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各种制度比较健全，吏治比较清正，在经营西南边疆的过程中也比较注意民族团结，所以明初的民族关系相对安定。中叶以后，情况逐渐变化，相互之间矛盾日深，以致事态不断扩大，终于兵连祸接，动乱频仍。
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从明王朝方面分析，封建王朝官员的大汉族主义偏见、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激化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明初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对少数民族首领较为尊重；但到中叶以后，封建王朝官员对待少数民族的立场发生巨大变化。正如当时了解西南边情的郭子章曾经指出，地方官员对待少数民族，往往是“虏使之，鬼遇之，犬羊谯诟之”。他指出，如以这种立场处理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欲使其无蹢躅，得乎？”[166]加之明朝中叶以后，军卫制度日趋腐朽，军纪松懈，卫所官兵对少数民族的敲诈勒索与日俱增，稍不遂意，便挑起事端，大动干戈，这就引发了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斗争。
另一方面，从明王朝的土司政策来审视，土司制度虽然在明代中期以前对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曾经起过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这一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积弊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土司统治这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带有浓厚的封建割据性，土司割据一方，违抗朝命，严重危及地方安定和明朝对边疆的统治。加之毗邻土司之间以及土司家族内部，因时常争夺土地、人口及争袭职位而互相仇杀，造成当地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每当事态进一步恶化，明朝中央政府不得不直接出兵干预的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也就随之而来了。
万历年间的杨应龙之乱和天启、崇祯时的奢、安之乱便是两个明显的例证。
播州位于今贵州遵义一带，秦为夜郎之地，汉属牂牁，唐贞观中改播州。关于播州杨氏的族源，据传可以追溯在唐僖宗乾符初年，有太原人杨端应募起兵，助唐复城，挫败南诏，从此杨氏家族便世世代代据有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167]。历五代，子孙世有其地。宋大观中，杨文贵纳土，置遵义军。元世祖授杨邦宪为宣慰使，赐其子汉英名赛因不花，封播国公。
洪武四年（1371）平蜀，遣使招谕。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内附，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领安抚司二、长官司六，统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势力强大。杨氏对内剥削土民，对外又多次帮助明王朝镇压其他少数民族，屡立战功，所以正德初年，明王朝破例任命土官杨斌为四川按察使。然而，另一方面，早在宣德、正统年间，杨铿之孙杨纲即私买土民，“阉割为火者，在家使唤”。景泰时，杨辉抢劫马湖土民杉木2000余块，私自运往南京价卖，得银1300余两。成化初，长官何庸病故，无子，族侄何熙庆捏称嫡出，杨辉又擅自拘集亲族，审取结状，上报四川都、布、按三司，助其冒袭长官职务。但是，从杨辉开始，杨氏家族内部也爆发了嫡庶之争，而且愈演愈烈。辉有子杨爱，又宠其庶子杨友，杨氏虽属土官，但汉文化程度很高，依照立嫡立长的惯例，职务应由杨爱承袭。杨辉为了使杨友能够顺利袭职，乃贿赂四川巡抚张瓒，于怀远故地另设安宁宣抚司，“冒以友任宣抚”。杨辉死后，杨爱、杨友兄弟之间互相攻杀，战祸长期不息。
嘉靖初，杨相又步其祖父杨辉的后尘，陷入嫡庶之争。由于杨相“宠庶子煦”，惹怒嫡子烈，杨烈之母张氏，“悍甚”，于是“与烈盗兵逐相”，迫使杨相外逃，最终客死水西。不意水西宣慰安万铨，欲借杨相之尸，“要挟水烟、天旺故地”，然后才答应还给杨相之尸。杨烈表面同意这一要求，但在归还相尸之后，却拒绝还地，于是播州遂与水西“搆难”，两大土司之间互相攻杀，战祸长达十年之久[168]。
万历初，杨烈之子杨应龙袭职。应龙骁勇善战，先后从征九丝、腻乃、杨柳沟等处，均受到明王朝的奖赏，因而居功骄纵，酷杀树威，使各族人民生活在屠刀之下。杨应龙的残暴统治不仅引起许多下级土官的不满，也使其家人内部矛盾一触即发。杨应龙宠爱小妻田雌凤，竟杀嫡妻张氏，并及其母，于是妻叔张时照与部属何恩、宋世臣上书控告应龙谋反。播州地介川黔两省，四川、贵州两省统治者对此早有察觉。万历十八年（1590），贵州巡抚论杨应龙凶恶诸事，“历数其二十大罪”。明朝政府遂令两省督抚进行会勘。当时播州属四川管辖，播州人不堪杨应龙的残暴统治，纷纷到重庆告状，贵州一方主剿而四川一方主抚。蜀中士大夫认为：“蜀三面邻播，属裔以什伯数，皆其弹压，且兵骁勇，数征调有功，剪除未为常策。”[169]朝议会勘时，杨应龙愿意赴蜀，而不愿赴黔。在朝廷会勘的过程中，地方官员视土司为奇货，经常勒索财物，中饱私囊，而今当杨应龙身陷法网、听人摆布时，这就更加有机可乘了。例如在会勘之时，先约日期，应龙按期到达，但“委官故迁延不行，度应龙且去，则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贿乃已。以故应龙每赴勘，若就刑戮”[170]。
万历二十年（1592），重庆府将杨应龙拘至重庆问罪，恰逢倭寇侵朝，征兵天下。杨应龙为了脱身，诡称愿意统苗兵据关冲击，以求自赎。杨应龙被放回播州不久，朝廷诏其出兵。但当重庆府再次追究其罪时，杨应龙即拒不受命，使会勘无法继续进行。杨应龙回播州后，不思悔改，其行径更加跋扈，“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171]。
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只好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仓促出师，但杨应龙早有准备，当明军行至娄山关时，很快被土兵包围，伤亡过半，无功而返。事后，明王朝决策阶层中，剿抚两派仍然争吵不休。“当是时，七姓惟恐龙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窜匿其间，又幸龙反，因以为利。”[172]万历二十四年（1596），形势骤然变化，经过多年准备的杨应龙骤然出兵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并到处搜捕曾经检举过他的仇家，“戮其父母，淫其妻女”。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杨应龙借口“朝廷不容我，只得舍命出綦江”，打着“擒王剿叛”的旗号，公开发动反明武装叛乱。
图5-28 今日娄山关
杨应龙统率的二万土兵，号称六万，由播州兵分三路入川，一路由松坎至赶水（贵州赶水），一路出真州（贵州正安县东南），一路由杨应龙本人带领，出点脚坝，直至插营山。插营山距綦江县城约有30里，而綦江县则是出入播州的通道。六月三日，杨应龙进兵至赶水，另以一部兵力犯南川，“居民牛猪仓谷，皆为所有”。当时，四川全境处于一片惊惶之中。六月二十一日，叛军进攻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满3000。綦江城破，叛军“尽杀城中人，投尸蔽江，水为赤”[173]。叛军流劫江津及南川，临合江，直逼重庆。其时，另一支叛军侵入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切断了楚、黔两省的通道。
明王朝在得知杨应龙起兵叛乱后，急调四川巡抚李化龙前往镇压，并授以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事大权。在綦江县城破之时，叛军势力一度膨胀，据估计，其兵力达到14万之多。在明朝一时难以调集众多军队、筹集军队开支的情况下，巡抚李化龙为了稳定局势，在请求朝廷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不得不采取招抚策略，以便为最后的军事镇压作准备。早在杨应龙起兵叛乱时，贵州巡抚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与杨氏有“世姻”关系的水西土司安氏进行拉拢安抚工作，向安氏许愿说，在播州被平定后，朝廷将把杨氏占有的原属于水西所有的乌江600里地方归还，安氏为此答应，愿意出兵协助朝廷平播。这时，李化龙一面调兵，一面移文杨应龙，对他进行诘责和招抚，以便争取时间，“征调汉土诸兵，急为之备”。
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化龙移镇重庆，征兵大集。从陕西、甘肃、浙江、湖广、云南等省征调的军队不断开到川、贵，总兵力已达20多万，号称50万。同时筹集的钱粮军饷也已到位，平叛的条件日渐成熟。李化龙遂以二月十二日誓师，分八路进剿。每路约3万人，其中官军9000人，土司兵21000人，旗鼓甲仗森列，苗人大惊。(www.xing528.com)
李化龙军从四川境内出发，一出綦江，一出南川，一出合江，一出永宁，贵州方面的明军和土司军队则分别由乌江、沙溪和兴隆卫出发。湖广偏桥一路，又分为两翼挺进。杨应龙也勒兵数万，五道并出，但皆为土司兵所挫。在八路明军中，綦江路由总兵刘
率领，首战告捷，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攻占楠木山、羊简台等地，南川路由总兵马孔英率领，于三月底进入娄山关，与刘
军会合。五月，明军数路包围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海龙囤地方不过几里，此时杨应龙的兵力不足一万，坐困穷崖，六月五日夜，李化龙军攻破海龙囤，进退无据的杨应龙，“散金募死士拒战，无应者”[174]，最后被迫自杀，明军取得全胜。
明军从出师至此，共计114天，分八路共斩叛军2万余人。播州杨氏从唐朝开始，共传29代，历800余年，至杨应龙而亡。明朝平定播州以后，决定将杨氏据有的播州地区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明朝认为：“黔，瘠壤也，若乘此时，而割播地以附黔，则于蜀无损，于黔有裨……但尽属之黔，则地方千里，诸凡缔造，劳费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议设分二府，分属黔、蜀。”[175]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明朝分播州为两个府，属四川者曰遵义府，属贵州者曰平越府。分治后的播州行政区划遂一分为二：
属于四川统治的地方是：
播州白田坝，即播州遵义县故地，复为府治，并设县附属；
桐梓，川贵要道，复县；
仁怀，怀阳故地，复县；
真州，古珍州（今正安），复一州。
图5-29 川黔交界地区田园风光
属于贵州统治的地方是：
瓮水、重安，合设一县；
余庆、白泥，合设一县。
后来，直到127年后的清雍正五年（1727），四川所属的遵义府，包括所有属县在内这些地方，才改隶贵州，由贵州省管辖[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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