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四川天灾人祸频仍不断，百姓迭遭苦难。在自然灾害方面，据《巴蜀灾情实录》统计，在明代276年间，有记录可考的旱灾共39次，其中全省性大旱灾15次，地区性旱灾24次，重大旱年集中在明代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其中，嘉靖元年至二年（1522～1523）发生全省性的大面积干旱，后果尤其严重。据《成都县志》记载，成都“四月赤地千里，殍殣载道”，旱灾遍布盆地西、中、东部。其次是强震灾害。据嘉靖《四川总志》记载，嘉靖十五年（1536）二月十八日，西昌发生7.5级地震，建昌、宁番、越嶲、邛、雅、崇庆、嘉、眉等州，资阳、大邑、峨眉、岳池等县地震，吼声如雷。龙安府、马湖府、潼川州、叙州府、遂宁、内江、什邡、富顺、成都均震。此外还有涝灾、虫灾等等[221]。在人祸方面，从天启元年（1621）起，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23年间，四川遭受了一场很大的浩劫，长期处于不同性质的战乱之中。先是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反叛明朝，率兵攻陷遵义，后据重庆，号梁国。次年，叛军气势汹汹，进攻川西，进围成都百余日，搅得统治者手忙脚乱。四川巡抚朱燮元只是在石柱土司秦良玉的支援下，才在成都打败奢崇明，进而收复重庆，恢复统治秩序（详见本书第五章）。
五年后，天启七年（1627），明末农民起义首先从陕西开始爆发。这一年，同时还有后金皇太极改元天聪元年和明朝崇祯皇帝即位等历史事件。在陕西等地坚持反明斗争的农民军，先后在王嘉胤、王自用和高迎祥的领导下，往返于秦、晋两省，吸引了大量的饥民、驿卒、边兵以及其他贫苦百姓参加，内部分成许多支系，有三十六营之称。在战斗过程中，逐渐形成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领的两大主力。从崇祯六年（1633）冬渡过黄河，到十四年（1641）初，开始分散为各营活动，向南北各地进军。随着流动性的扩大，“流寇主义”成为农民军在这一阶段的主导思想[222]。于是，大江南北、秦岭内外，顿时成为“流寇”转战的战场。
在农民军向全国各地发展的过程中，四川境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正日益激化。除利用连绵不断的白莲教发动起义外，四川还发生了“兵变”，建武所（今西昌）军士范大龙等乘夜起事，戳伤了明总兵沈思学[223]。大规模的民变遍及全川各地。在川东，巴县王应熊当上了首辅大学士，“其弟应熙横行于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词连应熊，诏下抚按勘究”[224]。
据记载，“流贼入犯四川，自崇祯三年庚午始”。是年（1630）三月，农民军从陕南经龙安府（今平武县龙安镇）进至剑州江口（今剑阁县东江口镇），走毛裕渡，为官兵追杀，未尝深入，退回陕西[225]。崇祯六年（1633）冬，高迎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黄河以南地区，分兵几路流动于湖广、陕西、四川三省边界。其中，老回回一部曾经从凤县南进入川境，陷夔州，再由达州出白水江折回汉中[226]。崇祯十年（1637）五月，由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转战四川，十月攻广元，陷昭化，破剑州、梓潼，陷江油，破绵州，焚新都，掠郫县，破金堂，围成都20日。“蜀王之坟柏刊焉”[227]，蜀王陵墓坟园林木被焚毁一空。次年，抵达川东南江、通江，不久返回汉中。是役，“陷州县三十六，蜀创甚”[228]。此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主要活动于湖北、河南、陕西等省。“而汉中府为贼掠者，遂留川东、川北山谷间……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曰黄龙，蜀谓之摇黄贼。其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229]从此，摇黄十三家遂成为留住于四川的“土贼”，与入川农民军相配合，主要活跃于川东北一带地方。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中另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张献忠，陕西延安肤施县人。据说张献忠儿时曾经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以驴系绅坊，粪溺污其石柱，绅仆骂之，鞭其父”，令其父用手把驴粪捧到其他地方去。当时，张献忠在旁边，“怒目不敢争”，发誓说：“我后来时尽杀尔等，方泄吾恨。”[230]自崇祯三年（1630）率领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后，转战川、陕等省，曾经先后五度攻入四川。其中，崇祯六年（1633）首次入川作战，攻克夔州等地。崇祯七年（1634），张献忠再次入川，相继攻克大宁、大昌、巫山、夔州等数十州、县。崇祯十年（1637），张献忠大西军又分两路入川作战，分别攻克龙安（今平武县）、剑阁、绵州、安岳等州、县，包围成都20余日，杀明总兵侯良柱等。
图3-35 七曲山大庙里的张献忠家庙
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够多次到四川转战，与明王朝的决策部署不无关系。早在崇祯七年（1634），根据农民军流动作战的特点，明王朝特设五省总督，先后任命陈奇瑜、冯承畴、卢象昇执掌秦、晋、川、楚、豫五省军务，调集多省兵力，统一部署，联合行动，向农民军发动大规模围剿。崇祯十年（1637），明廷以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理“剿”“抚”大务，杨嗣昌提出了“大举平贼”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为了实行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杨嗣昌主张增兵12万，加派剿饷280万，以百日“灭贼”为期。这个作战计划的要点，就是“驱贼入川”。杨嗣昌是楚人，据说他之所以提出“驱贼入川”计划，就是“为完家室计”。他宣扬曰：“吾以川困贼，势不得不先困川。”于是作出部署： “尽收川兵之壮者益守楚，而第以单弱者屯夔、巫间。”[231]崇祯十二年（1639），陈良漠巡抚四川。当时张献忠、罗汝才的势力正盛。杨嗣昌决定“尽驰入蜀，蹙而歼之”。他将川中诸将集结在湖北郧阳、襄阳一带，无异于敞开蜀门。陈良漠说，此举“将以蜀为壑也”[232]。
图3-36 七曲山大庙里的张献忠塑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四川，如入无人之境。于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从川东北进入四川，在土地岭杀明官军副将张令，全歼石柱土将秦良玉部。紧接着挺进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州、县为其所克。十四年（1641）正月，开县一战，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川中剿局。农民军长驱直入，从夔州进入湖广，最终跳出明军的包围圈。接着，张献忠席卷湖广，据黄州府，自称“西王”。巧取襄阳，杀襄王，杨嗣昌自知督师无效，死有余辜，遂自杀身亡。
这时，遍及全川各地的农民暴动事件，为农民军两大主力进入四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先发轫于崇祯五年（1632）渠县的“除衙蠢”（又称打衙蠹）的斗争开始蔓延全川。据《蜀龟鉴》的作者刘景伯追述，渠县民变的起因是：“予闻诸父老，明季征派烦，民穷财尽，胥役索仅数千，痛切之。不肖绅士簧鼓其间，一呼而梃击者数百人。”在这种打衙蠹的斗争形式中，地方的绅士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故有的论者才说：“总镇兵变，武员不得人也。府县民变，文员不得其人也。”[233]
未曾想到，“除衙蠢”这种民变斗争形式，竟像星火燎原一样，也在四川首府成都开展起来。
图3-37 七曲山大庙里的《重塑张献忠像碑记》(www.xing528.com)
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蠢”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们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有的衙役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扔到锅里炖烂，有的被推入土窑活埋，死者不知其数[234]。仅雅安一地，“百姓各执枪棒进城，折毁衙役房屋，打死蠧役数十人”。当地“打衙毒（蠹）之风渐炽，因岁饥，转掠富户。凡土官之积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杨天官，毁其厅堂，掠其财物。如山之富，不待贼（指大西农民军）而乌有矣”[235]。另据费密记述，他所在的新繁县，老百姓起来围城，县令制止不了。在城的绅士出来劝谕，让其解散，“众不听，以石击”。知县禁闭城门，在劝谕不听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立诛其蠹役三人，众始解散”[236]。
在成都，也有生员“奋挺一呼，从者千百人。胥吏有声者皆毙之”[237]。在成都府16个州县中，唯独只有新都、金堂二县民没有介入，这场民变最终发展成为围攻成都城的政治举动。据记载，来自各州县的民众蜂拥抵达成都，“揭竿拥众，呼噪城下”。官军开城袭击，更加激化了与民众的矛盾。官方多方抚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不肯听。于是政府派出官军开城加以镇压。巡抚廖大亨下令“诛首恶三十余人”，这才将围城的民众驱散[238]。
这场斗争声势浩大，持续了三年之久，令官司束手无策。久之，其斗争内容也不断扩大，由最初的“除衙蠢”扩充为除“五蠧”。除五蠹的斗争目标，除“衙蠹”即指州县吏胥衙役外，还包括“府蠧”，即指投藩府，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豪蠧”，指土豪劣绅，“民间之多蓄逋逃”者；“宦蠧”，指缙绅家之豪奴假子，借主子权势作威作福者；“学蠧”，指武断乡曲、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这场斗争影响深远，据沈荀蔚记述，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他随父沈云祚到成都府华阳县，“溯江而上，四月十六日始至”，“时川西新经民变，犷悍如故”[239]。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蠧”之中，与衙蠹、府蠹、豪蠹、宦蠹并列的还有“学蠧”，这是指的是不顾自己体面，包揽民间词讼，成为讼师、学霸的生员。他们之所以成为民变中的斗争目标，与其“暴横乡民”的劣迹是分不开的。对此，明人王廷相的《督学四川条约》有所揭露：
近日有等生员，虽云读书，绝无行检，不亲其亲，不睦其睦，暴横乡民，凌傲师长；甚至朋比奸顽之徒，贪嗜刀锥之利，或揽纳岁粮，或包当夫马，或起灭词讼，或嘱托公事；官府执法不从，即为记录过失，指摘政事，便行挟制，以快私忿，因而聚徒行凶，欺侮有司。此谓之学辱，此谓之学蠹，此谓之学霸[240]。
川西地区的这场斗争，打击对象非常广泛，而且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为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入川和大西政权的建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形势。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占洛阳，自称“闯王”，攻打开封，乘明朝与清军在辽东进行大规模决战之际，向明朝发起战略大反攻。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内廷北首的煤山投缳自尽。李自成建号大顺，改元永昌。
这一年（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再度入川，窥蜀入峡，接连取得胜利。二月攻克夔州，三月破万县。五月，张献忠号称40万大军，从夔州溯江西上。这时的四川，府缺钱粮，兵不习战。“蜀本殷富，曩因屡诏协饷，以致府库空虚，不特士卒无粮，官僚乏用，甚至王食不充。”[241]“值蜀兵久弛，将以名应兵，隶于府者多市人，不习战。束以功令，饷又不继。”[242]负责守重庆的，仅有“羸弱老稚二万人”[243]。从汉中奔蜀的瑞王朱常浩（神宗第五子），带着妻孥及陕西士大夫，这时也来到重庆避难。六月，张献忠水陆两军，齐集重庆，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重庆，杀瑞王及巡抚陈士奇。接着，张献忠分兵略取川南各地，并以骑兵从资阳，水军从洪雅、新津，分两路向成都集结。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入夔门，成都大震。三月，成都戒严。华阳知县沈云祚鉴于形势危急，“请见蜀王，陈守御之策，不纳”。他又通过言词激励太平王朱至淥说：“贼势猖獗，成都必危。今蜀府货财山积，不早捐之，募死士，东向杀敌，一旦豕突疆场，军民奔窜，谁为王守此府库者？”内江王听说后为之动心，入告蜀王[244]。然而，蜀王仍不采纳。其理由是：“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兴民事。故请饷弗听，请召募弗听。”[245]四月中旬，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京，五月传到四川。五月十日，从北方王庄南逃的福王朱由崧，被明朝南方诸臣迎至南京，登上临时监国位，半个月后正式登基，是为南明王朝弘光帝[246]。而这时四川尚未得知这一信息，因此，“众议蜀王监国”。御史刘之渤以正义反对，不听，他不得不跃入荷花池中，以死加以劝阻，其议乃止[247]。蜀王为之愤恨[248]。随着川东失守，起义军自重庆直趋成都，“一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当义军进至内江、资中时，蜀王这才捐金招募民兵，三天过去了，仍然无人响应。蜀王、太平王朱至淥决定奔云南，巡按刘之渤认为不可；内江王不听，与之争于王前。六月十三日，蜀王一行仓皇出逃，被守门卒所阻，“守门卒汹汹，劫掠辎重、姬妾”，此行只得作罢。听说蜀王将远遁的消息后，“王室大姓逸去者几半”[249]。七月，“传贼将至。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250]八月五日，张献忠指挥义军围城，蜀抚龙文光只得采用22年前朱燮元对付奢崇明的办法，暗中使人决都江堰水，企图灌水入城壕以自保，为义军所阻。八月九日，张献忠运用攻克重庆城墙的成功经验，以火药炸开成都城楼，破城而入。蜀王与诸妃嫔投井自尽，内江王、太平王等随之而亡，巡抚龙文光等赴浣花溪水而死。至此，“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251]遂宣告覆亡。
图3-38 通远门城门及城墙，张献忠率义军由此门攻克重庆
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建元大顺，以原蜀王府为帝宫，其正殿改称承天殿，昭明殿为金銮殿，以府门外屋为朝房，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清顺治三年十二月（1647年1月），张献忠抗清北上，牺牲于西充县凤凰坡。由他所建立的大西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但张献忠留在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个中原因很值得探讨。
图3-39 张献忠在四川时期的部分文物（采自《张献忠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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