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卫所制及羁縻卫所一览表

朱元璋立国之初，废除元朝将一切权力归于行省的统治办法，创立了彼此平行的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行政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军事系统即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即归属于两大系统管辖。而都察院及其派出的巡按御使—提刑按察司则对行政、军事两大系统进行监督。这样，行政、军事、监察三大系统均直接秉命于皇帝，这就是洪武年间定制的基本精神。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作为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既是一种军事组织，同时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的疆土^[38]。

卫、所军是明代的正规军。卫的全称是卫指挥使司，长官为卫指挥使；所的全称为千户所，长官为正千户。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颁布的军卫法规定，5600人编为一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为1120人，每个百户为112人。此外，在一些特殊地区还设有不属于卫指挥使司管辖的守御千户所。各地的卫、所，包括守御千户所，隶属于所在地区的都指挥使司。全国的都指挥使司统一由中央的大都督府节制。洪武十三年（1380），废大都督府，改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和各地的都指挥使司。在今西部地区，先后设有陕西、四川、云南、贵州4个都指挥使司，此外，在陕西、四川还分别设有1个行都指挥使司。这4个都司和2个行都司皆属右军都督府管辖。都司是地方最高军事机构，与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合称三司。行都司是由都司中分设出来的，通常设于特别军事地区。都司和行都司的长官均为都指挥使。四川从洪武四年（1371）九月即开始在成都置卫。八年（1375）十月，改成都卫为四川都指挥使司，驻成都。二十七年（1394）九月又置四川行都指挥使驻建昌卫。

图4-5　明代的军队（故宫博物院藏）

隶属于都司和行都司的卫所，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差别甚大。在四川，卫所的设立，是从明军入川攻灭大夏开始的，当时李文忠在成都，傅友德在保宁，汤和在重庆，“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因籍其壮丁，置各卫以分隶之”^[39]。但不同地区设置有先后。如洪武四年（1371）置保宁卫、雅州卫、青州守御千户所，六年（1373）置重庆卫，十年（1377）置叙南卫，十一年（1378）置宁川卫（今成都市），等等。四川都指挥使司和四川行都指挥司所辖卫所情况详见下表：

表4-5　明代四川都指挥使司所属卫所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明史》卷43《地理志》、卷90《兵制》。

表4-6　明代四川行都指挥司所属卫所一览表

资料来源：《明史》卷43《地理志》、卷90《兵制》。

在明代文献中，卫所有“在内卫所”和“在外卫所”之别。在内卫所是指在京（南京、北京）的卫所；在外卫所统指各省的卫所。在外卫所又可分为沿边卫所、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三种类型^[40]。四川的卫所的性质属于在外卫所，类型则以沿边卫所和内地卫所居多。

所谓沿边卫所指的是从东北到西北以至西南的边疆地区，这些构成大约半个明帝国疆域的地方，在明代（特别是明初）一般不设行政机构，而由都司（行都司）及其下属的卫所管理。这种不设行政机构地方的卫所，又称为实土卫所。也就是说，实土卫所设置于没有州县的地区，兼管军、民政务，四川行都司和陕西行都司所管辖的卫所，几乎多是实土卫所。例如，四川行都司所辖的建昌等五卫、礼州等八千户所所在之地，以及四川都司所辖的宁川、茂州、松潘等卫，以及威州、大渡河、叠溪、建武、小河等千户所所在之地，由于没有州县设置，这些卫所所辖的土地、人口，就不属于行政系统，而属于军事系统的四川都司和行都司。

以下是《大明一统志》和《明史·地理志》所载四川都司所管理的实土卫所情况：

表4-7　四川都司实土卫所一览表

由此表可见，四川都司所管的卫所数量很少，总共只有12卫11所^[41]，因此可以说其所管的实土卫所是很小的构成部分。至于上文中《大明一统志》与《明史·地理志》记载上的出入，则主要是由于机构建置变动时间的差异造成的^[42]。

以下是《大明一统志》和《明史·地理志》所载四川行都司管辖的实土所的情况：

表4-8　四川行都司实土所一览表

续表

注：（1）建昌卫洪武十五年（1382）一月属云南，十月改属四川；
（2）盐井卫洪武十五年属（1382）云南，二十六年（1393）属四川。

所谓内地卫所，是指设于经济较为发达、人口密度较高的州县中的卫所，它们辖地比较小而且分散，卫所治地（即衙门）往往与府、州、县治同城。例如，四川都司所辖的成都、重庆、利州、保宁、叙州、泸州等卫，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卫。内地卫所辖地独立存在于行政系统之外，其所辖土地、人口与相关事务则属于军事系统的四川都司而与行政系统并列。因此，明人撰文说：“国朝著令：郡县有卫有所，始有城。盖要害必屯兵，屯兵必设备，备无逾城也，故有城以为之备。余虽大郡县，弗城焉。”^[43]这表明，在四川有的郡县，既设有县，又设有卫所。内地卫所一般设置军事要冲之地，在这些地方，县、所各有治所。由于军卫乃独立系统，修筑城垣又属于防务措施，既与州县无关，当然成为体现卫所军事功能的一种权力象征。

除了以上卫所外，还有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特殊卫所——羁縻卫所。这些卫所一般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卫所长官，世袭其职。例如，在藏族地区，先后设有羁縻性质的乌思藏都指挥使司、朵甘都指挥使司和俺不罗、牛儿宗寨、领司奔3个行都司，其中乌思藏都司辖有11个宣慰司、1个招讨司、10个宣抚司、19个安抚司以及173个长官司，朵甘都指挥使司辖有3个宣慰司、6个招讨司、4个万户府、17个千户所。今四川甘孜州的一些地方，就设有这种类型的卫所。

图4-6　嘉靖《洪雅县志》卷5《修城记》书影

至于在明代四川辖境内隶属于军事系统羁縻卫所管辖的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建置，详见下表：

表4-9　明代四川羁縻卫所一览表

资料来源：《明史》卷90《兵制》。

由于明代四川卫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质，因此，在分布上，除拱卫成都、重庆等重镇卫所外，其余卫所多分布于长江流域、西北、西南、东南等少数民族交错地区。此外，明代还在与湖广、贵州都司接壤的沿边之地设立了一些跨界的卫所，这些卫所有的地方在初期属四川布政司，后期归湖广或贵州。如初属四川的瞿塘卫后改隶湖广，永宁卫后改隶贵州，施州卫后改隶湖广，乌撒卫后改隶贵州等等，情况较为复杂，均不在此论述范围之内。

明代卫所制的一大特点是“以屯养军”。卫所官兵皆要屯田耕种，以便解决军粮的供应问题。随着大规模军屯的推行，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出现营兵，即从卫所中抽调精锐官兵，另立兵营，随团操练，专事镇戍，老弱及余丁等留在屯戍地，从事屯田，为营兵提供衣粮。明宣宗以后，营兵制逐渐在边关和各省推行，由此形成明代的镇戍制度。其中总镇一方的叫做镇守，长官称为总兵官，少数地区由副总兵官担任长官；协助总兵官镇守一方的叫做协守，长官称为副总兵；单独镇守一路的叫做分守，通常由参将担任长官；独守一堡一城的叫做守备，主将或为游击将军，或为守备。

由于卫所官兵皆有家室，而且守田执业，故屯军皆具有“亦兵亦农”的特点。例如，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下令建昌卫附近田土：“先尽军人，次与小旗、总旗、百户、千户、指挥，屯种自给。其新立苏州、柏兴、会川、涪州等卫，一体摽拨。”^[44]按照通常情况，内地卫所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边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但也有四六分者，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奏准：“成都六卫，西蜀重镇，其军士宜以十之六屯田，余皆守城”^[45]，便是一例。

明代卫所军士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种途径。从征是指建国过程中诸将率领的士兵，归附是指投降的元军及割据政权的士兵，谪发是指判处充军的罪犯，垛集是从民户中签发的士兵。

关于因从征而最终落籍四川的这部分移民，可以称之为军事移徙。有明一代，较大规模的有六次：洪武四年（1371）平蜀，洪武十一年（1378）攻取松潘三卫，洪武十四年（1381）平云南、平建昌卫，万历二年（1574）平“都掌蛮”，万历二十七年（1599）平播州，天启三年（1623）平永宁土司。这类移民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洪武四年）的移民来自陕西、湖广、河南等省，分布范围大致在四川盆地及川江流域；第二阶段（洪武十四年前后）的移民主要来自于云南、安徽、陕西等省，分布范围大致在安宁河流域及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第三阶段（主要是在明中后期）的移民特征是从四川的经济中心向边缘地区^[46]。

所有军士的家庭皆编为军户，世代为兵。朝廷对军户控制甚严，除非官至兵部尚书，否则不得更改军籍。在这种军籍制下，卫军之家，一人为兵，兵之子弟，称为余丁，以供补充。卫官之家，一人为官，官之子弟，称为舍人，以供替袭。卫所长官基本上是世官，但子孙袭职必须遵循立嫡立长的原则。例如，洪武三十年（1397），因田大成之乱，设置利州卫，第一代指挥使为杨锦，锦死，即由其子杨雄袭职，此后直到崇祯末杨大烈与李自成农民军相遇、兵败身亡为止，两百年间，均由杨家世代充任指挥使职务^[47]。可见，卫军要改变军籍是非常困难的。

世兵制度的施行，保证了卫所有稳定的兵源。但是明代军士地位低下，军户也备受歧视，加之差役繁重、当军劳苦等诸多原因，导致军士不断逃亡。为此，从洪武年间开始，朝廷就采取了大规模捕军、清军措施，并制定了严格的勾军法令，不仅清理军籍，追捕逃兵，而且还强行勾取军士的家属或族人替补充军。然而清军、勾军未能阻止军士的逃亡。明英宗正统年间，据兵部尚书王琼估计，卫所军士的逃亡人数，已占原额的十之八九。在这种情况下，明廷逐渐开始进行募兵。这样，卫所就军事职能而言，自明中期起就已严重削弱，通过招募和选拔建立起来的募兵制逐渐成为明朝的主要军事支柱。与此相适应，从都司、卫、所辖地内划出一部分设立州县，便成为明中期以后的一种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划出部分设立州县的辖地，便由军事系统转归于行政系统，而成为布政使司下的一种地理单位。

【注释】

[1]《元史》卷16《世祖纪》。

[2]《宋本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

[3]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10。(www.xing528.com)

[4]《元史》卷10《世祖纪》。

[5]《永乐大典》卷19423《站》字韵。

[6]《元史》卷91《百官志》。

[7]《元史》卷60《地理志》。

[8]《元一统志》（辑本）卷5，中华书局1966年版。

[9]《明太祖实录》卷112、卷134。

[10]各县设置年代据《万历会典》卷16。《万历会典》所记与《明史·地理志》颇有出入，但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28基本相同，可证《明史》之误。

[11]参见李宗放：《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12]《元史》卷91《百官志》。

[13]参见王頲：《行省制度浅谈》，《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

[14]《元史》卷99《兵志》。

[15]《元史》卷91《百官志》。

[16]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按该年表未计廉希宪，今予补正。文中的“察罕布哈”别译作“察罕不花”。

[17]《元史》卷207《孛罗帖木儿传》。

[18]《元史》卷41《百官志》。

[19]真水康树：《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20]《元史》卷8《世祖纪》。

[21]参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22]《元典章》卷9《官制·军官》。

[23]《成都万户府记》，未见文献记载，残碑现藏四川省博物馆，所引碑文据原四川省志编委会《文物志·元代铭刻》（抄件）。

[24]《元史》卷131《速哥传》。

[25]《元史》卷10《世祖纪》。

[26]《元史》卷99《兵志》。

[27]参见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元史》卷149《刘黑马传》。

[29]参见陈世松：《茂汶较场坝点将台元将题刻》，《历史知识》1984年第4期。

[30]《元史》卷99《兵志》。

[31]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9《元史附传有得失》。

[32]《元史》卷99《兵志》。

[33]该印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和苍溪县文化馆。

[34]参见陈世松：《释元代万州驻军奥鲁之印》，《四川文物》1986年第3期。

[35]民国翻印《蓬安旧志》卷15《艺文篇》。

[36]《元史》卷99《兵志》。

[37]《元史》卷13《世祖纪》。

[38]参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9]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42。

[40]参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1]万历《大明会典》卷124《兵部》。

[42]据真水康树《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第182页考证，由于黎州长官司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降为千户所，因此在《大明一统志》里没有记载；小河所可能先是虚土卫所，后来才变成实土卫所的，所以在《大明一统志》里没有记载。

[43]张讳鹏：《修城记》，见嘉靖《洪雅县志》卷5。

[44]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4。

[45]《明太祖实录》卷216。

[46]参见黄友良：《明代四川移民史论》，《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7]民国《广元县志》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