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崛起并统治全国，使得蒙古人的足迹随其兵力而遍及各地。在明朝推翻元朝统治之后，无法返回漠北草原的蒙古人纷纷流落民间，遂成为当地蒙古族的主要来源。明初散居内地的蒙古军民与当地居民杂处，从事各种职业，各自谋生。明朝对留居内地的蒙古人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在《大明律》中规定“不准本类自相嫁娶”，并令他们改取汉名，改变服饰。由于长期杂居、同化的结果，内地蒙古族基本上融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57]。
四川是元朝灭亡后蒙古人散居的重要地区之一。究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四川是蒙元时期用兵的重点地区，随军征战和驻守在这一地区的军将及其家属尤多，加之元朝普遍推行民族四等制，在地方军政机构中，由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这样，随着元朝的灭亡，除死于战事之外，一时来不及逃回漠北的蒙古军政人员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归降明朝，要么散居民间。其二是，由于与四川毗邻的云南是元朝残余势力的最后基地，当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统一全国，元顺帝已经败亡漠北之时，唯有梁王仍在云南奉“北元”的正朔，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方才和平归顺明朝。与云南毗邻的建昌地区，当时受云南行省管辖，直接听命于梁王，所以此区也就成为残元势力最后聚集之地。
明万历《四川总志》卷一有一幅地图，其上明确标注，在建昌东北有“蒙古军营”，其地约当于今西昌市昭觉、喜德交界之处。联系史实背景，这些蒙古军营最初可能是元朝设立在这些地方的军屯。洪武初年，戍守罗罗斯的元将月鲁帖木儿主动归附明朝。由于当时明朝势力还达不到控制该地区，遂委月鲁帖木儿为建昌卫指挥使，于是，这些地方继续由蒙古军在此屯驻。因此，地图上的“蒙古军营”或民间所传的“达子营”，当系就地留住的蒙古人的遗址。
后来，随着明朝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加强，以及聚集在建昌的残元势力的增加，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爆发。洪武二十五年（1392），月鲁帖木儿在建昌起兵反明，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军万余人，杀官军200余口，掠屯牛，烧营房，劫军粮。明军调兵加以反击，月鲁帖木儿兵败后遁入柏兴州（今盐源县），最终被擒，月鲁帖木儿所率的部众再次降服明朝。
在平定月鲁帖木儿的过程中，建昌卫的土指挥使安的以所部兵出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元朝平定这一地区前，安氏便是罗罗斯彝族诸部中势力最强的部族，为了奖赏安氏平叛之功，明朝决定将这一地区交给安氏管辖，让其世袭建昌卫指挥使。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在安氏的辖区内，“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或作火头吐蕃）、僰人子、白夷、么些（或作摩些）、佫鹿、倮罗、鞑靼、回纥诸部，各种类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南及金沙，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其中的鞑靼就是蒙古，表明当时确有蒙古人曾留居过这一地区。
明万历年间，曾经担任建昌佥事的范守己撰有《九夷考》一文，文中对当地的民族状况作了详细的记述。《九夷考》所列九种少数民族是：西番、僰人子、白夷（摆夷）、么些、佫鹿、咱哩、渔人、倮罗、回回。这与《明史·四川土司传》所记的八种少数民族略有不同，与清人魏祝亭《蜀九种夷记》所列九种少数民族（西番、倮罗、伯夷、么些、佫鹿、鞑靼、僰人子、回回、渔人）也只有细微的差别。三者相比较，其他民族成分基本相同，只是《九夷考》无鞑靼，有咱哩；《明史·四川土司传》和《蜀九种夷记》有鞑靼，无咱哩。实际上，二者完全是同一个种族。再结合范守己《九夷考》所记咱哩风俗：“其人男女与僰人同，语音各别。居板屋，耕种、贸易，本类自相婚姻，聘礼用牛马银布，燕会酒食烧肉，咂酒颇同西番第，多黄、白二酒。疾病自采草药疗之。死用棺敛，或烧或瘞，葬后以柏枝插瓶内，挂屋西壁为祖宗，每岁清明拜祭”[58]，这一记载，与《蜀九种夷记》所记鞑靼风俗相比较，二者在服饰、语言、居住、耕种、贸易、婚姻、燕会、咂酒方面完全是相同的。文中所载“挂屋西壁为祖宗”的习俗，正是蒙古人“以西为大”习俗的表现，蒙古人的佛龛、祖像都供在毡包或房屋西北角。由此证明，咱哩就是鞑靼。“鞑靼者，蒙古种也”（《蜀九种夷记》语）。与“咱哩”相类似的还有“青海”。明万历年间曹学佺《蜀中广记》所记建昌的九种夷，其中八种夷与《九夷考》《蜀九种夷记》相同，但《蜀中广记》无咱哩、鞑靼，却有青海。这里的青海，实际上也就是“鞑靼”，即“蒙古种”[59]。(www.xing528.com)
除了以上文献资料可以判定在元末明初确有许多蒙古人留住四川外，在今盐源县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境内，还保留有大坡、项脚、屋脚三个蒙族乡。原来，早在蒙古进驻这一地区之前，川、滇地区就生息着一支古老的民族——“摩索”。“摩索”是近代的汉称（杨松年《盐边乡土志》），元代称“么些”（《元史·地理志》）。唐代称“磨些”（新、旧《唐书》），东晋称“摩沙”（《华阳国志·蜀志》），汉代称“旄牛羌”或“旄牛夷”（《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摩”“么”“磨”是“旄”的同音异写；“沙”“些”均读作“梭”，意思是人或族。
图5-18 蒙古人像（采自《三才图会》）
摩梭分为两个支系：一支自称“纳西”，在梁（502～557）、陈（557～589）之际，已西迁至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另一支自称“纳日”（“纳”意为黑，“西”“日”均意为人）。1954年云南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将宁蒗县境内的纳日归并入纳西族；而四川境内的纳日，因未进行民族识别，则仍称为“蒙族”。由于两省纳日人不仅邻村相望，甚至同村比屋而居，在族属识别后，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云南宁蒗县的纳日人力辩他们不是纳西，而是摩索；而在四川盐源、木里的纳日人在说自称时，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纳日”，说汉称时则说自己是“蒙族”。
有学者在分析当地纳日人不提自己古代摩梭的远祖，而普遍坚持认为自己是蒙古族，指出这一现象是事出有因的：“元世祖忽必烈征大理，曾经经川西南大渡河南北、凉山州、云南宁蒗县境，在纳日聚居的川、滇泸沽湖及其周围地区曾留有蒙古官兵管制当地纳日居民。尔后，纳日子孙无疑混有蒙古族血统。而川、滇纳日土司授职于元王朝，为便于其统治，妄称其为蒙古官员。于是，上层和群众都误认为‘蒙古族’。”[60]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调查报告主要着力于从历史传统及民族特点厘清纳日与纳西族的区别，而对于纳日与蒙古族的关系，则来不及也没有深入细致地调查，以致留下许多遗憾。20多年过去了，有关川滇边纳日人与蒙古族的历史渊源关系问题，目前正引起学者的关注探讨[61]。
到了明代中后期，又有一次蒙古人迁川的高潮，其流向是从青海方向迁至今阿坝、甘孜地区。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载，万历八年（1580），雪山国师喇嘛等四十八寨，“勾北边部落为寇，围漳腊”。此处之“北边部落”，即原居于青海的土默特蒙古火落赤部落。万历二十四年（1596），火落赤再度入寇漳腊（今松潘县漳金乡）。据曹学佺在潘州证实，在此之前，“鞑虏住牧于漳腊城内，有百五十帐”。明廷采取“扶赏安插”的对策，致使鞑靼诸部“接踵投居”，一时间“牛马羊只，布满山溪，毛帐毡房，星列草地”。根据当时的议论“既来之，则安之”，可以推测，这支入居漳腊一带的蒙古部落肯定是留居当地了[62]。接着，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于崇祯九年（1636）南下青海，于崇祯十三年（1640）攻入康区，走上了统一青藏高原的道路。由于这一次历史性进军，在今阿坝、甘孜自治州境内留下了不少与蒙古有关的传说与地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