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连绵不断的反元斗争

元明王朝改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办法，进一步强化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但同时也加重了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激化了元明王朝同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使得这一时期各种性质的民族事件层出不穷。元朝一统中国的初期，江南地区的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这时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元斗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一）川南地区

至元十二年（1275）六月，宋嘉定安抚使昝万寿以城降，元世祖赐名顺，命他为四川蛮夷部宣抚使，专门负责招抚川南、川东一带少数民族归顺元朝。在他的招抚下，川南戎州（今兴文县兴文镇）的“大坝都掌”部、上下罗计夷，以及思州的土酋田景贤，泸州西南番蛮王阿永，叙州筠连的腾串、豕鹅、昔霞等处诸族蛮夷内附。元朝以其长阿永为西南番蛮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使。

川南少数民族归附之后，元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并由此增加了对少数民族的征调与压榨。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兴兵征缅国的答马剌（缅王子），由于兵源不足，决定征调少数民族土兵助阵。于是，“发罗罗斯等军助征”^[103]，又“发都掌阿永等民为兵”。都掌等夷部上言“宋时未尝佥军”，请求改“以马牛助军需”。从之。未几，元朝又以一奚不薛（彝语“水西”之意，今贵州西北部）叛服不常，发兵征之。再签都掌等部出军，阿永等也因征调过重过急而拒不从命^[104]。西南夷雄左、都掌蛮得兰纽遂联乌蒙蛮起兵反抗。元朝为了镇压西南诸部的反抗，命四川行省右丞也速答儿领兵前往征讨，也速答儿遂会同云南行院兵进剿。未几，“招抚筠连州、定州、阿永、都掌等处，独山都掌不降”。接着，元朝官军“生擒酋长得兰纽”^[105]，又“擒乌蒙蛮”^[106]。

成宗大德间，元朝又兴兵征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清迈），苛扰西南各族人民，遭到各族激烈反抗。也速答儿领兵镇压，自叙州庆符出发，参政阿答赤自长宁出发。由于军粮不济，“回军就粮，至永宁”，激起西南夷雄挫（即雄左）“反于赤水河”，“杀永宁府判官”。也速答儿出兵镇压，雄挫妻苏池致书招降官蔡闰说，所谓“杀讫使臣，不是蛮官本情”，她愿亲自出面解释。雄挫也派人持文字来，“大意谓我不反，使臣贪婪所致”^[107]，足见赤水河一带的西南夷蛮的反抗斗争完全是由于使臣官吏的贪婪引起的。元朝对雄挫的反抗斗争采用武力与招降相结合的政策，“必欲令雄挫入朝”，不然，就出兵进讨。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雄挫被迫出降，率部曲及把事头目29人赴京，后受赏衣服、弓矢、鞍辔放回。元廷赦免其罪，“仍充土官”^[108]。

（二）罗罗斯地区

元朝自至元九年（1272）通过大举征建都，击败建蒂势力后，设立罗罗斯宣慰司进行统治。元朝通过在这一地区驻军、设屯、开路、置驿，对罗罗斯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时也加重各族的负担，以致不断引起当地的反抗。(www.xing528.com)

反抗首先从定昌路（今德昌县西南）拉开序幕。至元十五年（1278），定昌路总管谷纳起兵反抗，“迁入八只巴砦为贼，八剌即、安古马、杨古剌、乞剌蒲等皆应之”^[109]。既而“德平路落来民又叛”。又有子童“立寨于纳土原山”反。“蛮细狗、折兴等及威龙州判官阿遮，皆凭险为乱”，“昌州苏你、巴翠等作乱”响应^[110]。引起此路人民反抗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地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的剥削和压迫所致。所以，谷纳反抗时，“毁桥梁、取仓粟，夺驿马及屯田牛”^[111]。此外，由于建都地多产金，元朝置治后，“令旁近民炼之以输官”^[112]，“其所部有产金户，叛服不常”^[113]，他们也因遭受苛重剥削而响应反抗。纳谷起兵声势甚大，一度与千户阿夷谋率众渡不思鲁河（金沙江），响应反抗的各土酋也多凭险据守，立寨自保。元朝调集各路军兵，由脱力世官率军镇压，至次年才把谷纳擒杀。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把德昌路威龙州（今德昌县西南）、昌州（今德昌县城关镇）等地的反抗斗争扑灭。在平定这些反抗斗争后，元朝进一步加强了对罗罗斯地区的统治，脱力世官“籍其民五百余户为农”，又“括户口，立赋税，以给屯戍”等等^[114]。

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下令征八百媳妇，西南各族“皆以朝廷远征，供输烦劳”的名义起兵反抗。罗罗斯人民也加入反抗斗争的行列。当年二月二十日，“乌撒、乌蒙、东川、马湖四族，聚众四千，复起罗罗斯军，渡金沙江，刻日攻建昌”。三月六日，“逼雅州、邛部州甚急”^[115]。元朝调集云南、陕西、湖广、四川数省兵力，才把这次反抗斗争镇压下去。

在天历、天顺帝位纷争中，云南诸王秃坚、万户伯忽等拒不归附天历政权。乌蒙土官禄余起兵助秃坚、伯忽。罗罗斯权土官宣慰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附于禄余，乘势“合乌蒙兵万人”进攻建昌路，揭开了在罗罗斯地区反抗元朝的序幕。元朝调集重兵镇压，撒加伯等“益兵八千撤毁栈道”，并遣把事曹通“潜结西番”，联络西番及诸蛮部，“欲据大渡河寇建昌”。元朝一面从云南派兵“屯建昌”，全力防守；一面又从四川成都、保宁、顺庆、广安诸屯调兵千人，直抵罗罗斯界；又遣成都、顺庆二翼军5000，“同邛部知州马伯部蛮兵”，分道“共讨”。由于当时罗罗斯叛，与成都甚迩，而成都军马俱进征云南，元朝不得不“诏四川临境诸王、发藩部丁壮二千人戍成都”。文宗至顺元年（1330）十一月，撒加伯、乌撒阿答合诸兵15000人攻建昌，与元军战于木拖山下。至顺二年（1331），元朝又调镇西武靖王搠思班、豫王阿剌忒失里合兵10万进攻罗罗斯，争夺金沙江。四月，枢密院臣宣布“云南事已平”，“罗罗斯诸种人叛者”，或诛或降，余党逃窜山谷，难保其“不反侧”，遣兵镇缉之。待云南出征官军撤走，“撒加伯又杀掠良民为乱”。直至至顺三年（1332），会理州（今会东县东北）土官阿赛及河西阿勒等还与罗罗斯兵1500人进攻会川路（今会理县西）之卜龙村。而禄余也引兵与茫部合，进攻罗罗斯，“截大渡河、金沙江以攻东川、会通等州”。未几，禄余率四路土官向四川行省请降，罗罗斯地区的战事亦告平息^[116]。

（三）藏族地区

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川省奉诏重开土番道，藏族起而反抗，包围茂州^[117]。英宗至治三年（1323），参卜郎诸族起事抗元，杀元使臣，劫取财物。元朝先后派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四川行省平章兼宣政院使囊加台、土番等路宣慰使元帅乞剌失思八班藏卜讨伐，经过两三年才平定^[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