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第五卷：明代四川永宁奢、贵州水西安之乱

20年后，到了明代后期，天启年间，又爆发了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的大规模叛乱。这次叛乱涉及四川、云南和贵州的相当地区。

永宁（今古蔺、叙永一带）是四川境内彝族的聚居区之一，其地南连赤水，为通往云、贵两省的要冲。永宁在唐代为蔺州地，宋为泸州江安、合江二县境，元置永宁路，领筠连州及腾川县，后改为永宁宣抚司。洪武四年（1371）平蜀，永宁内附，置永宁卫。七年（1374），升永宁为宣抚使司，以禄照为宣抚使。万历时，传至奢效忠，效忠死，妻无子，由妾子奢崇周袭职。奢崇周卒，因无子，遂以奢效忠亲弟奢尽忠之子奢崇明继立。

水西在今贵州黔西、大方、纳雍、织金一带，与永宁、乌撒等处壤地相接，因地处鸭池河西而得名。洪武初，贵州宣慰使霭翠归附，后赐安姓，安氏世袭为水西宣慰使。万历年间，土官安尧成卒，其子安位袭职，因年幼，实权掌握在叔父安邦彦手中。

奢、安两家之间，一方面互相通婚，“世戚亲厚”^[177]，保持着密切的姻亲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有深刻的矛盾。例如，安国亨杀其叔安信，安信之兄安智投奔永宁，在奢效忠的支持下，发动大规模的冤家械斗；效忠死，其妻妾争夺土司职号，而水西安疆臣又把持印信，“阴阳其间”，在奢氏家族内部制造纠纷，挑动他们互相仇杀。但两家也有利益一致的一面，这就是两家土司都想扩充地盘，增加财富，于是，掠卖人口，焚劫村堡，侵占屯田，窥伺府卫州城，野心勃勃，各有企图。这样，在利害一致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联合起来，共同向明王朝进行斗争。

图5-30　明天启刻本中的“永宁图”书影

而明王朝和奢、安之间的矛盾也由来已久。洪武初，霭翠任水西宣慰使，死后，“翠之弟安匀立，子孙遂以安为姓”。在川贵两省的土司中，水西不仅兵力强盛，而且蓄积富厚，故“西南世禄之家，每以安氏为城首”。正德时，安万钟袭职，“骄纵不法，酒酣，辄射人为戏”^[178]。万历二十六年（1598），安国亨之子疆臣袭职，据当时人记述，国亨性情“桀骜”，而疆臣“又复悖戾，不遵朝廷三尺（指朝廷王法——引者），如贵筑长官改县已多年，而疆臣犹欲取回为土司，天下岂有复改流为土者”^[179]？在此期间，安氏家族不仅自己内部为承袭争端纠缠不休，而且还插手临近土司的世袭事务。例如镇雄陇氏无子，疆臣之弟尧臣乃“入赘”镇雄。于是，尧臣遂“外怙播功，内仗水西，有据镇雄，制永宁心”^[180]。土司承袭失控和安氏家族扩充势力范围，这两件事情都是明王朝绝对不能容忍的。

由于种种原因，直接的武装冲突首先发生在播州地区，所以水西与播州的关系又成为明王朝政府衡量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按照明人沈一贯的说法：“杨氏发难之时，天下疑安氏为助，而安氏又与播州甚近，安若助杨，无论杨不可诛，而贵州省城亦不可保，故当时定议，务收安氏之心，使之为朝廷用。”具体策略是：一方面使贵州巡抚郭子章对安氏“推心结纳”；一方面又令总督李化龙征兵四方，以示朝廷不单靠土司之力。“盖总督裁之以法而巡抚收之以恩，两相济而后安氏始入掌握中。”^[181]当时贵州监军杨寅秋也向郭子章指出：“安与杨，两羽也，合之则轩飞，分之不能抢榆。”^[182]杨还派专人由间道秘密进入水西，敦促安疆臣从沙溪出兵，向杨应龙发起正面攻击，表示水西公开站到了明王朝一边。与此同时，贵州巡抚又答应在平播战争胜利之后，便偿还杨应龙旧日侵占安氏的“水西乌江地六百里以酬功”^[183]。

但是，战争结束不久，明王朝统治上层就围绕赏功、归地以及清理土司疆界等问题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一派认为，对水西“不咎既往，已属国家宽大，若因其挟而予之，彼不为恩，我且示弱”。因此，“原属播地，水西侵占者，必宜尽还，设置流官，照遵义起征微利，自公费外，悉充黔饷”。另一派认为，若不归地，则言而无信，何况“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矧失之土司，得之土司，原非分我内地，播固输粮，水亦纳赋，未必尽属空虑”^[184]。川、黔两省，又各执一端，于是“清疆之议，累年不决”。

在如何处理安氏家族挟制永宁和窃据镇雄等问题上，明王朝内部的派系纠葛同样表现得非常充分。“盖川南土府，籍隶蜀藩而饷归黔省”，故“黔以安疆臣实长诸司输供征调，若视为不可携之附庸，而审时度势，又视为不可开之瑕衅”；但“蜀以安尧臣为黔土舍，乘隙而据蜀芒部，逐蜀土司，杀蜀王民”，理当重惩；于是“黔责蜀以生事喜功，而蜀责黔以养寇酿祸”^[185]。

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明王朝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所以奢、安两家，包括杨应龙在内，都要通过贿赂手段来取得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信任。而且，官员们不只接受贿赂，有时还要公开勒索，甚至发展成为明火执仗的抢劫。例如奢效忠死后，妻妾内讧，宣抚司印信藏匿于效忠之妾奢世续处，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川都司张神武以追印为名，“矫旨集兵，突将奢世续新旧二居所有尽掠之，得数十余万”，世续部属同样以营救“主母”为借口，“各起夷兵”，焚毁摩尼、普市二千户所^[186]。明王朝指令川贵两省对张神武“擅兵激变”一事进行会勘，但在勘问的过程中，四川方面着重追究摩、普二所失守的责任，主张千户张大策应斩，而贵州方面则着重追究抢劫世续私邸引发土司叛乱的责任，主张张神武应斩，“策，黔人，武，蜀人也，由是两情皆不平”^[187]。

上述种种混乱局面，不仅损害了明王朝的威望，削弱了明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而且促使永宁、水西土司和明朝的关系迅速恶化。

万历末，永宁土司的职号已由奢效忠的侄儿奢崇明袭替。奢崇明是一个颇有政治野心的人。由于他出身微贱，以旁支承袭，表面上对明朝官吏恭敬，而实际上是暗地里另有图谋。一次，奢崇明被召入藩府，他见藩府雄丽，即密遣工匠图绘，被川贵参将周敦吉发现，周当场叱之曰：“汝犬羊，便敢乃尔！恐不禁我老虎嚼也！”^[188]奢崇明忍气逊谢，一直等待时机反叛。

恰逢这时，辽东战局日益紧迫，明王朝的辽阳总兵刘曾参加平播之役，因而极力主张征调彝族土兵驰援辽东。奢崇明立刻上书，表示愿意提兵3万赴援。天启元年（1621），明朝下诏檄调，正中其谋。于是，他借机日夜制造军器，立马上路。九月六日，奢崇明从永宁发兵祭旗。十七日，四川巡抚徐可求前来点兵，奢崇明部将樊龙对其无礼，徐可求说：“朝廷处汝如腐鼠耳，汝得无欲反乎？”樊龙应声曰：“不反何待！吾来杀汝，岂来赴援！”于是，突然发动了反明的武装叛乱。在樊龙、张彤的率领下，声称援辽的2万部队乘机进占重庆。重庆守军措手不及，四川巡抚徐可求与道、府、总兵等官20余人皆被杀害。叛军既占重庆，三日内士民逃出多不禁，至二十一日开始戒严，一时重庆城内的文武官员同尽，无人主持。接着，叛军分兵攻陷合江、纳溪、泸州、遵义。

奢崇明之乱未平，在贵州的安邦彦又起兵叛乱。水西方面，安疆臣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土司职号由安尧臣袭替，不久，安尧臣亦死，子安位年幼，所以由安尧臣之妻奢社辉摄事。社辉乃奢崇明女弟，而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又“素怀异志，阴与崇明合”，故挟持安位，于天启二年（1622）春出兵贵阳，与永宁叛军遥相呼应。贵阳守军不过数千，而水西土司兵号称10万之众，“沿山扎营，四面伏路把截，以断城中出入”，又“置木栅，垒户墙，鸟雀不能飞渡”^[189]，但城中军民坚守阵地，战斗十分激烈。贵阳被围296天，贵州巡抚王三善率领的援军才从清水江、都匀分路抵达贵阳外围。土司兵普遍厌战，闻援军至，始纷纷溃散。

图5-31　朱燮元像（采自《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

坐镇四川的总督朱燮元，这时兼制湖广、贵州及广西、云南诸军务。朱燮元在成都查阃司军器，“朽铳钝戈，不满十件”；镇远营“老弱丁壮，共可四百余人，通无盔甲”。面对成都的危局，这时他才手忙脚乱，分头檄调石柱、罗纲、龙安、松潘、威茂、建昌等处兵入援；并下令募集街民上城，纠工堵塞各水洞。同时，令各州县分造衣甲，兑粮入城。为了赶造枪铳兵器，临时派人到陕西买磺，到潼川取硝，到资阳取铁，到大邑、犍为取炭，到灌县取铅，到茂州取枪杆。十月中旬，奢崇明自长宁起兵四路，各兵数万，进攻成都，突破龙泉山明军防线，直抵成都北门。是时，成都城内“上下荡然，无复法纪”。十七日夜，“号火遍于四野，光焰烛天”。至十八日一早，叛军“牛皮、竹笆，多如繁星，渐移渐近。或挖城脚，或树竹梯，或打弩放铳，或举火烧门。若此者三昼夜不绝”。明军早先差人决都江堰水以护卫城壕，至是，水至壕满，这才争取时间稍息，等待援兵。

而这时四川境内的白莲教又乘机起事，其在“邛州、达州、保宁、潼川、绵州、嘉定、重庆等处，东南西北，无地无之”。成都城内，也有其党与之遥相呼应。官府严加镇压，一次就正法170余人。直到十一月下旬，才有松潘、黎雅、灌县、威茂等地的援军开始陆续前来救援。至十二月，成都城内“盐菜鸡豚俱尽，夜无犬吠。米价高腾”，不得不用囤积之粮来救众饥。各地援军与叛军接战，仍不能解成都之围。城内不得不“造水牌二百余面，顺流放下。令各有司沉舟断桥，募集乡兵，以待贼逸”。直到天启二年（1622）正月二十八日，石柱土司秦良玉率领土兵至新都，“人人跳跃”，局势才开始发生转变。依靠秦良玉军的驰援，城内外明军协同作战，奢崇明的叛军因发生“内变”，始解围遁去。成都被围困102天，至此，“各援兵渐集，失陷州郡中一切伪守伪将，俱接踵奔溃，沿江道路始通”^[190]。在川东方面，秦良玉军先后攻克二郎关与佛图关。官军与平茶、酉阳、石柱三土司合围重庆，城中乏食。四川总督朱燮元以计将叛将樊龙擒获，明军这才收复了重庆。

明军在四川进展顺利，天启三年（1623）五月，攻入蔺州（今古蔺），奢崇明力蹙，逃避水西龙场。朱燮元“请以赤水河为界，河东龙场属黔，河西赤水、永宁属蜀，永宁设道、府，与遵义、建武声势联络”^[191]。但贵州战局时有反复，贵阳解围之后，明军渡乌江，天启四年（1624），进至水西地区，王三善遇伏阵亡，明军损失惨重。直到崇祯二年（1629），在朱燮元的主持下，诱敌深入，故意引导土司兵向永宁移动，然后四面合围，奢崇明、安邦彦皆受伤被杀，才最后结束了这场战乱。崇祯三年（1630），永宁改土归流，而水西仍旧维持原来的土司制度。

奢崇明、安邦彦之乱，历时甚长且涉及面颇广，云贵川三省相当一部分地区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战祸荼毒。奢、安之乱，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与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叛乱行为。奢、安叛乱意在割据一方，正如《明史》所说：“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彦欲图贵阳为窟，西取云南，东扰偏、沅、荆、襄。”^[192]因此，叛军攻占到哪里就烧杀抢掠到哪里，自然得不到边疆广大人民的支持。明王朝尽管式微，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也就注定了奢、安叛乱必然失败的命运。奢、安之乱爆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明朝封建统治已近尾声，包括西南边疆地区在内的各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起事容易得到响应。另一方面，奢崇明、安邦彦盘踞西南日久，附和者众，明王朝平定起来实属非易^[193]。此外，明王朝处理少数民族政策失当，缺乏戒备，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对此，朱燮元以朝廷对待奢氏父子为例，作了这样的总结：“蜀三面滨夷，用武之国也。泰宁日久，军政徒空……酝酿至于今日，草菅数百万，灰烬数千里。川四巴三，几成乌有，实洪荒以来未有之奇祸！而后知小忠之为大贼，小省之为大费，即噬脐何及矣。”^[194]

图5-32　明天启刻本《蜀事纪略》书影

【注释】

[1]《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2]参见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523页。

[3]《元史》卷23《武宗纪》。

[4]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2～33。

[5]参见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6]《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7]姚燧：《牧庵集》卷20《张公神道碑》。

[8]《元史》卷167《张廷瑞传》。

[9]《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10]《蜀中广记》卷32。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边防记》。

[12]见李绍明：《北川小坝元代石刻题记考略》，《四川文物》1989年第2期。

[13]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1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边防记》。

[15]《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16]嘉庆《四川通志》卷90《武备志》。

[17]《明史》卷331《西域传》。

[18]参见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504页。

[19]嘉庆《四川通志》卷96《武备志》。

[20]《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边防记》。

[21]《明史》卷331《西域传》。

[22]《蜀中广记》卷32。

[23]《蜀中广记》卷31。

[24]《元史》卷202《释老传》。

[25]《明史》卷331《西域传》。

[26]《元史》卷9《世祖纪》。

[27]《明太祖实录》卷251。

[28]《明史》卷331《西域传》。

[29]《明太祖实录》卷188。

[30]《元典章》卷16《户部》2。

[31]《明宪宗实录》卷78。

[32]《明史》卷331《西域传》。

[33]《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边防记》。

[34]《明宣宗实录》卷4。

[35]《明宣宗实录》卷35、《明英宗实录》卷5。

[36]《明史》卷331《西域传》、《明英宗实录》卷218。

[37]《明史》卷311《地理志》。

[38]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39]《蜀中广记》卷34《边防记》。

[40]以上据《蜀中广记》卷34。

[41]嘉靖《马湖府志》卷下《秩祀》卷之五。

[42]《元史》卷133《脱力世官传》。

[43]《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453页。

[44]《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4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民族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46]《元史》卷12《世祖纪》。

[47]转引自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48]《明史》卷310《湖广土司传》。

[49]《蜀中广记》卷38。

[50]《蜀中广记》卷38。

[51]《蜀中广记》卷38。

[52]《蜀中广记》卷38。

[53]《蜀中广记》卷38。

[54]《蜀中广记》卷39。

[55]参见《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56]《四川省民族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57]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1页。

[58]嘉庆《四川通志》卷98《武备·土司》。

[59]以上咱哩、青海代称考证，参见李宗放：《元以后有关四川蒙古族部分资料浅析》，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南民族问题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明代四川蒙古族历史和演变略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60]《四川省志·民族志》调查组：《关于凉山彝区摩索和西番的识别问题和建议》（油印稿），原件原藏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

[61]参见阿拉塔·扎什哲勒姆：《四川蒙古族——源的追溯　根的赞美》，香港大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等。此外，在追根元亡之后蒙古族踪迹问题上，近年来西南地区某些家族姓氏也成为百姓关注的话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今云南通海、贵州大方、重庆彭水，以及四川泸州、合江、富顺、纳溪、青神、荣县、乐山、威远、犍为、洪雅、仁寿、内江、大邑等地，有的家族还一直通过家谱、墓碑、口授的方式，传承家族的历史和自己作为蒙古人的执著信念。这些家族涉及有余氏、俞氏、谭氏、花氏、张氏等姓氏，而以余姓最为突出（参见东人达：《成吉思汗在西南的后裔》，《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36卷第1期），目前尚无定论。

[6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

[63]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4]《元史》卷133《也罕的斤传》。

[65]［波斯］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79～382页。有学者认为，阿难答属下的军队中，确有穆斯林，他本人也可能受其影响，但说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十分虔诚，则证据不足。见王宗维：《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66]见陈世松：《元代礼拜寺文物——西昌三坡阿拉伯文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67]《元史》卷134《朵罗台传》。

[68]参见马尚林：《四川回族历史与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69]马尚林：《四川回族历史与文化》，第10～11页。

[70]马勇：《松潘回族源流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71]马尚林：《四川回族历史与文化》，第11页。

[72]嘉庆《四川通志》卷98《武备·土司》。

[73]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民族志》，第368页。

[74]参见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12月第14卷第4期。

[75]参见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76]《元史》卷6《世祖纪》。

[77]《元史》卷10《世祖纪》。

[78]《元史》卷38《顺帝纪》。

[79]参见史树青：《长留瑰宝在山丹——怀念路易·爱黎同志》，《中国文物报》1988年2月26日。

[80]《元史》卷8《世祖纪》。

[81]《元史》卷12《世祖纪》。

[82]《元史》卷63《地理志》。

[83]《元史》卷13《世祖纪》。

[84]《元史》卷34《文宗纪》。

[85]《元史》卷26《仁宗纪》。(www.xing528.com)

[86]《元史》卷5《世祖纪》。

[87]《元史》卷17《世祖纪》。

[88]《元史》卷18《成宗纪》。

[89]《元史》卷60《地理志》、卷19《成宗纪》。

[90]《明史》卷310《土司传序》。

[91]《明世宗实录》卷566。

[92]《明史》卷72《职官志》。

[93]《万历会典》卷6。

[94]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8页。

[95]《万历会典》卷108。

[96]嘉靖《马湖府志》下卷《食货志》卷4。

[97]《明太祖实录》卷162。

[98]《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99]《明史》卷228《李化龙传》。

[100]《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101]《明宣宗实录》卷4。

[102]《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103]《元史》卷12《世祖纪》。

[104]《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105]《元史》卷12《世祖纪》。

[106]《元史》卷129《也速答儿传》。

[107]《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108]《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109]《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110]《元史》卷133《脱力世官传》。

[111]《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112]《元史》卷16《世祖纪》。

[113]《元史》卷133《脱力世官传》。

[114]《元史》卷133《脱力世官传》。

[115]《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116]以上见《元史》卷34、35、36《文宗纪》。

[117]《元史》卷131《速哥传》。

[118]《元史》卷28《英宗纪》、卷29《泰定帝纪》、卷175《张珪传》。

[119]邓子章：《西南三征记》，嘉庆《四川通志》卷95《武备志·边防》。

[120]沈定平：《明代前期阶级斗争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论丛》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232页。

[121]《明神宗实录》卷167。

[122]邓子章：《西南三征记》。

[123]邓子章：《西南三征记》。

[124]《明神宗实录》卷191。

[125]《明神宗实录》卷201。

[126]参见邓沛：《关于“马湖蛮”的几个问题》，《青海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

[127]参见屈川：《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28]曾省吾：《平蛮录》卷1《覆勘将官疏》。

[129]董份：《泌园集》卷27《平都蛮传》。

[130]任瀚：《平蛮碑》，嘉庆《四川通志》卷95。

[131]《明史》卷43《地理志》记叙州府领1州9县，其中，高县于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升为州，隆昌则置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

[132]朱国祯：《明皇大事记》卷12。

[133]《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34]《明史》卷310《土司传序》。

[135]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36]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37]正德《四川志》卷26。

[138]周洪谟：《重修长宁县记》，正德《四川志》卷35。

[139]正德《四川志》卷26。

[140]据王廷相：《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明经世文编》卷149；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41]《明宪宗实录》卷79。

[142]永乐《泸州志》卷1。

[143]正德《四川志》卷26。

[144]正德《四川志》卷26。

[145]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46]《明宪宗实录》卷44；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47]《明宪宗实录》卷44。

[148]邓球：《泳化类编》卷51。

[149]《明宪宗实录》卷51、卷53；《明史》卷172《程信传》。

[150]《明史》卷187《马昊传》。

[151]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52]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53]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54]据《明史》卷187《马昊传》、嘉庆《四川通志》卷94。

[155]《明世宗实录》卷351。

[156]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20。

[157]《万历会典》卷127、卷131；《明神宗实录》卷10。

[158]董份：《泌园集》卷27《平都蛮传》。

[159]据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凌霄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20；嘉庆《四川通志》卷94；《明史》卷212《刘显传》。

[160]程信疏语，见嘉庆《长宁县志》卷4。

[161]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卷15《代赠司马曾确庵平戎入觐序》。

[162]曾省吾：《平蛮录》卷7《公移·檄文》第131。

[163]《明神宗实录》卷45。

[164]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卷6《答蜀抚曾确庵计都蛮善后事》。

[165]曾省吾：《平蛮录》卷10《征蛮杂录》第33。

[166]谈迁：《国榷》卷7。

[167]关于播州杨氏出自太原的说法，近世学者颇有疑问，参见谭其骧：《播州杨保考》，《长水集》卷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99页。

[168]据何乔新：《椒丘文集》卷32《奏议集略》；《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69]《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70]申时行：《杂记》，《明经世文编》卷381。

[171]《平播全书》卷4。

[17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4。

[173]《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74]《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75]《平播全书》卷4。

[176]周春元等编著：《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177]《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78]王士性：《广志绎》卷5。

[179]王士性：《广志绎》卷5。

[180]《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81]沈一贯：《言川贵总督揭帖》，《明经世文编》卷435。

[182]郭子章：《临皋杨公墓志铭》，杨寅秋《临皋文集》卷4，附录。

[183]《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184]《明神宗实录》卷397；《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又参看李化龙：《播州地界疏》，《明经世文编》卷424。

[185]《明神宗实录》卷437。

[186]《明神宗实录》卷474。

[187]《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88]朱燮元：《蜀事纪略》，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天启刻本。

[189]《明史纪事本末》卷69。

[190]朱燮元：《蜀事纪略》。

[191]《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92]《明史》卷249《李橒传》。

[193]参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页。

[194]朱燮元：《蜀事纪略》，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天启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