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世居岷江上游地区。中唐以后，岷江上游羌族居地经常处于羌族与吐蕃的拉锯争夺之中。唐末吐蕃势力瓦解后，这些地区重新为羌人控制。正所谓“自宋迄元，皆为羌人所据”[1]。为了管理羌人所据的岷江上游地区，元朝在唐、宋羁縻府州制度的基础上，推行土司制（详下节），在宣政院所隶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下，设立松、潘、宕、威、叠、茂等处军民安抚司以治之。明朝承袭土司制，在这一地区置茂州、松州、潘州卫，后改军民指挥司、安抚司，下辖安抚司、长官司加以统治。明朝在羌族聚居区设置的土司计有：沙坝安抚司（今茂县沙坝）、静州长官司（今茂县前锋乡静州村）、陇木头长官司（今茂县光明乡陇木寨）、岳希长官司（今茂县前锋乡水西村岳希寨）、叠溪长官司（今茂县较场北）、郁即长官司（今茂县较场区团结村）、寒水土巡检司（今茂县，旧名苏村寨）、水草坪土巡检司（今茂县沙坝区水草坪）[2]。
在元代羌族居住区内，聚居着以羌人为主的各种民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宣政院臣奏称，由于该安抚司管内，“西番、秃鲁卜、降胡、汉民四种人杂处”，已招降其中八部，一万七千户，“未降者尚十余万”，建议改安抚司为宣抚司。朝廷采纳这一建议，诏改松、潘、宕、威、叠、茂等处军民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茂州汶川县（今汶川县威州镇），秩正三品[3]。从这段奏言中可以发现，管区内人户数字恐有夸大，但汉夷民族情况十分复杂，则是无疑的。其中，既有羌族，也有氐族、吐蕃族，还有汉人。
在明代茂州、松州、潘州卫管辖的范围内，羌族的分布依“汉化”程度的不同，有“生番”和“熟番”之分。大体上，以茂州为中心，靠近汉族地区的地方，生产水平和文化程度较高一些，“熟番”较多；距汉族地区较远的地方，生产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一些，“生番”较多。
图5-1 《明史》所载之“白马番”后裔
根据明代文献记载[4]，辖区内“生番”和“熟番”的社会经济情况和风俗习惯略有不同。其在茂州，明洪武开始设茂州卫以统军伍，军居城内，羌民居城外。羌人立下和誓，互不侵犯。每年输牛、羊、棘、耒、耜各一，缚剑门于誓场，歃血为盟，并将一名羌婢当场活埋，且由巫师宣布：“有违誓者，当如此婢。”
图5-2 《明史》所载之“木瓜番”后裔
图5-3 今桃坪羌寨石胜门
在茂州东路，生番以白草最大，此外还有木瓜番。“所谓白草羌者，石泉诸路羌也。”白草羌在龙安府西南，南抵茂州，北抵平武县境，凡十八寨，部族素强。其地大约在今北川县的白草河流域，以及松潘县的西南地区[5]。白草番隶李通判，“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往往剽夺为患”，“其生番号黑人，延袤数百里，碉房不计，有名色可举者，凡十八寨。寨多不过四五百人，少可百人”。木瓜番隶薛知事，靠近小河千户所。该部“境土迫促，种类不蕃。虽有五寨，约男女不二三百人”。距白草四五十里的桃坪（今理县桃坪乡），与汉区较近，可视为熟番。镇守桃坪的为陇木头长官司（今茂县凤仪镇东陇木头），这里的羌民分为12个寨，“俱为编氓，有保长统之”。与陇木头相类似的，还有静州长官司（今茂县东静州村）、涂州、冉州、穹州、笮州、恭州等。(www.xing528.com)
在茂州南路，生番曲山三寨界在西南两路之间，素称“强恶”，除此之外，余皆熟番，由官把守。其中，有岳希蓬长官司（今茂县城西郊），所辖七寨，隶茂州卫“当差编户”，“有保长统之”。
在茂州北路，有长宁安抚司（今茂县回龙乡）。明代在此设有叠溪守御千户，是羌族中品级最高的武职土司。由于叠路西通黑水，北接松潘，其地有叠溪郁姓长官司，“所辖河东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马路、小关七族。其土舍辖河西小姓。地土广远，饶畜产，稞麦路积。人皆枭黠，名为熟番，与生番等”[6]。
元明时期岷江上游地区羌人的社会风俗习惯与以往相差不大。见于文献记载的羌人习俗，在元代，“羌俗悍犷，喜驯怒逆”[7]；“以斗为勇”，信鬼神，好以“生裂羊脾”来占卜吉凶，“视肉之文理何如，则吉其兆”[8]。在明代，“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9]。叠溪（今茂县较场乡）羌人，“远者不通汉语，衣皮褐，丧不棺而火化，耐饥寒，叠石为巢以居”[10]。
图5-4 羌绣
岷江上游羌区经济生活与前代无异。适宜农耕的地方，以耕稼为主，兼营牧业，“春耕秋获，一如内地”。而有些“不产五谷，不养蚕桑”的地方，羌人则以耕种卫所屯田为生，故明代有人说，茂、叠一带，“将戍军之粮，召募土著之民，人人有粮，人人可兵”。羌区出产的物品，以青稞为主，土产有牦牛、毛毯、酥油、麝香、香猪、白蜜、犏牛、马鸡等[11]。
在元明中央王朝的统治下，岷江上游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元朝在茂州一带“开土蕃道”，虽曾一度引起当地羌民的反抗，但此道的开通，对于促进羌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今北川县羌族乡境内，发现至元二十七年（1290）七月二十七日摩崖石刻题记一方，便记录了当时元朝地方政府与当地羌民之间的一次盟誓。题记中所称“盐茶道路”，指的就是从北川县禹里沿白草河而上，经小坝、片口，以至松潘白羊乡的古道[12]。这正是当时白草羌活动的区域。这一题记便是当时羌区交通道路畅通，盐茶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的证据。
到了明代，羌区的交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汶川、茂州、保县（按：洪武十八年改保宁县为保县，即今理县东北）等地已由纯粹的军事政治要镇进而成为各族物资交流集散的经济中心。许多汉族商贩及农民逐渐到这里安家落户。大批汉民的移入，密切了汉羌人民的交往，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随之传入并推广，从而推动了羌区经济的发展。如这时农村以连枷脱粒的方法代替了以脚踩棍打的原始脱粒法；铁质农具的输入与生产，代替了以往一部分木质农具，羌族人民开始从汉族工匠处学习到铁、木、石工技能。羌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及种植花椒、胡桃、挖药、狩猎等副业，也都有了进步和丰富[13]。
图5-5 《蜀中广记》书影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羌区文化教育得以开展，汉羌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明初以来，茂州等地开始设立州学，羌区各地相继建文庙，设学校，改变了过去“不习《诗》《书》”的风尚，于是出现了“近渐染声教，习尚衣冠”[14]的局面。大量佛教、道教寺院的兴建，对羌人原有宗教信仰甚至传统节日活动都产生了新的变化，致使其中汉化色彩愈来愈多。由于长期以来，羌人每年有到川西平原佣工的传统习惯，在通过与域外汉民的接触中，“番人向化”[15]，与汉族融合的倾向增强了。随着汉化影响的加深，以致在明万历年间，出现了“威茂诸羌，愿为编氓”，“变异番姓”的“前所未有”的汉化现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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