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初四川人口锐减
元朝在平定四川后，于至元十六年（1279）诏谕四川宣慰司“括军民户数”[1]。至元十八年（1281），再“籍西川户”[2]。在此基础上，于至元十九年（1282）公布了四川在籍的第一个人口统计数字：“四川民仅十二万户。”[3]这一统计数字，与半个世纪至一个世纪间南宋四川犹保持260万户的总户数[4]相比，无异于锐减了95%[5]。总之，无论取何比例，这样高的人口下降幅度，均远远超过了一般新旧王朝更替时户籍数略微偏低的正常许可值，因而人口锐减的趋势是空前惊人的。
毋庸讳言，提供“四川民仅十二万户”的统计数字的《元史·世祖纪》，与同书卷161《刘整传》所载潼川路15郡入附时有“户三十万”的记述，自有互相矛盾之处。而人们对于12万户的统计数字是否真实反映了元代四川的人口状况问题，也存在着颇大的认识分歧。如有的论者从元朝对四川的严密统治、对户口登记核实工作的重视，以及四川所纳粮占全国比例分析，得出结论说：“当时四川只有12万户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6]另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元代四川人口的下降“可能被夸大了”，“仅有10万户人口的说法并不符合像四川这样的一个省份”。因为《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被破坏的主要地区全部都在成都城以西，其实那里并不是四川人口通常集中的地区”[7]。尽管人们对当时四川人口的具体数字，以及四川遭受破坏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和认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元初四川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造成元初四川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宋末蒙古对蜀战争带来的破坏，以及战后蒙古军将和豪右之家对于人户的隐占。到元朝基本平定四川时（1278），蒙古进攻四川的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44年之久（1234～1278）。战争的长期性，以及在战争初期蒙古骑兵的突然袭击，以摧残生产和社会机能为目的的抄掠剽杀，这些都加剧了四川社会的动荡不安，无不给四川造成灾难性后果。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给四川人口以极大摧残的时间集中在南宋端平三年（1236）至淳祐元年（1241）之间，遭受破坏的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利州、潼川、成都等路。如宋末蜀臣吴昌裔上疏说，在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首次攻破成都城的战祸中，“西州之人十丧七八”[8]。元代蜀籍官员虞集也说，在蒙宋战争中，“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9]。作为宋末四川人口锐减的概势来讲，这些说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以此作为推测当时人口的依据则大成问题。因为这些说法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不是当时死亡人数的统计资料。就是在记录当时四川各地死亡人数的资料中，也不难发现这种夸张成分。如有资料说：在蒙古攻蜀战争中，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西）“城中三十七万九千另八口……尽歼焉”[10]；文州（甘肃文县）“军民死者五万余”[11]；汉州“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12]；成都失陷后，“录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13]。当时这些城市的人口，均不及所录死亡人数，其夸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有的资料则为推测四川人口锐减的程度提供了依据。在宋遗民所撰写的《昭忠录》中，备列为宋廷死节将领凡130人，其中蜀将56人，占43%。元人刘麟瑞著《昭忠逸咏》，搜集宋末仗义死节之士凡50人，其中与蜀事有关的15人，占30%[14]。在战斗中四川将领死亡的比例占南宋全国的30%～43%，广大军民牺牲之严重就不难推断了。宋臣、潼川府路中江县人吴泳，在前后八封照会中，详细记录了吴氏家族死于兵难的情况。据他统计，在南宋端平三年（1236）、端平四年（1237）、嘉熙二年（1238）这三年中，有姓名、称谓可查的“宗族死者十人，亲戚死者三十二人”[15]。
元初四川人口的锐减，并不等于载籍外的人户都死于战火，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只不过或徙或逃而散亡了。在经过蒙古军初入蜀境的摧残后，“蜀土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逃匿”[16]。在13世纪前半期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能够为躲避兵难的民户提供较为安全的去处，在四川周围有3个地区：（1）四川沿边之地或少数民族地区。如巴川（今重庆铜梁）人阳枋，在嘉熙元年（1237）至淳祐三年（1243）之间，曾多次举家避难，转徙于夜郎（今贵州境）、南川（今綦江县古南镇北岸）、清溪（今汉源县境）、泸南（今泸州市）之间[17]。（2）蒙古统治下的兴元（今陕西汉中）相对安全，除了一些“割裂自霸”的土豪和四川边将前往投奔外[18]，还有一些南宋蜀士如梓潼人陈吉甫[19]、临邛人何坤章[20]、眉州人蒲道源[21]等，也把兴元作为避难之所。（3）南宋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投奔这一地区的多为世家大族和士大夫阶层，由此形成了一个“蜀士流寓东南”的热潮[22]。
除了战乱导致四川人户的大量死亡和逃散外，战后蒙古军将和豪右之家对人户的匿占也是造成元初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在宋元战争中，蒙古“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23]。进攻四川时，俘虏之数动以千万计。例如：杨大渊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24]；刘思敬破泸州盘山寨，“俘九千余户”[25]。这些俘虏的普遍遭遇是，或成为军将的奴隶、驱口，或被作为战利品转献于诸王，或作为商品鬻于豪家富室。四川平定后，参政刘思敬遣其弟思恭以新民1 6 0户献皇太子真金，太子问民所以来，对曰：“思敬征重庆时所俘获。”[26] 0]当时，鬻于豪家富室的蜀俘十分普遍，以致“歧、雍民家奴皆蜀俘，百十为曹，相煽亡归”[28] [29]。针对这种情况，元人王恽在《论抚治川蜀事状》中，特别提出“军前虏获生口，不许赎卖”的对策[30] [31]。蜀俘既被出售，为要恢复自由，他们往往需要赎身。所以，见于记载的，如“川蜀之士，奴于人者，赋钱富室，赎登儒籍”[32]；“蜀士陷于俘虏者”，尚需“理而出之”[33]。侨居临川（今江西临川）的蜀人虞汲曾出资“赎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归，由是家益贫”[34]。此外，还有一些贫民为生计所迫，“多依庇豪右”，“岁久掩为家奴”者[35]。
元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情况，在后代四川地方志中，也得到了相关的印证。这些地方志对于这一时期各地人口的凋耗情况作了类似的追述。如清同治《中江县新志》转引明人王维贤《铜山乡贤祠记》说：“继遘元兵荼毒，五方人烟几熄。”[36]光绪《内江县志》载：“宋元争蜀，资（中）、内（江）三得三失，残民几尽。”[37]汉源县民户在宋元战争中，或死或逃，“无复存者”[38]。
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元儒揭傒斯撰文指出，四川经元“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39]。虞集对于四川世家大族在战争中的惨重损伤作了许多回忆和记述。如说：“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矣。”[40]又说：“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大者著国史，次者州郡有载记，士大夫有文章可传，有见闻可征，所谓贵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虽贵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盖犹九品中正遗风，谱牒之旧法，不独媚俗为然也。百十年来……其伤残转徙，千百无一二矣。”[41] 0]这种情况，在后代的地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可以得到印证。如《名山县新志》载，经历元军杀戮之后，人民“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孑遗”[43] [44]。《资州志》云：“资无六百年以上土著。”[45] [46]等等。
（二）元代四川人口统计
在至元十九年（1282）公布四川在籍人口统计数字为“民仅十二万户”的基础上，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又命总帅汪惟正“括四川民户”[47]。至元二十六年（1289），再“籍江南及四川户口”[48]。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朝终于完成了在籍人户数字的统计工作，于是这就有了最初的人户数字：“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13196206户，58834711口[49]。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户部正式公布全国人口统计数，其中江淮、四川共有11430878户，59848964口[50]。从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四川在全国人口分布格局中所居的地位。详见下表：
表6-1 元代全国人口数字统计表
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元朝人口的分布格局：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在江南的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余下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一半居住在中原地区，陕川、辽东等地属人口稀少地区。在全国9个行省中，四川人口位居第七名。
在上述统计数字中，只有至元二十七年（1290）有四川各路的具体人口数字，见于《元史》卷60《地理志》：
表6-2 至元二十七年四川人口统计表(www.xing528.com)
在这一统计数字中，成都等六路人口户数为98538户，口数为615772，户均口数为6.25，显然，这一比例有过高之嫌，更不能用这个比率去简单推算全四川的户口总量。这是因为，反映这一人口数字的基层行政单位，只有67个司、府、州、县、军，约占当时四川全境130个基层行政单位的52%[51]。再加之全省还有嘉定路、潼川府、永宁路、叙州路、马湖路五路的人户没有统计进去，所以不好据此推测当时全川的人口数字。
不过，从已知人口数据的六路分析中，可以看出全川人口分布格局是：成都路所在的川西地区，人户占全省的33.4%，口数占全省的35%；广元、顺庆、重庆三路所在的川北、川中地区，人户占全省的43%，口数占全省的46%。二者相加，户口约占全省的76%～81%。也就是说，元代四川人口的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集中分布在川西、川北和川中地区。川东、川南地区为人口稀少地区，而这一地区正好是四川的沿边少数民族聚居区。
众所周知，官方的人口数字是以在籍人户作为统计依据的，而事实上不在籍，即其中漏籍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有研究成果指出，元代的人口数字有缺漏，统计很不完整，另有若干种户口没有包括在户部的户籍内：全科户、新收交参户、协济户以外的贫弱户，享受豁免一切负担的僧、道，为逃避赋税、差发而背井离乡的流氓，以及直属于蒙古诸王、勋贵的部民，归枢密院管辖的军户等[52]。也就是说，在元代在籍人户中，有许多户是没有统计在内的。
例如，被诸王、功臣、军将、土豪隐占的人户，就没有反映在人口统计册上，而这部分隐占情况，在四川不在少数，尤其严重，以致元世祖不得不为此颁诏：“成都新民为豪家所庇者皆归之州县。”[53]在元代，“四川土豪”势力不可低估，他们甚至敢于“持官府长短”[54]。见于载籍，军将隐占人口的数量也是惊人的。如都元帅塔海，本西夏降将，后奉命统军征蜀有功，竟“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官府不敢过问，以至“民屡诉不决”[55]。西川行枢密院事不花奉命招降西蜀、重庆等处，有功于朝，乘机隐占民户。至元二十二年（1285），一次即“籍重庆府不花家人一百二十三户为民”[56]。除非法隐占外，还有经朝廷允许的合法“田民”。如南宋四川降将刘整降元有功，忽必烈即赐他“民田三百户”[57]以示褒赏。另一员四川降将昝顺（原名昝万寿）也因招降有功，忽必烈赐给他“田民一百八十户于江津县”[58]。又如四川的阿永蛮部，便不属四川省，而“隶宫府”；邻境的乌蒙等部，则“悉隶皇太子位”[59]。四川顺庆路所辖民户为2821户，但该路至元二十六年（1289）后军民屯田户总数达5672户[60]，民户比屯田户数少了一半。此外，四川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属“山泽溪洞之氓”[61] 0]，显然，这些也不属于户部的户口数。正因为如此，所以官方统计的户口数与实际户口数仍有不少距离。
（三）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渐增
元代中后期，全国出现短暂的安定局面，户口呈增长趋势。文宗至顺元年（1330），户部钱粮户数达13400699，“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63]。四川除在文宗天历年间卷进争位之战外，整个局势安定，元初“地广人稀”的州县，在这一时期由于外地流民的寓居，也开始出现人口逐渐增长的势头。
元代中后期人口渐增的势头，除了从总体上反映在户部钱粮数有所增长外，也表现在各省地方政区的设置上。按照一般常识，元代地理总志所载的政区资料，《大元一统志》截止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截止于大德七年（1303），《元史·地理志》截止于至顺元年（1330）[64]。不过，就四川而论，由于《元史·地理志》所载政区沿革反映的基本上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以前的内容，加之《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有元大德本、泰定本、元末本和明代正统等多个版本，诸本是一脉相传的，后来刻本往往通过仿刻前本而把元代中后期的内容保存下来了。因此，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拿来与《元史·地理志》相对照，便可以将元代中后期四川政区的变动情况整理出来。
图6-1 《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书影
经过比对，四川政区在经过元代初年的调整之后，到了元代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又恢复和增设了一些州县建置。例如，在成都路，汉州由原领三县增至四县，新增县为雒县；崇庆州原领二县增至四县，新增县为江原、永康；威州原领一县增至二县，新增县为保宁；金堂在元初为县，这时升格为德州；简州原领一县为阳安，元初“以地荒”而废之的平泉县，这时也得以恢复。在潼川府，遂宁州原领二县增至三县，新增县为遂宁；新增一州为普州。在顺庆路，新增一州为渠州。在广元路，原领二县增至三县，新增县为临江；巴州原领二县增至三县，新增县为通江。在夔州路，大宁州旧并大昌县升为州，州下新增四县为洵阳、平利、石泉、隆化。在永宁路，新增定川县、筠连州。根据以上不完全统计，在元代中后期，四川升格或新增州5个（德州、普州、渠州、大宁、筠连），新增县13个，另加上有4个新增州下不明属县，如以平均每州2县计，至少新增8县。据此推算，元代中后期四川总计新增州5个、县21个。根据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规定，元朝政府设置州郡“以户为差”，凡“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65]。虽然我们不能按此“户差”规定来推断实际人口数字，但是，从新增州县的设置上也间接证明，较之于元初，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应该是有缓慢的增长的。如在四川安岳，“宋末屡遭兵火，民无孑遗。延祐以还，仅流寓七十余家。迄于至正，亦止编户八百”[66]。从元代中期至元末的30～40年间，安岳的户数由70多户陡增为800户，人口增长率是十分惊人的。
近年来学者从各角度对明玉珍入蜀前四川人口数量进行了推算，其结论大体一致，即维持在70万～80万人之间。例如，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据元代路府下属基层行政单位的数量与户、口比例测算，四川总户数为123742户，总人口数有773388人，即77万人[67]。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据《元史·地理志》所载州县推算，元代四川人口的平均约数为“每州6767人”[68]。如以《元史·地理志》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元代四川县级行政区为117个计，则元代后期四川人口为79万，接近80万[69]。曹树基《中国移民史》也指出：“假设四川境内没有户口统计的63个三级行政区，无论是否恢复建置，平均每个单位约为400户，合计2.5万户。四川境内合计有12.4万户，与元初的12万户相差不多。至元代末年，四川的人口最多在70万人左右。”[70]
导致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元朝政府推行的招民屯田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鉴于四川地广人稀、生产亟待恢复，从元世祖开始，大力推行“重农”政策。于是，元朝政府命令军队和官府在荒芜的旷土上大量招民，措置军民屯田（详本书第八章《元明时期四川的农业》）。例如，在军屯方面，屯驻西川的军人，“俱系山东、河北、山后户”[71]，这是北方汉族人户迁川的明证。在民屯方面，在川东的夔州地区，元朝设立屯田，“得流民三十九万余，以实边鄙”[72]，这是外省流民应募入川定居的明证。反映在上述人口统计中，夔州一路人户2万户，近10万人，约占统计人口数字的五分之一，超过重庆的人口统计数，应该说与外省流民大量聚居此区不无关系。此外，泸州也是外省移民的迁入地区之一。明代泸州《图经志》追溯道：“昔元时地广人稀，四方之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载。”《纳溪图经志》也载：“本县昔因兵革之余，居民十无八九，附籍者皆四方流寓，因而成家。”[73]
四川盐业政策方面的调整，也会刺激外来人口的迁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绍熙府的设置。绍熙府是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增长的缩影，具体剖析这一机构设置与罢废的经过，有助于了解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增长之谜[74]。
按绍熙府的建置沿革，始于宋，原为荣州（今自贡市荣县）。有宋一代，荣州素以盐业著称。但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之后，到了元初，荣州“以其地荒而废之”[75]。直到元朝统治的晚期，也就是在宋末荣州废弃80多年之后，在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根据监察御史报告：“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见彼中田畴广阔，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76]来此地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为了适应“流户日增”的形势，元顺帝同意“设官府以抚定之”，诏即其地置绍熙宣抚司[77]。据《元史·百官志》记载，绍熙府隶下州4个：资（今资中县）、普（今安岳县）、昌（今大足县）、隆（今仁寿县）；下县5个：盘石（今资中县重龙镇）、内江（今内江市西）、安岳（今安岳县安岳镇）、昌元（今荣昌县昌元镇）、贵平（今仁寿县文公场）；巡检司13处，“各设官如制”[78]。绍熙府具有双重领导的性质：一是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二是都总使司。前者为元代地方官署，后者为中央官署。都总使司正副使分别由脱脱、吉当普等中央大员兼任，并明令“世袭其职”，足见元朝对这一机构设置的重视程度。元朝之所以在荣州设立这一机构，直接原因是由于“绍熙土饶利厚，流户日增”，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统治，防范其反抗，故“设官府以抚定之”。从该地聚居流民“数 千 户”，有“魁”、有“党”， “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看[79]，这支来自于雍、梁、淮甸的流民，为了追逐厚利，已经在当地形成一个拥有相当势力的私盐集团。而更深刻的背景则是元朝政府在四川一度首开盐禁政策造成的。元代政府对盐业采取国家直接经营，不许民间经营的政策。元成宗时，命令“罢民间盐铁炉灶”[80]。这种调整，最初是从处理一次因地震而引起的盐井开掘事件而引发的。天历元年（1328）七月，在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81]。九月，由此引起四川地震。四川邛州宋时旧有二井产盐，一曰金凤，一曰茅池，过去一直废闭。经过这次地震，盐水自然“涌溢”。四年后，到了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有一个名叫侯坤的州民愿意自备器械“煮盐而输课于官”。在这种情况下，元朝政府只得给予承认，遂“诏四川转运盐司主之”[82]。这是元朝政府在四川，也是在全国开放盐禁的先例。接着，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又明令：“四川盐运司于盐井仍旧造盐，余井听民煮造，收其课十之三。”[83]这一决定事实上承认了自天历元年地震以来民间私自开井煮盐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原来一直废闭的四川各地的盐井，从这以后普遍得到开掘。恰逢此时，淮西、湖广、陕西等省因灾荒而出现大批饥民流户[84]，在本地难以为生，而四川“田畴广阔”、“土饶利厚”，政策又允许开垦，这些流户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流进四川。
图6-2 自贡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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