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政府严禁人口自发流动，对逃流之民处以遣返原籍，一般不允许在流移之地附籍。然而，随着赋役繁重，逃亡的流民越来越多，秦巴山区的豫西南、鄂西北、陕南、川东北都聚集着众多的流移。
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解释，“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明代初年的移民可以区分为两类：政府组织的移民，在迁入地入籍即成为土著；未能入籍的自由移民即成为流民。成化年间，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和基本上没有生活资料的农民自由流动，聚居于四川北部的川陕边境和川东北与湖北荆襄山区接壤的巴山老林地区，据记载，在成化年间，仅陕西汉中一带，“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数万”[197]。自明代中期起陆续聚集于巴山老林、荆襄地区的流民，在明朝官军的多次清剿之后，许多人越境奔逃到了四川。他们中有的投靠富家大室成为佃户，有的流入盐井、矿山当佣工。充斥于各州县的流民多以佃佣者的身份留居下来，逐渐附籍成为明代中后期自发移民的主体。而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又使许多在籍的农民丧失生产资料而沦为流民。
为了安置这些流移，明政府在相应的时间和空间上准许流移有条件地附籍。于是，秦岭大巴山区就成为明代流移集聚的重心所在[198]。由于荆州地区是最早安置流民的附籍地区，其后，这部分流民因为遭受自然灾害，被迫四处逃散，大量逃移流聚于秦巴山区。荆襄一带山林，原本与秦巴山区相连，因此，从荆襄地区来的流移——荆襄流民，一时间也成为汇聚在秦巴山区各地流民的代名词。
早在成化初年，湖广提督、总兵就上奏：“荆襄一带山林深阻，流民往往群聚其中，时或弄兵以为兵害。”[199]其中，由石和尚、刘长子率领的一支千余人的起义队伍最为活跃。成化二年（1466），石和尚率部从川鄂边境进入四川，“烧劫巫山大昌县治”[200]，后在大巴山区被俘，英勇牺牲。
图3-33 三省边防险要图（采自《三省边防备览》）
弘治、正德时期，天灾频仍，朝政混乱，“百姓流移，赭衣载道，民穷财尽，元气索然”[201]，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弘治三年（1490），四川夔州爆发了野王刚起义。这支队伍从新宁进入东乡、大宁、大昌，“守土者莫能禁”，乃直插湖广竹山、竹溪，再转入陕西平利、西乡一带，惊动三省，明王朝征调川陕官兵万余人，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202]。然而，17年之后，正是这一片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又一次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并且很快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斗争。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冬，湖广生员崔逢头、施州卫军人张瑞、王虎率领暴动群众80人抵达大宁（今巫溪），大宁盐场鄢本恕、廖惠聚集千余灶夫响应，围攻大昌（今巫山大昌镇）县城。在战斗中，崔逢头牺牲。四年（1509）春初，鄢、廖乃率众撤离，转入东乡（今宣汉）和通江一带[203]。大约在这时，蓝廷瑞也参加了起义部队[204]。(www.xing528.com)
据记载，蓝“善解纷”，“有争者，多质焉”，所以众推为主。于是蓝廷瑞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下设四十八营，“每一营一小老人领之”，廖惠等八人则称总老人，以统率各部[205]。此时起义军流动于夔州、保宁、重庆地区，四川守臣请调石柱、酉阳土兵助剿，但明王朝对情况估计不足，没有同意，直到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才任用林俊巡抚四川，五年（1510）三月，又加派洪钟总制湖广四川等处军务。由于形势紧张，明王朝又在湖广武昌、郧阳、陕西汉中、四川重庆、保宁、夔州等地新设或增派捕盗通判一员，四川布政司贮库银47万余两，存留解运陕西银6.9万余两，盐课44万余两，悉数移作军需之用[206]，妄图一举扑灭这场方兴未艾的群众斗争火焰。
但是，在林、洪入川之前，由刘烈领导的另一支农民军已经在保宁山区公开活动了。刘烈，眉州人，又名刘臬，他的行迹异常，群众基础很好，因而影响很大。当时“川陕中汹汹”，多假其名号，借以自重。在明王朝的围剿下，他的最后结局也无法详考，不过根据某些迹象判断，刘烈和蓝、鄢两支队伍很可能在洪钟入川后，共同朝汉中方向转移了。然而农民军并没有在陕南建立根据地，其中一部分进入了湖广郧阳，一部分由任俸、蓝三率领，进入了贵州。蓝、鄢则重返通江。正德五年（1510）七月，林俊亲赴达州，图谋招抚。蓝廷瑞动摇，曾派人去巴州（今巴中）谈判，但廖惠坚决不从，乃密劫通江，杀明参议黄瓒。九月，廷瑞受抚无望，只好强渡龙滩河，遭到明军袭击，死伤1200余人[207]。但明军谎报战功，声称廷瑞已死，廖惠被擒，其实他们都安全撤离，率众转入陕西西乡一带。
此时川南爆发了曹甫、方四起义，于是蓝、鄢主力又乘机进入四川，经大宁、通江、巴中，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中旬，直抵营山，杀佥事王源[208]。本年冬至六年（1511）春之际，起义军相继攻破盐亭、梓潼、绵州、剑州、江油等地，川北震动。明王朝动员了川、陕、湖广、河南四省兵力，以永顺土兵充当前锋，合力会剿，起义军被迫退至陕西石泉，因“乏食，乃传言听抚”。于是洪钟指定东乡金宝寺为受抚地点。六月，蓝廷瑞至东乡，提出以临江市为农民军驻地和以旗牌官为人质等条件，同时又“以女结婚于永顺土舍彭世麟，冀缓兵”；但世麟居心叵测，一方面和蓝廷瑞约期，一方面向洪钟告密。于是明军分七哨扼守四周要隘。八月，蓝、鄢等首领28人同赴彭世麟的宴会，中伏被捕，全部遇害[209]。
在此紧急关头，廖惠和喻思俸等人奋力突围，保存了起义军的实力，然后经汉中转入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县），至年底，方折回四川。在苍溪铁山关一战，杀兵备副使冯杰，而且“纵横川之保、顺、重、夔四府”[210]。正德七年（1512）八月，廖惠自合州渡江，陷铜梁、荣昌二县，直趋遂宁、安岳、乐至、中江、金堂等地，杀死明军都指挥以下14人。明王朝对此十分恐慌，多次高悬赏格，宣布“除廖麻子不赦，其余解散自归，一体宽恤”[211]，继续玩弄招抚骗局。同时，又以彭泽取代洪钟，并增派延绥、宁夏、庆阳、固原四镇精锐，步步紧逼。八年（1513）四月，廖惠在汉中失利，和喻思俸失去联系，被迫退至剑州青林口，战斗中负伤，不幸为边兵所害。喻思俸再走昭化、阳平，进入巴山，“复招蓝、鄢余党以自益”[212]。明王朝下令在保宁、达州、开县添设守备，各处村镇编佥保甲，然后派兵分路围剿。此时，廖、喻起义军浴血战斗已近两年，长期流动，没有可靠的后勤基地，也很难迅速扩大队伍。喻思俸“奔入通、巴，仅百余人”[213]，但始终英勇不屈，坚持与明军周旋到底，九年（1514）二月，在西乡木竹沟一战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图3-34 今广元昭化古城
与蓝、鄢起义军并肩战斗、策应作战的方四，仁寿人，“本姓王，佣于同里方克古，因冒其姓，徙居贵州思南业耕贩，避杨友兵，复徙石阡之龙泉坪”[214]。曹甫、方四起义发生在正德五年（1510）秋[215]。最初方四和曹甫在遵义地区开展活动，受到土司兵的逼压，才进入四川境内，与蓝、鄢呼应。曹甫“自称曹王出世，僭名号，锋锐不可挡，远近俱震”[216]。十月，起义军攻陷江津，杀佥事吴景。林俊亲自督战，包围了起义部队，战斗中，曹甫阵亡，而明军重新进入江津时，已是空城一座，“烟火俱废”[217]。起义军余部则由方四、麻六儿率领进入贵州的思南、石阡，蓄聚力量，并设置总兵、御史、评事名号。不久，又由石阡逾马脑关复入四川境内，攻陷南川、綦江。起义军宣称“只要杀官吏”，同时扬言将攻打重庆、泸州等地，因而“声势张大，远近惊骇”[218]。御史林俊派兵至仁寿逮捕起义军家属，迫方四受抚，同时征调酉阳、播州、建始、石柱土兵进行围剿。方四拒绝招降，明军发动猛攻，起义军死伤数千人，突围后，方四变姓名潜入开县，被当地地主武装杀害[219]。
这次四川农民大起义持续6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是起义军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起义队伍的基本成员来看，这次起义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流民的比重很大。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是产生流民的社会根源，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则是导致流民大量涌现的直接原因。弘治初，四川受灾地区包括成都、保宁、顺庆、夔州、重庆、叙州、潼川、马湖各府及嘉定、眉、雅、邛、泸各州，明王朝兑运湖广税粮，并向蜀王府借支银两，酌情赈济，受赈饥民、流民多达181320户，2578457口[220]。不过这种赈济并不经常，而且收效甚微，但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却使流民的出现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危机，一旦矛盾激化，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为农民军的基干力量。二是众多的盐业工人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例如蓝、鄢起事初期，其基本成员就是大宁盐场的灶丁。在明代，四川凿井取盐的劳动非常艰苦，灶丁既受官府的剥削，盐井又常被势豪“包占”，还要代纳高额盐课。弘治、正德年间，盐场生产下降，灶夫收入减少，处境更是困难。产盐地区，五方杂处，很多灶丁原先就是外籍流民，他们一般没有土地，如果井灶无法维持生活，只好重新投入流民队伍，所以灶丁和流民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这两个特点表明这次反抗斗争从本质上讲是一次以流民为主体的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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