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玉珍自元至正十七年（1357）奉命西征，举兵自巫峡进取重庆。当明玉珍方有意据蜀时，李喜喜所率青巾军自川西北进入成都平原，川西北“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108]。经过青巾军大肆杀戮之后，四川人口遭到很大的损耗。至至正二十三年（1263）春，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当时，四川虽然“沃野千里”，但却是“人物凋耗”，实力薄弱，户口稀少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明玉珍据蜀后，不得不在内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辑扶养为急务；在外部则效法诸葛亮南征云南，以取财用，以图自保。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四川境内出现了“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109]。但即使这样，蜀国的国力仍然有限，所谓“蜀兵视诸国为弱，胜兵不满万人”[110]。
对于建立在人口稀少基础上的明夏蜀国的综合实力，朱元璋及其派遣的使臣洞察得最为清楚，剖析得最为明白。他们在不同阶段对大夏政权下的蜀国有过不同的论述，均涉及对当时四川的人口、版图以及兵力的评价。如就疆土而言：“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111]就兵力与民力而言，“方今天下之变，中国士马精强，民庶繁衍者，汴、洛、齐、三晋为然，今皆在豪杰之手。自彭城之南，嵩、汝以东，两淮之间，三分人民予以得其二。足下之兵虽出于颍之东南汉、沔、湖、湘之地，然陈友谅握其权纲，足下因有所见，以偏师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兹既奄有全蜀……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生民无几”[112]。就财力而言，“（蜀）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113]以上这些材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四川人口稀少的现实。
对于大夏政权统治下四川人口稀少的原因，有两个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其一是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元廷从四川抽调兵力，前往各地镇压农民起义，由此所造成的人口损耗。在元末农民战争初期，战火尚未波及四川，当江淮、荆楚地区战事吃紧之际，元廷一度将四川作为主要的兵源地，大肆抽调四川兵力到各地去作战。见于《元史》记载，征调四川军将参与的重大战役，前期有：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所率之“四川军”出襄阳，“克复安陆府”之役；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林秃参与的“合军”讨伐徐寿辉的蕲水之役；答失八都鲁参与的“复均、房等州”、“讨东正阳”之役；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募兵万人下蜀江”守中兴、荆门之役等等[114]。到了后期，当元朝官军主力被农民军击溃之后，元廷不得不依靠招募地方“义军”来支撑局势。其时，正在襄阳镇压南锁红军的答失八都鲁，奉命招募了一支二万人的地主武装。由于答失八都鲁的军将主要是川中子弟，故当时人以“川军”称之。后来这支队伍转战南北，成为维持元朝摇摇欲坠统治的两大支柱之一。上述这些从四川征调而来的兵力，后来都随元王朝一起覆灭了。
其二是明玉珍入蜀不久，由李喜喜率领的青巾军从甘南败溃入四川，攻陷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数十城”。考虑到当时蜀中承平日久，戒备松懈，在青巾军的突然袭击下，损失惨重，致使“西土劲敌暴横，群生涂炭”[115]。加之青巾军纪律败坏，大肆烧杀抢掠，虐害百姓生灵，其给四川人口所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如按方孝孺所说“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116]来估算，在川西数十城的范围之内，这些地区的人口也是所剩无几了。(www.xing528.com)
前已述及，目前学界对于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的估计大致一致，即在70万～80万人之间。综合以上因素，在明玉珍进入四川时，假设四川土著人口损耗率为50%，据此把明夏政权统治下的四川人口数量估计为40万人应该是合适的。这与曹树基所作的估计大体接近。他说：“在明玉珍进驻四川之前，四川人口最多70万。如果元末战争中损失的人口约为当时人口的一半，四川的土著就只有30万～40万人了。”[117]
在经过14年（1257～1371）的明夏时期之后，到明洪武四年（1371）明军平定四川时，朱元璋从明夏所得的版图是“路、府七，元帅府八，宣谕、宣抚司二十五，州三十七，县六十七，官吏将士共五万九百九十人”[118]。这些数据也从另一个角度检测了明夏政权下的人口数量问题。
众所周知，明夏政权统治四川时的版图，北不过汉中，南不过播州，这不仅与元代四川的辖境基本相同，也与三国蜀汉政权的幅员差不多。明夏政权所设的府州政权机构的数目也是大体一致的。蜀汉政权灭亡时，刘禅派尚书郎李虎向魏国送交蜀汉的人口统计册——《士民簿》，计“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19]。蜀汉时有官吏将士共计14万多人，有户28万，官吏与民户的比例大约是1∶2，即平均每两户养一名官吏。如拿这一比例来推测明夏政权，不难得出蜀汉统治下的实际人户数。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据此认为：“明夏降附时共有官吏将士50990人……这时四川境内的户口数量，可以参考蜀汉《士民簿》的比率……准此比率，明昇投降时，四川境内应当有101980户。如果再考虑到‘玉珍素无远略，然性节俭’（《明史稿·明玉珍传》），‘始定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明氏实录》），可知人民负担较轻，养一名官吏将士当有两户以上。那么，假设是三户，四川境内便有15万户左右，比至元年间的12万户有所增加。”[120]
如果把明玉珍入蜀时四川土著人口设定为30万～40万人，到明夏政权投降时的人口推测为15万户，以每户5口计，即为75万人。这样，从理论上说，多出来的这30万～45万人，应该就是明玉珍从湖广所带来的将士，以及随后从荆楚招募而来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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