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征西南夷的成就

从明初开始，四川境内的藏、彝、羌等少数民族先民不断掀起反明斗争，彼此呼应，由此遭到明王朝的军事镇压。到了明代中后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抗争愈演愈烈，明王朝更加紧对其进行军事镇压。其中以发生在隆庆年间的“三征”“西南夷”事件最为突出。

据明人邓子章《西南三征记》^[119]记载，蜀人所称之“三夷”，指的是四川境内的“松潘夷”“建越夷”和“马湖夷”。

四川战略地位重要，“北与秦邻，东与楚邻，稍东而南而西与夷邻”。川西北民族种类繁多，本身矛盾就比较复杂，因此明初在这里设置松潘卫以镇之。明初御史大夫丁玉采取羁縻政策，取得成功，使得这一地区相安无事。但其后，这一地区的种种矛盾不可避免地被激化了。宣德二年（1427），由于官军强迫当地少数民族老弱运粮，引起松潘藏、羌民族人民大起义，被称为“明代前期四川少数民族发动的比较重要的反抗斗争”^[120]。这次起义从宣德二年（1427）十月起至宣德八年（1433），历时七年半，先后有5万余人参加，曾经攻克松潘、叠溪重镇，包围威州、茂州要塞，并南下焚毁绵竹等县的官民庐舍，威胁成都平原。与此同时，不断地给前来镇压的七八万官军以沉重打击。先是击毙成都指挥陈杰，继之将偷袭藏民村寨的5000官军打得狼狈而逃，最后又击溃奉调从北京赶来增援的韩整部队，使之屯兵于威州而不敢轻进。直至明朝调集京师及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马，实行剿抚兼施策略，方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图5-24　今松潘古城(www.xing528.com)

万历初年，随着松潘境内藏、羌民族部落内部势力的消长，一些部落强大了，一些部落衰落了，面对这种复杂的民族矛盾，当地官员动辄以武力加以镇压。恰逢此时四川正因“采木之事，民间骚动”，于是，激起“松潘夷”的武装反抗，“诸寨番人攻堡，戕职官，架七稍炮，依险为乱”^[121]。四川巡抚徐元太派官军前往镇压，无可奈何，因此受到少数民族的嘲笑：“南人磨子兵，奈我何！”^[122]后来，明朝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先后调集播州土兵7000人、酉阳土兵5000人、平茶土兵4500人，方才于万历十四年（1586）把“松潘夷”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当徐元太刚把“松潘夷”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建南（今西昌）“羽书日至”。“建越夷”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左滇右蜀，而据其中腹地”^[123]。紧接着，发生了“建越夷”和“马湖夷”反抗明朝的事件。

关于万历十五年（1587）以来发生在建昌和马湖彝族地区的这次反明事件，导火线实际是由“马湖蛮”地区改土归流引发的。原来，在弘治八年（1495）朝廷依明律将马湖府土官知府安氏五世孙安鳌处死，另由汉族流官担任马湖府长官。至此，世袭马湖土官六代七任124年之久的安氏败落，其部分后裔避入凉山，伺机再起。正德十二年（1517），四川筠连夷部流民屠杀夷民，引起筠连夷民联合白水江流域（今云南昭通市彝良、盐津县）四十八寨夷民，聚众数万人进攻筠连县城，朝廷急调汉土官兵进行进剿。安鳌之子安宇率夷兵500从征，并促成四十八寨降明。他因此立功，被朝廷授予马湖土巡检。安宇去世后，安兴承袭为土巡检，但他对朝廷杀其祖父安鳌怀恨在心，扬言要恢复祖业。万历十五年（1587），邛部彝酋撤假反明举事，称“西国平天王”，雷波土司杨九乍配合，率马湖蛮抢掠沐川长官司属地，安兴认为时机成熟，遂乘机与之联合，号称凉山“三雄”。安兴并率夷众于马湖江中打捞皇家楠木，杀害采伐、运送皇木的军人和民夫。后来，建昌彝酋大咱也乘机起事。一时间，彝族反明风浪席卷大小凉山地区，对明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据四川巡抚徐元太报告，明王朝为镇压建昌和马湖彝族地区的这次反明事件，从万历十四年（1586）十二月起至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共俘获男女2860口，招安3000余口，“烧毁夷房一千五百余间”^[124]。万历十六年（1588），明廷又以徐元太任四川总督，对“马湖夷”中的“有腻”诸部的反抗斗争进行军事镇压。这次军事行动，共用兵五万，分为三路：“一自马湖，一自中镇，一自建昌。”并且还调集播州、酉阳、平茶、邑梅、天全、乌蒙诸土司的兵力，才把这次“建越夷”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125]。

万历十六年（1588）五月，明军移师进攻安兴的老巢黄琅，破那古坝（今雷波县渡口乡），又破石坡罗（今雷波县永盛乡），俘安兴。至此，所谓“凉山三雄”被彻底消灭。安氏的土巡检一职也被永远取消。此后，马湖地区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改土归流”^[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