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发展阶段。公元13世纪初蒙古的崛起及其西征，是回族形成的契机。入明以后，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末战乱，若干地方发生屠回、忌回事件，迫使许多回回人隐姓埋名、弃商务农。元朝被推翻后，原在许多城市任职、经商的回回人，大部分迁徙转移。在这次大调整中，“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状况基本上稳定下来[63]。
四川回族的先民，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但是回族大批进入四川则是自元代以后的事。元代回民大批进入四川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随军征战，留戍四川。由于蒙古在大举进攻四川之前，已先征服了中国北方以及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一些地方，在这些被征服的地方中，有许多人早已是信奉伊斯兰教。及至被征服之后，其人被掠至中原者甚多，大多从军。故在元宪宗蒙哥汗大举进攻四川时，便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部落组成的军队转战各地。如宪宗征蜀时留守成都的大将密立火者，他率领的就是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世家军队[64]。另据波斯史家拉施特记载，忽必烈的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出镇河西、四川，他就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皇子。他的儿子阿难答从小就被托付给一个伊斯兰教徒抚养。及至阿难答继承王位后，他不仅“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而且还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6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分遣到各地去征战、屯田、戍守的蒙古、色目军队中，便有了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官兵。1975年在西昌市西郊乡三坡“月鲁城”出土了一通阿拉伯石碑，内容是赞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容貌的赞圣文，经考证它便是元代回回驻军在当地兴建的礼拜寺的文物实证[66]。
其二，从政任职，留居四川。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在他统治的山东发生了李璮叛乱事件。这一事件后，导致了回回势力的崛起，忽必烈决定利用回回官吏来对付汉人。于是，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以回回人充同知。为了填补汉族官员在中朝的重要位置，忽必烈还破例起用回回人在一些要害地区担任重要职务。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回回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至元元年（1264）出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中书省平章政事，直到至元十一年（1274）调任云南省平章政事为止。赛典赤赡思丁的第三子忽辛也是很有名的政治家，曾在大德八年（1304）出任四川平章政事，但为时不长。第四子苫速丁兀默里曾任建昌路总管。正是由于这个关系，赛典赤赡思丁父子及其他官员属下、驿站官兵、工匠等回回人也有留居建昌的，这都成为元代四川回回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昌也因此成为四川回族的主要聚居区。
其三，经商贸易，往来四川。蒙古人攻占松州后，设立行政建置，便利四川与西北地区的贸易往来。由松潘入洮州、河州、西宁州等处的“西蕃大叶茶”贩运规模日益扩大，这些贸易多由穆斯林茶马商人经营。加之，元世祖去世后，朝廷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元成宗不得不依靠世祖晚年的理财大臣赛典赤伯颜。赛典赤伯颜系回回人，为赛典赤赡思丁之孙、纳速剌丁（赛典赤长子）之子，长于经商理财。在赛典赤伯颜的鼓励下，各地回回商人大事贩卖珠宝、玉帛、羽毛、齿革、珍禽、奇兽等宝物，从中牟利。时任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四川廉访司佥事等职的脱欢在奏疏中说：“回回户计，多富商大贾，宜与军民一体应役……今后回回诸色人等，不许赍宝中卖，以虚国用，违者罪而没之。”[67]脱欢上这封疏时在四川，其所言的内容，自然包括四川回回商人在内，因此也是元代四川有回回商人的明证。
元代回回人入川后，逐渐在各地形成若干回回聚居地。凡有回族较多的地方必建有清真寺。据调查，元代四川回民已建成的清真寺有位于松潘县城东山之麓的东山寺、位于今西昌城厢粮站所在地的清真寺，以及建于大德四年（1300）奉节县永安镇北的清真寺等[68]。
到了明代，回民又一次掀起了入川的高潮。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明初大将沐英、蓝玉率军西征，平定四川、云南，后来又继续留镇各地的军队中，有一批甘陕和江南的回回人，他们定居于用兵较多的川北、凉山等地。据史载，明初大将傅友德、丁玉为平松潘，曾分别率军经过青川、平武。这两次用兵中，均有回民兵士落居于今青川、平武、松潘一带。至今当地回族多相传祖籍来自于陕甘，属军籍，明初随军而来。另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朝平定月鲁帖木儿的叛乱，置建昌、苏州（今冕宁）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今会理）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15000人往戍之。被征来平叛的回民官兵在征战结束后，大多分赴西昌各要隘镇守，落业定居，各成宗支。西昌各地保存至今的碑文、族谱资料，与正史记载正相符合。如今西昌海南乡核桃村清真寺碑文说：“我扶风宗族，昉于明朝，原籍江南苏州人士，由洪武年间起，祖宗指挥，奉命来建（昌），镇守青龙隘口，因创基于核桃村，序列四大房，始建修清真寺。”今西昌西郊九村马氏族谱载：“我祖乃陕西固原县马家巷人士，洪武年间来建，一名马都贵，一名马代贵，统领乡兵，镇守马、阿、虐一带，管罗家沟。”距西郊九村不远的六和乡，有一处叫四百户的回民聚居地，其清真寺碑文也载：“（始祖马都贵）自洪武年由陕至建，住居泸山脚下，至曾祖马之莹因人烟繁衍，移居四百户，创修寺宇一座。”以上事实清楚地反映了明初陕西、江南回民迁居西昌、种族繁衍的情况[69]。(www.xing528.com)
其二，随着明朝四川商道的开通，以及城乡商业的繁荣，因经商而进入四川的回民日渐增多，他们主要来源于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湖北、湖南、云南等地。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朝廷为了对付北方的蒙古，以内地的茶换少数民族的马，旨在“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为此，与诸番约定，凭朝廷颁发的“金牌信符”出入贩运。当时共铸有金牌41面。于是，西北洮、河、西宁等地的回族商贩，大量通过松潘卫和州内大部分地区，甘肃武都、天水一带的回族商贩则经南坪进入松潘地区，内地回商也沿松潘东、西两路，沿涪江、岷江进入境内，参与商马换运和其他生意。很多人定居松潘州内，在杂谷脑、松潘、汶川、茂县以及松潘东路一线建清真寺，以致人们称这一时期进入松潘的回族为“陕西回”“青海回”“陇东回”“云南回”等[70]。
图5-19 明代回族人物画像（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在一些通衢要道以及大中城市也开始出现了回民经商聚居并在当地修建清真寺的现象。例如，明代重庆约有百余户陕甘籍回民居住，并在十八梯侧巷（今名中兴路）建清真寺，该巷后称清真寺巷。成都也是明代回民聚居较多的城市。在明天启《成都府志》卷一“舆图”上，明确标注府城北金绳寺与西莲寺之间有“回回寺”。民国《新都县志》载，在县东李家营，有“清真罗家寺”，“明成化七年建”。民国《灌县志》载，“南寺始建于明朝末年”。川北盐亭、南充等地亦有回民居住，明成化元年（1465），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七里村回族江灏，入蜀任乐山知县，卸任后定居盐亭县。南充清真寺建于明嘉靖年间。另据口碑资料，明崇祯十年（1637），李自成率军转战于陕、川，今剑阁、梓潼、阆中、江油等县一带的回民，多有明末农民起义军后裔之说[71]。
图5-20 回回人像（采自〈三才图会〉）
明代各个时期入居四川的回民，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和经商贸易。范守己《九夷考》记述凉山安宁河谷流域的回族风俗说：“其人柔奸刚毅劲，音类汉人，亦有番语。不食驴、骡、猪肉，其牛羊与鸡、鹅、鸭必自杀乃食。本类自相婚姻。疾病作佛事祈福，不延医巫。死丧食肉，但不饮酒。死者削去须发，布袋装殓，用木匣舁去，临穴取尸入坑，去衣扭头西向，覆以板而瘗之，留木匣复用。每岁清明日用卖饼祭扫，不祀鬼神，不焚钱纸，专敬天地而已。每年轮转一月，阖家男女清斋，白日不食，待星上方食之。平居耕种贸易，大似齐民。”[72]这些关于回民饮食、婚姻、丧葬、宗教习俗等的记载，不仅是凉山有回族土著定居的明证[73]，而且也是明代四川各地回族风俗习惯的一个扫描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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