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季荆楚人迁川原因分析，外省移民躲避战乱居多

元代外省人口之迁徙入川，见于史者，除聚居于上述夔州、泸州和绍熙府等地的零星史迹外，还有相当多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以佐证这一时期确实存在一股外省人口迁蜀的浪潮。

在明玉珍进驻四川之前，即有大量的外省移民自动迁川落籍，其迁出地遍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等省，其中尤以荆楚人最为突出。由于在正史上缺乏记载，反映这一时期移民活动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地方志和移民家族的族谱，而地方文献零星分散，搜寻不易，以致成为四川人口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近年来，有学者在搜寻地方文献方面用力甚多，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失载的元末、明夏、洪武初年等几个阶段外省移民迁川的史迹^[85]。下面，仅依据这些研究成果，对元末外省移民迁川的史迹，尤其是湖广人迁川的浪潮作一些勾画和说明。

在元代之前荆楚人氏移民四川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两宋即已开始了。五代时，有赵承规入蜀的记载，所谓“自荆南徙蜀，定业内江东乡土主山下”^[86]。杨应矶《石柱厅乡土志》记载说，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所以，到了元季，荆楚人迁川，绝非另辟蹊径，而是循其前辈足迹行进而已。

从地方志和族谱所见到的资料看，元代荆楚人民迁川行动在元代中期就开始启动了。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赵民忠迁入简州大垭口枷担湾^[87]。到了元末，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荡，再加上频仍不断的天灾，使得楚地成为全国自然灾害及战乱的重心，当地的民众为避灾、避乱，乃举家自行迁移。环顾当时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灾乱较少，遂成为楚人所欲寻觅的外迁乐土。加之楚蜀两省相邻，入蜀之路甚为便利，因此四川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楚人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从元末移民迁川的动因看，大多与避难因素有关。例如，阴天兴生有男女五人，“元末，因乱离故，各挈家避于富顺之赵王坞，越七年大定，复移旧居，园林房屋灰颓过半”^[88]。显然，阴氏入蜀与原乡地方局势动荡不安有关。而阴氏之姻亲张辛五，“元末宦蜀，慕汉安（今内江）山川明秀，娶阴氏遂家焉”。则该张氏之居蜀，与其游宦因素有关。

在元末迁川的外省移民中，以原籍地为湖北黄州、麻城一带的家族为多。由于元末农民起义最先于淮河流域和湖北南部的蕲水、黄州聚众造反，不少家族为了躲避兵乱，纷纷聚众迁入四川。在今天四川一些地方志和家谱中，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记载。有的反映的均是个别家族的例子，有的则提到了区域人口迁移的情况。

关于某些氏族由楚迁蜀的实例，如原籍河南，“复自徽迁楚之麻城孝感乡”的“程、辛二府君”，在徐寿辉起兵后，“避乱入蜀”，“初寓巴县双溪蛮洞口，后迁江津，世居五岔”^[89]。明代巴县粟氏为望族，其先楚松滋人，“元末避地入蜀”。江津江氏，“本黄冈人，元季兵乱，江禋携万九、文友、世裀避地入蜀，居江津石桥里”^[90]。广安苏德广，原籍湖广黄州府，“元末避乱入川，入籍广安州北苏家砦”^[91]。犍为胡受，原籍黄州府，麻城孝感乡，“避元时兵难，迁四川犍为，后裔分迁荣县、新津”^[92]。另据资阳《罗氏族谱》载，罗氏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始祖罗恕，“元末避南锁红军携家人入蜀”，卜居资中。双流《彭氏族谱》载，始祖湖北麻城人，“世业斯土，元季避徐寿辉之乱，别汉水赴巴山入川”。广安《蒲氏族谱》载：“元末避乱，由楚北黄州府麻城入蜀，卜居广安州。”隆昌《余氏族谱》载：原籍麻城孝感乡，“元末避红巾乱入蜀汉安”。等等。合江县《张氏族谱》中有一首始迁祖留下的《留别遗后诗》中写道：“自统（张自统，元末户部尚书——原注）湖麻祖籍居，红巾赶散各东西；先到巴渝开大业，后到綦阳置田溪。”泸州《创修罗氏特凌支谱》则称：“祥胜，字胜二，先业儒，元致和（1328）末徙湖广麻城，孺人麻城仙居乡人也。至元、（至）正间兵乱，携家属至松溉，时荒林茂草，茫茫而已，始就荒居，以避乱焉。”^[93]

关于某些氏族迁徙所反映的区域人口迁徙的实例，如明吏部尚书吴宽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间的《刘氏族谱》的序言中写道：“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川，为避兵计。”^[94]又如《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寇韩山童作乱，罗田徐寿辉，号朱城（即今新洲县），黄民倾市迁于蜀”^[95]。民国荆州《胡氏族谱·序》中也对元末当地人民的迁徙动向作了这样的表述：元明革命以来，“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遑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其流奔放肆大”。(www.xing528.com)

以上这些地方文献说明，湖广地区民众避乱入蜀，是这一时期迁川的主要动因。马楚坚从内江地区搜寻的族谱资料表明，在7例外省迁川氏族中，出于宦蜀原因居家四川的有2例，占总数的28.6%，其余71.4%为避乱入蜀。在地方志所见的12例外省迁川氏族中，出于宦蜀原因居家四川的有3例，占总数的25%，其余75%为避乱入蜀^[96]。《巴蜀移民史》从地方志和族谱上搜寻外省迁川氏族96例，明确记载为避兵乱入蜀的有46族，占总数的47.9%；因仕宦入蜀的有27族，约占总数的28.1%；其余23族未记明入川缘由，以当时情势推测，亦应为避兵乱入蜀^[97]。如此，避兵乱入蜀的氏族比例，亦占总数的71.9%。这一比例，是对全川范围的家族资料所作的统计，与马楚坚的统计口径大体相符。由此可见，在元末迁川的外省氏族中，约有70%的比例是出于躲避战乱而入蜀的，只有大约不到30%的氏族是由于仕宦入蜀的。这一结论应该是大体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另从元末迁川氏族的原籍统计，见于马楚坚所搜寻的族谱资料7例外省移民中，迁自楚（湖广）籍的有4例，占总数的57%，迁自江西的有3例，占总数的43%。在楚籍移民中，明确记载为楚籍的2例，麻城籍1例，孝感乡的1例。在江西籍移民中，明确为抚州的1例，江右的2例。见于马楚坚所搜集的方志资料12例外省移民中，迁自楚（湖广）籍的有9例，占总数的75%，迁自河南、山东的3例，占总数的25%。在楚籍移民中，明确为黄州的1例，麻城2例，孝感乡5例，江陵1例。在楚籍以外的外省移民中，明确为河南固始、中原、山东泰州各1例^[98]。《巴蜀移民史》对元末96例外省迁川移民的原籍作了详细的统计，其结果为：湖广籍有68族，约占总数96例的70.83%；江西籍有13族，约占13.54%；其余地区和原籍不详的有15族，约占15.63%^[99]。

以上两组不同氏族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元末外省迁川移民中，以湖广籍为主，其次为江西籍，再次为河南籍。这与元末农民起义最先爆发和活动于这些地区是分不开的。由于当时徐寿辉在黄州地区发动起义后，西系红巾军相继攻下了沔阳、武昌，然后“蔽江东下”，江西为之大震。随着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湖广乃至江右地区不能免遭兵乱，而当时农民战争还没有波及四川地区，相对安宁，因此这些地区的民众出于避难的动机，选择四川作为外迁的目的地。

在近年来成都出土的碑刻中，有许多反映元末楚地家族迁居成都周边县区的事例^[100]。例如，杨恒，字用贞。“其先楚人五代祖讳世贤，元季徙蜀因家于新都”^[101]。廖铉，字汝器，别号东溪道人。“世籍黄国之麻城，元末始祖清辟地入蜀卜筑崇庆”^[102]。梁公先祖黄州府麻城人，本黄姓，元末明初避乱入蜀，居温江^[103]。蒲江县黄氏，“其先楚人，元末入蜀。择里而家于邑之至和”^[104]。万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在元为屯田万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创屋家焉”^[10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图6-3　万本墓志铭（志盖）

值得注意的是，元末农民战争的性质虽以推翻蒙古统治为目标，但发动起义和参与响应的民众多为饥寒交迫者，故革命民众的矛头所向，则正如朱元璋所说：“焚荡城郭，杀戮士夫”^[106]。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之下，避乱入川的移民家族以官宦之家和世族富豪居多。例如，元末由江西分宁州迁居江津县的郑氏家族，在元代家多显宦，长子仕至礼兵二部尚书，次子仕至两台御史，三子充太学上舍。“自宋历元，兄弟亲族同居十世，约二百六十年，宋元二史俱载郑氏孝义传中，累朝旌为义门”。元末郑鸿章携兄弟子孙“来蜀江津家焉”。又如西充刘氏家族，其源为汉长沙王后裔，后迁至江西临江府安福县，以文学冠冕宋代数世，成为当地望族，号为“墨庄刘氏”，“至元末贼乱，迁渝州及定远，入明迁西充”^[107]。以上郑氏、刘氏家族迁川事迹，源自该两姓族谱的记载，从移民史角度讲应该是真实的。至于其祖先是否如其所述，世代为官，毫无炫耀夸大成分，有待考证。不过仅据其家世，这样的世家大族放在农民军活动甚为频繁的江西地区，必然成为农民军所欲打击的对象，因此，这些家族选择入蜀躲避战乱也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