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妖贼王元保及彭普贵的造反活动及影响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农民阶级利用他们所熟悉的宗教组织形式来反抗封建统治政权是屡见不鲜的^[167]。有明一代四川农民起义形势又一次再现了这种情景。

四川本来就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较为浓厚的区域，自元代以来，白莲教在四川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更在民间播撒了白莲教的种子（详见本书第十一章）。洪武初年，当四川刚刚置于明朝统治之下不久，对新政权感到失望的人，就开始用宗教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洪武六年（1373），重庆有“妖贼王元保”^[168]的造反活动。洪武十二年（1379）嘉定又有“妖人彭普贵为乱”^[169]。这次造反活动，“劫掠居民，转攻州县”，影响甚广，致使“嘉定、忠州等处士民为妖人所惑，乘隙为乱”。这是一次明玉珍旧部利用宗教发动暴动、反抗明王朝的重大事件。事件的领导者为彭普贵。据考证，南方白莲教的领袖彭莹玉和尚，其徒遍及江淮流域，多以“普”字命名，如丁普胜、邹普胜即是^[170]。彭普贵既以“普”字命名，看来也是彭莹玉的一个徒弟。从明太祖谕李文忠的敕文：“即今四川土人以妖惑众而起，延及旧日明氏伪官人等皆乘时为乱”^[171]，可见明玉珍旧部曾参与过这次暴动。明太祖朱元璋为此连连下令剿捕，并指示说：“如力不及，须烦大军征讨，遣使来言，毋失事机。”^[172]洪武十四年（1381）广安山民有“称弥勒佛者，集众惑人”^[173]。洪武三十年（1397），川、陕“两界相交之地”，又有“高福兴等山贼作乱，阻官道，杀人民”^[174]。洪武时期的上述造反活动，大多以宗教作为聚集发动民众的组织形式，但由于活动地域分散，势力单薄，因此很容易被明朝统治政权镇压下去。

沉寂一段时间的四川汉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到了宣德年间又开始恶化。在川东地区，突发了广安等州、定远（今武胜县南）等县“强贼白昼杀人掠财，烧毁公廨”的事件^[175]。在川西平原，“郫、彭诸县，盗贼纵横，劫夺财物，杀伤人命，焚烧庐舍，日益滋蔓”。为此，明宣宗敕令：“凡军卫有司官吏、旗军、土豪、积年逃军、逃吏、役满不起，吏员年久不更，隶卒滥设弓兵，倚恃豪强，把持官府，侵欺钱粮，包揽官物，私置牢狱，杀伤人命……藏匿逃亡，纠集无赖，聚成群党，毒害军民，体审得实，皆即擒拿。”^[176]从敕令所防患的对象与内容看，这些事件之所以得以“日益滋蔓”，背后往往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如果没有宗教组织形式，没有人“藏匿逃亡”，是难以“纠集无赖，聚成群党”的。

正统年间，四川按察司官员报告：“今旱饥连年，贼盗尤众。”^[177]四川内地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发，以至天顺六年（1462）八月，出现了所谓“四川盗起”^[178]的局面。此时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位僧人，法名悟昇，籍贯和来历不详，地方文献称为“妖僧”^[179]。当初他同何文让等活动于汉州以及夹江、蒲江、安岳一带，因官军阻击，乃向川东转移，与广安州岳池县杨瓒会合，由水路趋泸州，然后在荣昌、遂宁、永川、铜梁等地流动作战。明王朝调陈泰巡抚四川，进行镇压。

天顺七年（1463）十月，四川德阳又爆发了赵铎领导的农民起义。赵铎，四川德阳人，其父为县阴阳训术，早死。铎希望承袭父业^[180]，“乃称贷于人，以赂县官”，但“文移展转，岁余不得，家益贫，自顾终不能偿所贷”^[181]；加之又有仇人告密，称其藏匿“群盗”，被官府追捕，于是在天顺七年十月^[182]，正式号召起义。赵铎很可能早就和悟昇有联系，所以当他公开行动时，“汉州诸贼皆归之”^[183]。于是他自称赵王，以安浩为将军，席评事为谋主，拥众数千人，焚官廨，烧府库，放狱囚，一时声威大震。

赵铎起义并非孤立事件。天顺末年，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明王朝的严重关注。而且，这时正当英宗逝世不久，宪宗刚刚即位，明朝统治阶层在政策上也不能不作出某种让步的姿态。因此他们一方面调兵征剿；另一方面又将叙州、夔州、重庆三府知府以下庸碌官员68人通通革职，借以收买人心，并于天顺八年（1464）四月指派户科给事中童轩专程入川，进行招抚。

为了争取主动，赵铎假意接受招抚，同时把受抚作为一种巧妙的斗争手段。他们公开宣传：“我等是听抚官贼，谁敢激变？”然后背负朝廷的安抚榜文和免帖，深入农村，四处串联，扩大影响，结果是“军民人等，皆为所制”，而“贼数愈众”^[184]。这显然和明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左。于是，在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都督何洪以5000人猛攻彰明，赵铎引军走梓潼，双方激战于朱家河，起义军乘明军后援未至的有利时机，包围何部，何洪突围之时，被农民军杀死。但在罗江附近，农民军却遭到绵竹县里长王志恭率领的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被迫折回彰明。成化元年（1465）五月，行至梓潼途中，又为明军伏兵所困，赵铎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这次起义终于失败。赵铎死后，农民军余部王婆孙、王铭、任凯等继续在川西和川东各地坚持战斗，历时将近一年。在此期间，明王朝采用了“剿捕无遗”^[185]的屠杀政策，诬陷平民，制造了大量“冤狱”^[186]。(www.xing528.com)

利用宗教形式发动的农民起义，同与流民为主力的农民起义是互相策应、互相支持的。在赵铎余部受到明军追剿的同时，湖北荆襄流民起义也转入低潮。但当正德年间四川流民起义遭到失败后，以白莲教作为号召手段的四川农民起义却又一波高过一波。

正德年间，秘密宗教还深入民族地区，普法恶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就是通过弥勒教的形式组织起来的^[187]。如廖惠，民间传闻，称其“有异术，能隐形”^[188]。嘉靖九年（1530），永川人李绍祖“左道惑人，聚众为乱”，杀指挥佥事范祯^[189]。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嘉靖四十四年（1565），在川东地区终于爆发了蔡伯贯领导的农民起义。

蔡伯贯，大足人，与富顺黄一元等师事山西阳曲李同，传习白莲教。嘉靖四十四年（1565）底，他利用施州卫人黄中聚众攻打郧阳（今湖北郧县）、奉节，川湖两省忙于调兵征剿的有利时机，分遣教徒往各地秘密联络，登记姓名，约定日期，称大唐大宝元年，正式发动武装起义。旬月之间，相继攻陷合州、大足、铜梁、荣昌、安居（今铜梁安居镇）、定远、璧山7城，并得到綦江、遂宁等地教徒的响应。但起义很快就被四川巡抚刘自强所镇压，历时仅36日^[190]。武装斗争的迅速失败，说明白莲教的组织工作还很不充分。

蔡伯贯失败后，铜梁人张佳胤指出：“西乡、太平之间，贼徒流劫，中多白莲教亡命之辈，声势甚大。”^[191]万历年间，湖广人乔济时和四川人罗仲川在河南桐柏山区“约立白莲社”，造符命，暗中“治甲兵，饰斗器，日夜诵孙武子兵书”，准备发动起义，遭到明军镇压，罗不知所终，明朝政府还专门派人往四川搜捕^[192]。天启元年（1621），川中白莲教活动又进入高潮，罗江刘民选、南川洪彩、达州唐学、广安州邓撰聪等人创建“白莲灯党”，在重庆、保宁、潼川、嘉定等地发展教徒，鼓吹“别立世界，改换乾坤”^[193]，后为巡抚朱燮元所镇压。天启二年（1622）五月，“四川桐梓等县妖贼白仙台等，乘奢囚（奢崇明）之乱，聚众焚劫”^[194]。十一月，“妖人”李英等，“带有令旗一箱，上书妖言，次第编号，钤盖妖印……其党西通川蜀，北连丑虏，中据汴梁”^[195]。

由此可见，有明一代，四川一直是白莲教传布的重要地区，以宗教作为掩护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明人分析说：“蜀民惑于妖术，哄然从之”，“盖署自明氏以妖党窃据一方，下渐其俗，乡愚民，佞佛而好善，此辈又从而惑之，往往误罹其害”^[196]。如此看来，明代四川之所以“妖人”造反事件不断，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