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土家族的历史与发展

川东南土家族聚居区在行政区划上原属于四川省黔江地区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和石柱5个自治县，1997年川渝分治后，属于重庆直辖市管辖。

四川地区的土家族与湘鄂西、黔东北的土家族一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生活在川东南的土家族先民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巴郡南郡蛮”。两晋和隋唐之际，称之为“武陵酉溪蛮”或“酉阳蛮”。元代名曰“九溪十八洞蛮”，明、清称为“土蛮”，民国时期始称为“土家”^[45]。

随着唐代羁縻府州政策的实施，给土家族先民在这一地区的统一聚居造就了条件。元朝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土司制，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明朝又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把土司制与卫所制结合起来，从而使土司制发展到鼎盛阶段。位于川东南的土家族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全盛时代。

元朝经营川东南早在至元十二年（1275）就已经开始了。至元二十年（1283）六月，四川行省参政曲里吉思率军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阕，定其地立州县，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46]。宋时的酉阳州，元属怀德府。其地自南宋以下，基本处在本地土著的控制之下，有“九溪十八洞蛮”之称。就在这一年，置绍庆府于彭水。此后，川东南各土著势力相继置为土司，均隶重庆府。至元二十八年（1291），立沿边溪洞宣慰使司，以播州等处管军万户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川东南又改属湖广行省，以便进行特殊有效的治理。

元朝末年，红巾起义遍地而起，群雄割地自立。徐寿辉所领导的天完红巾军活动于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川东诸地，攻城略地，使得元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摇摇欲坠。湘鄂川黔的土家族土司地区正处于徐寿辉红巾军活动的范围之内，为了牵制、抵御和削弱天完红巾军的攻势和活动空间，元朝对土家族土司采取笼络政策，加大了政治上官品职衔赏赐的力度，而这就为土家族土司势力的增长乃至坐大提供了契机。

于是，川东南的各土司无不利用这一大好机会，跃跃欲试，力求在乱世中壮大自己的实力。道光《补辑石柱厅志·土司志》记载“元末九溪十八洞乘乱不靖”，就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酉阳土司升格为宣慰使司，并入朝进贡。石柱土司也乘机扩充实力，并取得良好的结果。据石柱《马氏家乘》记载，石柱全境户口为十三族，旧无城郭，仅有峒寨。元末“令十三族皆得立寨栅，具徒卒，无事尽力农亩，有警则各寨并起，以听指挥。凡境内高峰绝岭，星罗棋布，皆各族屯兵边所……不数年，庶富为川东冠。忠路、酉阳、唐岩、沙溪等司，皆推石柱为司长，音问不绝”^[47]。

明玉珍据蜀时期，川东南地处大夏政权的腹心地带，因而对土家族土司特别重视。明玉珍将酉阳宣慰司改为沿边溪峒宣慰司，其所管辖的范围含义更大，其笼络之意甚明。酉阳土司在大夏政权末期备受重用，不惜派遣土兵协助镇守夔关，与当时气势正甚的明军相抗衡，说明元末明初的酉阳已是实力相当强大的土司，其所拥有的土兵数量一定不少，战斗力一定很强。

土家族土司弃元归明，始于朱元璋大败陈友谅之后。《明史·湖广土司传》载：“及太祖歼友谅于鄱阳，进克武昌，湖南诸郡望风归附，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之属，皆先后迎降。”^[4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川东南的土家族这才纷纷归降于明朝。

南宋以前，川东南土家族先民聚族而居，寨自为俗，不相君长。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过着渔猎生活。据《宋史》记载，南平的“渝州蛮”，其地西南接昆明哥蛮，大小播州部族数十。治平中有“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据其地。各有众数千家，间以威势胁诱汉户，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税赋皆里胥代偿。这一地区仍为龙蕃、方蕃、张蕃、石蕃、罗蕃这“五姓蕃”所控制，“诸蕃部族数十，独五姓最著。程氏、韦氏，比附五姓，号西南七蕃”^[49]。在宋代，中央王朝基本维持“五姓蕃五岁一贡”的制度，五姓蕃境内的土民，采取佃种的方式向土官贡赋、当差、服役。(www.xing528.com)

在酉阳州（今重庆市酉阳县）的辖境内，由于其地广袤700里，地当思南之要冲，接荆湘之边境，山溪阻深，自古以来号称难治。元末冉氏世守本州，明玉珍据此设沿边溪洞军民宣慰司。洪武初，冉氏纳土归附，升为酉阳宣抚司，令冉氏子孙世袭。永乐中，改隶重庆府，建立学校，俾染华习。其所属之民“分三种：曰仡佬，曰冉家，曰南客。暖则捕猎。山岭寒则散处崖穴。借贷以刻木为信契，婚姻则累世为亲。编户十三里，其属有九溪十八洞蛮”^[50]。

图5-17　五溪蛮人像（采自《三才图会》）

石耶长官司（今重庆市秀山县西南），其所属之民，“织斑布以为衣，佩长刀而捕猎。编户二里”。石耶人呼石版为“巴贯”。因为巴贯治南一里有巴贯山，此山多版石。又二里有石崖，土人呼为“密那厓”^[51]。

平茶长官司（今重庆市秀山县西），觐贡赋税大略与酉阳同。编户三里。“所属有五种夷，言语侏离，性好捕猎。火坑焙谷，野麻缉布，巫祷治病，歌唱送殡，号为南客”，“地多秀山，耸插翠云者矣。其人骁勇善战”^[52]。

邑梅长官司（今重庆市秀山县南），其所属之民“语异蛮音，衣穿斑布。用木浪槽为臼而舂稻粱，沥苦篙水代盐而鲊宿肉。婚姻以牛只为等，疾病以巫祝为医。竞私斗，昧公义，虽有勇敢，徒以偕乱，然不能禁筸苗之蚕食也”。治东三里有黄牛山，相传土官杨四舟高殿，始自乌罗过此，“见土地膏腴，宜耕稼。因喜椎黄牛以享众故名。司南八里有韭山，昔人遗韭于山巅，因繁衍生韭，长丈余，四时皆有土民采食之”^[53]。

石柱宣慰司（今重庆市石柱县南宾镇），宋施州地，其东即夜郎故地。“古来夷夏分界，入贡之门户”，“编户三里，其民悍而好斗，兵马称强。间有所调遣，辄踊跃趋赴”。《舆地纪胜》云：“施之地虽杂夷落，犹近华风。故乡音则蛮夷、巴汉言语相混。其山冈沙石，不通牛犁。唯伐木烧畲以种五谷。隆冬可单，盛夏可裌。”宋景定中，蛮酋大虫马什用同宋将向士壁率师大败元兵，继平九溪洞夷，授镇国上将军，领铜牌铁印石柱安抚大使，世守其土。元改石柱军民府，后升安抚使司，改升石柱宣慰使司。明玉珍据此时，为先纳牌印，授石柱安抚司。明洪武七年（1374）归附，安抚使马克用出降。次年升石柱宣抚，管辖土民，世袭其职，隶重庆府^[54]。

永乐以后，土司制度进入全盛时期，土家族土司的活动日益频繁，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潮。与以往历史相比，这个时期在土家族土司的活动中，不再以消极性的反叛、扩张、仇杀等为主线，为朝廷出力、为“皇明”尽忠职守，成为这一时期土家族土司活动的主题^[55]。

这一时期，土家族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作物除小米、大麦、黄豆等旱地作物外，在地势低平、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已开垦水田种植水稻。耕牛和铁农具已广泛用于农业生产中。畜牧业方面，饲养猪、羊等家畜已较为普遍。民间工艺如纺织、刺绣和编织等家庭手工业也发展迅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从事冶炼的手工业者，专门从事小规模的采煤、炼铁，并达到一定的规模^[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