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镇戍制：南宋征服后的重要军事制度

镇戍制是历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统治而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元代的镇戍系统主要形成于征服南宋以后。在此之前，蒙古军队连年征战不息，“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20]。征服南宋、统一全国以后，蒙古统治者面临着如何把临时占领转变为长期统治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部署长期性的镇戍军队便成为当务之急。

忽必烈为维护其统治，决定将军队分别部署在全国各地，长期驻防，由此形成元代的镇戍制度。忽必烈所设计的镇戍原则是：边疆要害地区，由宗王领兵镇守；以河洛、山东为中心的腹里地区，主要由蒙古军、探马赤军屯防；淮河、长江以南，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镇戍。今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陕西两行省，被视为要害地区，因而先后设置由中央枢密院直接管辖的蒙古军都万户府：一个是设在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另一个是设在凤翔的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被任命为驻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的都万户，是蒙古征蜀宿将世家出身的也速答儿，另一员征蜀名将拜延八都鲁曾任四川蒙古副都万户府。

在四川境内除了蒙古军都万户府外，可考的还有13万户府。其名称如下：（1）成都等路万户府；（2）保宁万户府；（3）叙州等处万户府；（4）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5）夔路万户府；（6）嘉定万户府；（7）顺庆等处万户府；（8）广安等处万户府；（9）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10）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11）随路八都万户府；（12）旧附等军万户府；（13）炮手万户府^[21]。

根据元朝典章，元朝枢密院“军官品级”规定：上万户府统军7000人以上，中万户府5000人以上，下万户府3000人以上。每万户府设达鲁花赤一员，副万户一员。万户秩从三品，副万户从四品；每万户之下设千户所（统军300～700人），以及百户（上千户设百户二员，500名军设百户一员）^[22]。1941年成都在拆除西门城墙时，发现《成都万户府记》残碑两块，现藏四川省博物馆。残碑斗合后，正文的上下文尚可接合，碑阴的文字不全。由于碑的下部尚缺三分之一，全文不可通读，仅从残存文字可以推测当时成都万户府的设置情况。

碑文中的“后至元”纪年，在元顺帝至元元年至至元六年（1335～1340）之间；“蜀省平章光禄大夫图绵公”题名，当为其时担任四川平章的刘脱欢。碑文中载有成都万户府的军官题名：“达鲁花赤怀远将军”，据《元史·百官志》，怀远将军秩从三品，表明此人当为该成都万户府的最高长官。碑阴还载有成都万户府所属千户级别，有上千户二人、中千户一人、下千户五人；百户有“韩下千户所”所属的“下百户杨文富进义”，据《元史·百官志》进义副尉秩从八品。碑文还提及成都万户府镇抚机构的官员有“蒙古镇抚僧忠翊”以及“汉儿镇抚杨禧忠翊”，据《元史·百官志》，忠翊校尉秩正七品。这一记载证实，一般万户府设有镇抚二人，其中“蒙古人一员，汉儿一员”。

碑文还记载，万户府衙的设置情况是：设有“正堂”，“正堂之西”建有“义勇武安王祠”，由三间房组成。按“义勇武安王”是元朝皇帝对三国名将关羽的封号。宋代以前，默默无闻了800多年的关羽被宋徽宗追封为“宗惠公”“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又将其追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文中还提到“治不忘乱，安不王危”；“又能崇墉峻宇……□（望）之而知畏”^[23]。这些话流露出元朝统治阶级培修万户府的真实用意，在于镇抚威慑。

在元代镇戍系统中，成都是省会城市，是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和行枢密院的治地，是全省驻军的首脑和指挥机构所在地，自然是戍守的重点。地位仅次于成都的重庆、嘉定，以及保宁、叙州、夔府、顺庆等重要城市，也是设防驻军的重地。还有一些重要的驿路水道，因关系四川与外地的交通安全，也在派兵戍守之列。例如，蒙古征蜀名将速哥，在平蜀之后，担任四川南道宣慰使，兼水军万户，奉命“镇重庆、夔、施、黔、忠、万、云、涪、泸等州”^[24]，其职责就在于维系泸州以下的水上命脉的畅通与安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边关险寨，因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更是戍守的重点。至元十五年（1278），四川宣告基本平定，安西王相府针对当时全川的局势，提出了一个戍守计划：鉴于四川抗元城邑山寨洞穴还有83处，其中就有渠州礼义城（今渠县渠江镇东北汇西乡洪溪村）等33处，因此，这些地方均在川东，“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25]。后来，合州钓鱼山寨、渠州礼义城等城寨，均在戍守之列。为了控御川东的这些要地，元朝还特别设立了广安等处万户府，以便居中调度。

在川西边地方面，位于四川、云南、吐蕃结合部的碉门（今天全县西）、鱼通（即大金川下游、大渡河西岸鱼通河流域一带），以及黎、雅、建都等地，也是调兵戍守的要地。在《元史》上，经常可以见到元朝在这些地方频繁调兵布防的记录。例如，至元十六年（1279），“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兵戍其地”。十七年（1280），诏他令不罕守建都，布吉歹守长河西之地，“无令迁易”。延祐四年（1317），枢密院臣议：“（碉门）系要地，不宜放还……元调四川各翼汉军一千名，镇守碉门、黎、雅，亦令一体更代。”^[26]

在四川周边的要害地区，元朝还部署有诸王统领的镇戍军队。这些军队的镇戍任务，也直接或间接关系四川的安全。在云南，忽必烈先后封有云南王和梁王，统领云南境内的蒙古军和拨给的汉军，今属于四川的建昌地区就在其戍守范围之内；在陕西，由安西王节制诸军，四川行省所统之兵即受其节制；在甘肃行省，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子镇西武靖王帖木儿不花统领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地的蒙古诸军等等，今四川甘孜州就属于其戍守的地盘。

今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部分地区，元代称为吐蕃之境。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设总制院管理该地区。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为宣政院。在吐蕃地区的驻军，由宣政院管辖的三个宣慰司都元帅府掌管，其中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下辖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松潘叠宕茂州宣抚司、吐蕃等处招讨使司等；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下辖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碉门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亦思马儿甘万户府等；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设有乌斯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一员、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二人，分别统帅当地军队。今阿坝、甘孜州就在其军队的戍守范围之内，其戍军也大多调自四川、陕西。

元代的镇戍军，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组成，士兵主要是通过签军制度征集而来。为了便于签军制度的推行，蒙古政权逐渐将被签者的家庭从民户中分离出来，编为军户，世代皆服兵役。其中进入内地的蒙古人，绝大部分编入军籍，称为蒙古军户；漠南蒙古诸部中的一部分人，以及被编入探马赤军的其他各族军士的家庭，被编为探马赤军户；原金朝统治地区和四川、云南等地的降军，改编的地方武装和新签发的军士家庭，编为汉军军户；收编的南宋军士，亦以专籍登录，称为新附军户。(www.xing528.com)

四川不仅是蒙古军戍守的重地，也是探马赤军集中镇戍之地。探马赤军是诸部族组成的军兵，在蒙古国时期，探马赤军在攻城野战中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便驻扎在被征服的地区戍守。元朝灭宋后，在中原地区镇戍的探马赤军大部分被收聚到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要地屯驻。四川作为探马赤军集中镇戍的地区，有许多探马赤军将领都有过在川屯驻的经历，仅在《元史》中留下姓名、身份、事迹的就有：也速答儿、答失八都鲁、按竺迩、帖木儿（国安）、药剌罕、也罕的斤、纽林的斤、丑汉等人^[27]。

元代的汉军，概指原金境汉人、契丹、女真等族组成的军兵。在四川境内，最大一支汉军驻扎在成都，由刘黑马率领。刘黑马，原济南人，大名嶷，字孟方，小字黑马，刘伯林之子。太祖时袭为万户，太宗时被列为北方汉军三万户之首。宪宗时征蜀，刘黑马率军占领成都，受命“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世祖即位，以辅佐在四川夺权之功，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长子刘元振、长孙刘纬镇守潼川，五子镇守眉州^[28]。元朝统一江南后，刘氏子侄历官陕西行省。但由于刘氏汉军与四川有特殊渊源关系，所以在这以后，在四川境内仍留有这支汉军出征镇戍的足迹。至今在茂县北50里叠溪海子山上的较场坝点将台，仍保存有至元三十年（1293）刘文起的题刻一通：“大元开国忠顺公玄孙刘上万户文起引兵至此。至元癸巳七月二十七日记。”^[29]按刘伯林卒后，谥忠顺，故被作为刘纬嫡孙的刘文起，自称“忠顺公玄孙”。

四川是新附军的重要来源地。由于新附军是灭宋过程中由俘虏的南宋军兵所组成的部队，四川是随后投降元朝之地，所以许多投降元朝的南宋军队便被改编成了新附军。《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诏发探马赤军一万人，及夔府招讨张万之新附军戍斡端（今新疆和田）^[30]。张万是原南宋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张珏的部将，宋末奉命入夔州，联络忠、涪等州宋军。元朝平定川东时投降，当时降元的南宋蜀将有名可查者多达52人^[31]。张万等宋将降元后，所部宋军即改编为新附军，然后被派往四川及外地戍守，其戍守地最远及于新疆。

图4-3　元刻本《全相五种平话》中的士兵、军官和侍卫形象（采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元代镇戍军士，除了镇守黄河流域的蒙古军“即营以家”外，其余各地军士都是岁时更换的。至元二十年（1283）规定，两广、四川戍军“二三年一更”^[32]，实际上是一岁更役。由于这些军士的戍守地点皆非他们征发所自或其家庭所在的州县，所以便有管理征发士卒及军户的机构，称为“奥鲁”。这一机构的长官为奥鲁官，其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配合军前派来拣选军士的军官，在管辖的军户内，签派军士，应役从军；二是配合军前派来的军官，捕捉逃兵及逃避兵役的军士；三是向军户征集应役军士所需的鞍马、武器和盘缠等，交给军前派来的军官。奥鲁官的隶属关系不尽相同。蒙古军户和探马赤军户是由军士所属的万户、千户中设立的奥鲁军官负责管理；汉军户的管理，最初与蒙古军户和探马赤军户基本相同，后来改由行省下设的各路奥鲁总管负责管理，或由路府州县的行政长官兼诸军奥鲁职务。

1966年在苍溪县宋元山城遗址——大获城（今苍溪县陵江镇王渡乡）一字库，发现有同文同制的奥鲁官印——延祐四年（1317）八月“中书礼部”颁造的八思巴文“万州诸军奥鲁之印”两方^[33]。据研究，由于在汉人地区，一般由当地达鲁花赤兼任奥鲁官，因此，这两枚奥鲁官印就是设在万州的汉军奥鲁官府的印信^[34]。另从蓬州武庙的题名记中有“朝请大夫、顺庆路蓬州达鲁花赤兼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拜都”、“中顺大夫、顺庆路蓬州达鲁花赤兼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姚扎剌卜花”^[35]，由此证明在四川各地对于汉军戍军的管理是普遍推行了奥鲁制度的。

按照元朝的军制规定，“郡邑镇戍士卒，皆更相异置”。所以每年都有四川的军士戍守外地，最远的地方除上述新疆外，还有上都（今蒙古国境），以至“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皆在西川”，而同样，“戍西川者，多隆兴（今河北张北县）、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军士”，结果使得军士疲于转输，不胜其苦^[36]。

元代对于内迁后从事镇戍的军户，一般实行四顷以下免交地税的政策。例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给西川蒙古军钞，使备鎧仗，耕遂宁沿江旷土以食，四顷以下者免输地税”^[37]。但由于士卒戍守外省所需的费用，非四顷田土所能供给，所以多负苦劳；加之管军官、奥鲁官员非理侵渔，使镇戍军户物力衰竭，消乏者甚众。一直到了14世纪初，不断发生戍卒逃亡、军户弃业出走之事。及至元末，随着元朝军事制度的衰坏，镇戍制日趋恶化，已经到了废弃不行和有名无实的地步了。

图4-4　苍溪县宋元山城——大获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