了这样的估计：如果把军队估计为20万人，“以每个军人平均带一个家属计，明氏的移民人口也应在40万人以上”。这一估计，从总体数量上而论，是大体恰当的，只是把跟随明氏入蜀的乡民与后来招募的楚人并在一起计算了。事实上，如果细分一下，明氏军队号称20万人，家属按一比一的比例计，由军队与家属组成的军籍移民人数当在40万人左右；明夏政权招募而来的民籍移民，大约在10万人左右。这样，估计明夏时期共有50万的楚籍移民进入四川。50多万的楚籍移民在明夏时期涌入四川，对于当时的四川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在明夏政权时期四川80万人口中，减去50万外来移民，土著居民仅剩下30万人左右，约占四川人口的37.5%。这就意味着，自明氏移民迁入之后，四川社会中以湖广籍为主体的移民人口已经开始超过土著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