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明代之制，藩府与地方的关系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104]受封的亲王在地方享受的待遇分封丰厚，即所谓“岁禄既多”，“富厚”无比[105]。亲王在地方的经济来源，主要仰仗于岁禄。但由于各地宗王在地方的分布数量不同，加之地利条件有别，所以，其“富厚”的程度是大有差别的。正如明臣所说：“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广各十处，河南七处，陕西四处，江西、山东各三处，四川、广西各一处。盖宗室数少，则常录可霑，易与为善。数多则党众禄窘，亦易为非。”[106]在海内各大省中，蜀藩“拥厚赀，为世指名”[107]。蜀王的“富厚”在地方诸藩中是屈指可数的。究其原因，在于“蜀仅有一王不足累”[108]；加之得天府之国的地利优势，物产丰富，“其产则有五谷、六畜、金银、竹木、丝麻、木棉、盐油、铜铁、药物之利，足以丰殖，不假他方”[109]。正因为如此，所以，蜀王不仅常年岁禄无虞，而且还能够凭借其在经济上的富足优势，累累在资助朝廷上有所作为，从而获得皇帝在政治上的宠信，同时换来更多的经济权益。
根据明代嫡长子继承皇位，余子分封为王的制度规定，其余宗室人员的爵位分为八等：皇帝众子封为亲王；亲王嫡长子立为亲王世子，其余众子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立为郡王世子，其余众子封为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封为辅国将军，郡王曾孙封为奉国将军，郡王四世孙封为镇国中尉，郡王五世孙封为辅国中尉，郡王六世孙以下皆封为奉国中尉。尽管这些宗室子弟“贤愚杂出”，但却一律“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110]。宗禄标准是：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111]。此外，郡王的护卫军及仪卫司人役，并乐户之类，“俸饷皆支于官”[112]。
《明史·诸侯世表》记载，明朝蜀藩传袭10世，共有13个藩王、1个王世子。赐封的蜀藩郡王，系统较为复杂，除晋袭为藩王的罗江王、保宁王、通江王三支郡王外，献王直系后裔中，还有崇宁王、崇庆王、永川王三支郡王被封在四川，一支郡王即华阳王（献王庶二子），被赐封在省外（湖南澧州），另有旁支系统的13支郡王：黔江王、内江王、德阳王、石泉王、汶川王、庆符王、南川王、江安王、新宁王、东乡王、隆昌王、富顺王、太平王[113]。
此外，还有一支“蜀府梁山郡王”[114]，以及被安置在保宁府的寿王等等。寿王原赐封在江西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市）建府第，有司以当地“不堪为言”为由，最后由工部奏请，改在四川保宁府建造府第[115]。相应地，他的禄米也“命万县岁拨抽分盐银之半给寿王府供用”[116]。
明人王世贞说：“隆庆、万历之际，宗室蕃衍，可谓极矣。”据王世贞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亲王28位，郡王251位，将军7100位，中尉8951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7073位，庶人620位，合计有24023位[117]。其中，四川藩府成员具体数量为：亲王数1，郡王数7，将军数46，中尉数72，郡县主君数56，合计182人，在八大藩府中名列第七[118]。事实上，蜀藩郡王大部分封于隆庆、万历之前，据《明史·诸侯世表》统计，在川建府邸的郡王数量即多达14人，其中分封于永乐朝4人、宣德朝2人、正统朝2人、天顺朝3人、成化朝2人，外加弘治朝1人（寿王）。嘉靖礼部尚书梁材曾经列举当时几个宗藩人数与其岁支的禄米数量：山西宗藩数1851人，岁支禄米872306石，山东宗藩数361人，岁支禄米139237石，湖广宗藩587人，岁支禄米259830石[119]。如果按照这一比例，按照王世贞所列四川藩府182人推算，整个蜀府岁支禄米起码应在70000至80000石之间。但由于王世贞所统计的蜀藩郡王人数比实际数少了一多半，因此，这一推算实际是不准确的。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入据成都后，为斩尽残明复辟势力，曾经下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结果，共抓获“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120]。因此，如果按照亲王、郡王、将军、中尉、郡县主君等实际人数，把这部分的禄米也加进去计算，那么，四川地方为供养这庞大的寄生阶层，每年恐怕至少得提供禄米数十万石以上。
供应地方藩王宗室的禄米，按例一般在各地的储备粮仓中拨给。由于庞大的宗室俸禄已成为明朝承重的负担，宣德以后，朝廷不得不改行禄米折色，以减轻宗室禄米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困难。按照规定，一般宗藩成员的宗禄实行米、钞兼支，各给一半的制度；后期演变为三分本色支粮，七分折钞的办法。但在四川的宗藩却可享受“量加一分支给”的特殊待遇。例如宣德六年（1431），拨给蜀府保宁、永川、罗江三王“岁禄”各二千石，“于四川布政司附近府、州、县米钞中半支”[121]。景泰元年（1450），拨给内江王、德阳王“岁禄各二千石，米钞中半支”[122]。万历十四年（1586）四川抚按官在一份报告中称：“四川王府禄粮于丰、宁二仓（按二仓即广丰仓与广宁仓，均在成都府）折米，内江、新都二县存留米内拨给。自（万历）十四年为始，另立王粮名色，照数征解听支，其折钞分数要将郡王以下旧封者仍折六分，以后新封者遵例止折二分，永为定规。”部议认为一般“折钞比例不过三分，该藩数折数独多，恐非划一之制”。但明神宗还是决定应予照顾：“该府折禄钞银，既原与各处不同，准照新例外，量加一分支给。”[123]
图3-18 成都琉璃乡明蜀定王妃墓
亲王的分例本属丰厚，除岁禄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的赏赐，如“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又有草场滩地之赐”等等[124]。至于婚丧嫁娶、修建宫殿城池，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以及宗室遗孀的临时性补贴，更是不计其数。例如成化九年（1473），明宪宗一次性赐给已故汶川王妃蒋氏“食米三百石”，赐给永川王女“新都县主食米二百石”[125]等等。
亲王在地方的经济收入，还来源于朝廷赐给的各种经济特权。例如，朝廷赐给蜀府每年“食盐百引”。正德元年（1506）蜀王以每年百引食盐“日用不给”，要求自行到泸州进行采购，希望朝廷放宽“关津之禁”。户部担心此例一开，会引出“越境私贩，或影射夹带，关津不敢盘诘”的弊端。虽然请求没被批准[126]，但随后又“加给蜀王食盐二十引”，加上旧额，已累计超过百引[127]。事实上，直到万历年间，王府的“四川盐井榷茶银”[128]仍属于朝廷要收没的对象，可见蜀藩并未放弃在这些方面的经济收入。另外，朝廷还以蜀府“所畜马原无草场”为由，命令有司每年供给“养马料草”[12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代蜀府藩王都是大地主，明太祖赏赐给蜀藩大量的田产。例如，“以成都府万年池及南渎庙池租，给蜀府岁用”[130]。其后，又赐给大量庄田。据隆庆年间的《碑记》揭露，在今金堂县蜀王拥有一座王庄——“金雁庄”。该王庄的来历是：洪武中，“以三学（山）、云顶（山）及走马滩赐蜀藩为金雁庄”[131]。又如，明孝宗一次赐给“寿王保宁王府田四百三十顷有奇”[132]。以至到了万历年间，成都附近州县的土地，“为王府者十七，军屯十二，民田仅十一而已”[133]。藩府的庄田，除得自朝廷赐予外，还依仗权势，不择手段地通过请乞、私占、接受投献等各种方式霸占大量民田。以至到了崇祯时，“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产投势家”[134]。在四川，最大的势家非蜀王莫属。(www.xing528.com)
图3-19 嘉庆《金堂县志》书影
将田产投献于蜀府，名义多种多样。以修建寺庙，而使成都附近的一些郊县寺庙、土地成为王府所有者，即是其中的一种。如在灌县秀峰山（即今都江堰市青城山西大面山，俗称赵公山），在历史上即称为“蜀府官山”。其得名就是由于“洪武间，献王分封之初，一闻斯境，遂捐储蓄，鸠工命匠，始建一□□曰上皇，复建一□曰中峰，又构一亭名曰蜀府官山”[135]。此山之上皇观最初也许是蜀献王出资助修的，其后从“蜀府官山”之名推知，可能也投献为王府私产了。1995年，成都市蒲江县在始建于北宋淳化元年（990）的圆觉寺（今蒲江县五星乡元觉村）出土了明代石刻文物30多件，其中有万历二年（1574）石刻文字一通，上书“南川王府所属圆觉寺”。这表明当时蒲江县圆觉寺是直属于明朝南川王府所管辖的[136]。宗室通过各种特权大量兼并土地，进一步加剧了成都地区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得百姓更加贫困化。明天启《成都府志》写道：“成都虽名沃野，而他道之仰给者颇奢……况天潢派衍，而腴田膏土，尽是王庄，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此亦天府中之最可悯者。”[137]
图3-20 天启《成都府志》书影
正因为蜀藩宗室过着优裕的寄生生活，而又不从事任何政事和谋生职业，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嗜好文学和收藏。除第一代蜀王是这方面的典范外，其后的历代蜀王莫不步其后尘。据《明史》记载，蜀王府自朱椿以下四世七王，几百五十年，“皆好学能文”[138]。在历代蜀王中，“自献王椿以下四世七王，皆好文学，谨守礼法，自康王（第十代）至于至澍（末代）亦四世，无闻德焉”[139]。第七代惠王朱申凿、八代昭王朱宾瀚、九代成王朱让栩等都被认为是“贤王”，而受到明廷的称赞和好评。其中，第七代惠王朱申凿12岁时被明朝皇帝封为通江王，13岁即被封为蜀王。他和他的曾祖父献王一样，一生嗜好收藏，钟情于书法。据他自己撰文说：“予于国政之暇，必草书三五幅以畅其情，恒以淳化石刻历代名臣法帖以效。”[140]第八代蜀王朱宾瀚在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为四川文化发展做了一件有益的事：经他的请求，明孝宗赐给四川一部《大明一统志》，以及其他文化典籍[141]。第九代蜀王朱让栩，于正德五年（1510）被封蜀王，嘉靖二十六年（1547）去世，在位37年。据《明史》记载，朱让栩“尤贤明，喜儒雅，不迩声伎，创义学，修水利，赈灾恤荒。嘉靖十五年，巡抚都御史吴山、巡按御史金粲以闻。赐敕嘉奖，署坊曰‘忠孝贤良’”[142]。历代蜀王嗜好文学收藏，提倡文化事业，客观上有利于四川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不过，在蜀王中，即使是称得上“贤王”的，也只知“积琴书古玩”；而“不肖者”，则更是“暮宴朝歌，肉山酒海，坐视兵民饥困而不恤”[143]。
末代蜀王朱至澍“惟耽文学，日与四近侍赋诗饮酒于丽春轩内，刻翠剪红，唱和极多”。五月五日浣花溪竞渡龙舟，蜀王下令与民同乐，饬制画舫携妃侍出游，笙歌夹岸，采鹢成行。王顾而乐之，乃赋诗曰：“浣花溪上玩龙船”，有嫔妃应曰：“令下游人莫敢先。长乐乐宣明主日，合欢酒献蜀王前……盛世人咸歌盛节，愿歌沃野绝烽烟。”“末句盖寓安不忘危之意。王亦不悟。乃令群侍各进和章，普赐宴于龙舟。伶人演剧奏以长乐之乐，极一时之盛事也。”[144]
明代蜀藩不仅残酷剥削蜀民，而且还仗恃权势，鱼肉百姓，严重虐民害民。西方传教士证实，“蜀王府中之太监平素倚势凌人，直如负嵎之虎”[145]。早在成化六年（1470），就发生过四川按察使郭纪被蜀王诬陷下狱的事件。先是，有蜀府护卫卒15人，“白昼攫人金于市”，被众人抓住送官，在审讯中有3人被杖死。为此，惹怒蜀怀王朱申
，他因此奏劾郭纪“酷暴”，还诬陷郭纪犯了乘轿过蜀府端礼门不下轿，并“叱骂守门千户等罪”。结果，郭纪被逮捕下狱，后遇赦才得释放[146]。
类似包庇下属、仗势干预地方行政、扰民害民的事，到了中后期更是层出不穷。天启二年（1622），蜀府左护卫指挥何起登涉嫌“赃私”，巡按御史陈睿“以不法”罪，将其访拿法办。本来，这起案件决非偶然，与蜀府一贯放纵王府官员不遵法度有关。但事后蜀恭王朱奉铨不仅不予回避，反而多方袒护，责怪有司自行擒拿。对此，刑部尚书薛贞批驳说：“蜀藩仪卫官员实繁有众，其间守法者固多，逾闲者亦不少，如左护卫指挥何起登坐有脏私，岂尽风影？御史以朝廷法治，王府自不应避责。今蜀府援例奏请，亦俗存藩体耳。然藩体当隆法纪，亦宜肃除。”[147]
王府宗人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令当地人民忍无可忍，不得已采取焚烧王府的抗争行动。崇祯四年（1631），“蜀宗人虐民，民相聚，将焚内江王第”[148]。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焚烧王府的事件决非个别。万历三十六年（1608），蜀王府发生火灾，导致“东府尽焚”。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蜀王府再遭一场大火灾，重要的门坊殿阁全部化为灰烬。万历四十四年（1616），“蜀府复灾”[149]。万历末，曹学佺任四川左参政、按察使，奉命调查蜀王府损失情况和修复可能性，估算修复工程需白银70万两，大大超出了明王朝对宗藩的财政补贴数额。因此，终明之世，蜀王府没有得到重建[150]。这一连串王府被焚事件，其中不全是自然灾害引起的，可能也与当地百姓对王府的不满泄愤有关。由此看来，到了明末，四川人民针对王府的行动已经表面化，官民呈公开对抗的趋势，这时地方司吏、僮仆也加入进来，站到王府的对立面是毫不奇怪的。
到了明末，成都平原民众发动除“五蠹”运动，其中的“府蠧”，指的就是投献王府，武断乡曲，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详本章第三节之“流寇入川”）。王府赫然成了在这场斗争中的重点打击对象，这一现象足以表明，被明朝统治者树为“贤王”的蜀府形象，这时在老百姓心中已经破灭。其结果必然导致王府的覆灭。正如明末清初人士所说：“世族贵胄骄淫矜夸，生齿既繁，教养失道，遂使秦楚百姓啸聚为寇，及至王室覆没，生灵涂炭。”[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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