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明朝惯例，已经分封之国，并且传之子孙的皇子，一般死后都葬在各王府所在地附近。因此，蜀献王以及其后的历代蜀王死后，也都依制葬在成都附近。对这些陵墓的位置，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书虽然不乏载录[152]，但由于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初以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仅存的遗址也难见踪影。在缺乏地下出土文物佐证的情况下，文献所记述的历代王陵变得真假难辨，更加扑朔迷离。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建设工程的推进，在成都市近郊，陆续有明代蜀藩王陵墓葬被清理发掘出来[153]。这些发掘使得掩埋在地下达500年之久的历代蜀王陵寝终见天日，为进一步研究明蜀王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揭开长期笼罩在蜀藩头上的神秘面纱。
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推断，可以初步梳理出建藩四川达260多年的蜀王的世系及其陵墓的位置（见下表）。
表3-8 蜀藩王世系及陵墓位置对照表（1378～1644）
续表
资料来源：本表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荣远大博士提供。
据估计，四川明蜀王室陵墓（包括历世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及其女性王室成员等）不少于300座，在成都龙泉区的西部，估计有百座以上。但是经过多年调查探访，目前只勘得23处，凡26座[154]。为什么在成都及其四郊会聚集数量如此众多的明蜀王陵墓群？从已经发掘的墓葬群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下面，试作一粗浅的分析。
首先，数量如此众多的朱明王室家族的墓群集中分布在成都及其四郊，与明代的藩王制度设计有关。如前所述，明朝的藩王制度，不让王室成员带兵、干政，只让他们在“后花园”中坐享安乐生活。按照朝廷藩王制度的规定，郡王虽各有封地，封地内皆建有府第，但他们皆不进住自己的封地，而于本藩亲王建邸地府城或州城之内，以及该府州直辖的城郊地区修建郡王府邸居住。也就是说，在川的郡王生前均集中居住在成都府城及首县境内，死后自然照样就近择葬于成都四郊和毗邻的州县土地之上。既然成都附近州县土地70%被王府所占，他们死后，自然忘不了把生前在这片土地上醉生梦死、享乐腐化的生活带进“地下佳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年一座座地下宫殿就这样在成都四郊及其毗邻州县建造起来了。目前，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发掘初步推断，在成都市北郊凤凰山一带，为时代较早的蜀王陵墓区，蜀献王世子朱悦燫的墓葬就在这里；成都市东郊龙泉区十陵镇至洪河镇这一大片黄土垅岗区域，为蜀王陵墓的集中区，墓主除蜀王、王妃外，还有若干郡王、将军墓；在华阳县黄龙溪北岷江东岸，还有一座大墓，砖券结构，推测为蜀和王陵。[155]
图3-21 成都龙泉明蜀藩陵墓分布图（采自《四川文物》）
其次，繁琐复杂的丧葬仪式，劳民伤财，令官司不胜其烦，于地方危害甚大。按照明制规定，明宗室成员死后，例由朝廷负责丧葬。例如，“亲王丧，辍朝三日。礼部奏遣官掌行葬礼，翰林院撰祭、谥册文、圹志文，工部造铭旌，遣官造坟，钦天监卜葬，国子监监生八名报讣各王府。御祭一，皇太后、皇后、东宫各一，在京文武官各一。自初丧至除服，御祭凡十三坛，封内文武祭一”[156]。其外，亲王妃、郡王、郡王妃、世子、公主，以及镇国将军等王室人员去世，也都由朝廷遣官致祭，由官府造坟，而且一应丧仪用品亦由工部制造送用。面对如此庞大的王室成员，这样的葬仪必然使得丧葬的需求量大增。工部由于应付不过来，只好请求采取变通措施。为节省道路供应之费、减少对民间的烦扰，从成化五年（1469），礼部奏请将本该由工部制造的明器等，改委派下司“制造供用”；由“遣官赍送”改为当地官员致祭[157]。这样一来，就把办丧葬的负担转嫁到了地方。特别是像与中央朝廷关系密切的蜀府，一遇有丧葬，朝廷格外重视，地方官员更不敢怠慢，由此所带来的“劳扰”可想而知。以致成化十三年（1477），四川按察使彭韶为此上书说：“亲王、郡王薨逝，皆遣官致祭，缘各府使事殷，使臣络绎，人夫劳扰”，今后遣“本处官为便”。该按察使还说：“凡王国营葬，例该夫妇同穴，遇有丧葬，不分先后，一体兼造。其初造之时，工费浩大，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监修选择。”他建议今后“遇有开圹葬者，乞免差官，惟令本处官司提调及阴阳学选择”[158]。蜀府丧葬给地方官司带来劳扰，进而给四川百姓所带来的危害，更是自不待言。
图3-22 成都十陵蜀僖王陵地宫大殿
图3-23 成都十陵明蜀僖王陵地宫
图3-24 成都十陵明蜀僖王陵地宫(www.xing528.com)
图3-25 成都十陵明蜀僖王陵地宫
再次，丧葬中的逾规违制行为不断，凸现地方奢欲膨胀与自行其是。据《明史》记载，明代之有“诸王及妃公主丧葬诸仪”，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秦王之死，朱元璋遂“诏定丧礼”[159]。按照规定，亲王世子丧，只能享受“御祭一，东宫祭一”的待遇。但是，就在这个规定颁布14年后，蜀王世子朱悦燫去世了，明成祖却因为与蜀献王的特殊关系，以及对王世子的格外开恩，却率先突破成例，以超规格的仪式予以祭祀。永乐七年（1409）蜀献王世子朱悦燫死，“讣闻，上悼惜之，辍视朝三日，谥悼庄，遣官赐祭，命有司治丧葬”[160]。这显然是一个比照亲王丧葬规格的仪礼。此例一破，就为后来蜀府丧葬屡屡逾制大开了方便之门。本来，按照“旧例”规定，“各王府亲王、郡王以下，凡欲出城祭墓、送葬之类，俱先期奏请，得旨乃行”。但是，蜀府自献王以下，“每遇亲丧，亲王、郡王俱自行送葬，不经奏请”。为此，四川守臣于弘治十年（1497）向朝廷报告，要蜀王遵守法度，“命今后各王出城，仍照先期以闻”[161]。另据规定，亲王陵墓的范围本有严格的标准，如：明初诸藩首代亲王寝园的面积在百亩，其后减半，规定为“茔地五十亩，房十五间”[162]。但是1970年发掘的世子朱悦燫墓，该地宫内空通进深，竟比后来发掘的僖王陵长6米，比昭王陵长12米，且中庭建有一座寰殿，这是僖、昭二亲王地宫所没有的。如此规模和规格的地宫，显非世子所应享有的。又如，在今十陵镇青龙村境内，有一座俗称为香花寺的大皇坟。经过联合调查组局部勘探和试掘，其总面积大约在百亩左右，初步判定为“成王陵”。成王在位37年，即正德五年（1510）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当时朝廷之制明文规定亲王只有“茔地五十亩”。而这一座藩府王坟的面积又大出规定面积的一倍！上有所行，下必效焉。万历四十一年（1613），世子朱奉铨“居丧未请”，即遭到礼部弹劾，指其“蔑违祖制”，而受到惩处。明神宗以世子请罪态度好，“而姑贯之”，不予追究，最后却把世子的老师——“辅导官”拿出来当替罪羊，居然剥夺了他半年的俸禄[163]。
图3-26 朱悦燫墓室一角
图3-27 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地宫平、剖图（成都考古所）
最后，藩王陵墓——“地下王府”再现了地上王府的奢侈与豪华场景。以凤凰山出土的朱悦燫墓为例，该墓模拟王府的规制，墓室大门象征王城的正门，二门代表王府宫殿的正门，二门之内正殿前为广阔的正庭，左右两厢表示正殿两庑的左右二殿。正殿为重檐庑殿式建筑，最为华丽。在仿木建筑结构上，大量使用琉璃，在精细的石雕上涂朱刷金，更增加了它的华丽效果[164]。从十陵镇出土的僖王陵的地宫布局看，以中轴线为基准，沿中轴线及两侧建造门楼、殿堂、庭院、廊庑厢房，其主要建筑均可与亲王府宫的建筑相对应，地宫内的仿木琉璃建筑也与亲王府近似。这一切均说明，这座“地下王府”实际上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地下宫殿，其陵寝制度是从地上亲王府宫制度浓缩、简化而来的[165]。以上两墓还出土了由数百件陶俑、陶马组成的仪仗队[166]，队伍中有将军、文官、武士、乐工、女官和侍女。无论陶俑的服色以及所持的仪仗，都与当时的亲王仪仗制度相合。它为我们再现了当年藩府奢靡的生活场景，提供了真实的物证资料，也为研究明代的陵墓、衣冠制度等增添了新的内容。
图3-28 明蜀僖王陵出土将军俑（成都考古所）
图3-29 明蜀僖王圹志（成都考古所）
图3-30 明蜀僖王陵出土陶女侍俑（成都考古所）
图3-31 成都十陵明蜀王陵展室中骑马俑
图3-32 成都十陵明蜀王陵展室中抚琴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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