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分封诸王时，诸王最初在封国内都享有实际的主权。但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处死功臣蓝玉的案件发生后，朱元璋开始减少和限制他们的权力和特权。这时朱元璋也许已经认识到，“诸王子可能会变得过分强大和不服管教，从而使他们有时会向皇帝权力挑战”[82]。为此，他制定了一部约束诸王子的法律——《祖训录》。根据这部精心设计的“家法”，诸王子在封国内的独立程度大大削弱了。经过多次修改的各种版本的《祖训录》，对封国藩王的权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抑制。
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继续执行这一套制度，并进一步考虑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藩王封国的权力。在建文元年（1399）一年之内，5个举足轻重的藩王：代王、周王、湘王、齐王、岷王的藩封被废除，下一个目标便是坐镇北京的燕王朱棣。正是在威胁一步步逼近之际，朱棣发起了针对朝廷的军事对抗行动，并取得最后胜利。后来这场持续了三年的内战被掩盖过去，而被称为“靖难”之役。
做了多年藩王而又以重兵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深知个中奥妙，唯恐其他亲王步自己的后尘，于是在取得诸王对新王朝的支持以后，他即着手对诸王分封制度进行改革，包括削减护卫军；改变洪武末年诸王节制武臣、指挥军队的格局，把军事系统指挥权转移到都司卫和边将武臣手中，听命于朝廷；重申不许诸王擅役军民吏士的禁令。其后各朝皇帝在明成祖朱棣改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诸王的限制与防范，从而使宗室子孙逐渐沦为坐享俸禄的寄生群[83]。
这样，明朝就形成了与其他王朝不同的宗藩制度。概括这个制度的要点是：分封于各省各府的皇子，“外以庄藩卫，而实无事权”。他们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一切支庶蕃衍，“皆仰给县官”。既不允许他们出仕，也不准从事别的生理。自成祖之后，朝廷还对宗藩制定了一系列“厉禁”，“所以箝制之者无不至”。例如，未经批准，不得“出城省墓”，非奉特旨，不得出城游猎、不得入朝等等[84]。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远在四川的蜀藩与朝廷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特殊关系。
图3-15 明太祖朱元璋像（故宫博物院藏）
一方面，蜀藩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明成祖一边。
明成祖即位后，朱椿立即遣世子朱悦燫来朝。其后，朱悦燫又多次来朝。永乐三年（1405）二月，蜀王朱椿来朝，五月又进荔枝等物，受到永乐帝的嘉赏，称“贤弟报明达之资，执忠孝之义，处善循理，秉心有诚，稽古博文，好学不倦，东平河间无以过也，引睇蜀国山川邈遐，贤贤亲亲，不忘朝夕。勉自爱重，用副所怀”[85]。蜀王的这一政治立场，在其后处理其同母弟谷王朱憓“图不轨”事件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明太祖的第19子朱憓，是朱椿同母弟，洪武二十四年（1391）就藩宣府（今河北宣化县），因宣府为古上谷地，故名谷王。当燕王起兵时，他走还京师。及燕王军队渡江时，朱憓奉命守卫金川门，因开门迎降，燕王即位后，对他进行嘉赏，并开藩于长沙。朱憓因此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招匿亡命，习兵法战阵，造战舰弓弩器械”，图谋不轨，“谋于元夕献灯”，选壮士入禁中，“伺隙为变”。又以“隐语”致书蜀王，“欲结蜀为援”。蜀王致书对他加以劝诫，不听。恰逢此时朱椿的第三子、蜀崇宁王朱悦燇，因获咎于朱椿，逃到长沙，投奔谷王。谷王朱憓乘机散播舆论，诡称“往年我开金山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86]。朱椿获报后，密遣仪宾顾瞻“奏谷王憓谋不轨”[87]。明成祖为此嘉奖其忠诚，赐书曰：“王此举，周公安王室之心也。”[88](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明成祖也对蜀王百般恩宠和器重。
明成祖为了嘉赏蜀藩的政治忠心，同时出于拉拢地方、镇守西陲的政治需要，称赞朱椿“处善循理，秉心有诚”，多次为蜀王世子、世孙赐名、赐婚、赐封号，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二者之间的馈赠与进贡也不断。永乐十六年（1418），朱椿来朝，还国时，明成祖对他赏赐有加，其赐品计有：钞六万锭、米万石。各色纻丝五百匹，纱罗各二百五十匹，胡椒三千斤，马一百零五匹，鞍二副，火者百人，其从官赐钞有差（详见下表）[89]。
图3-16 明成祖朱棣像（采自《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
表3-7 永乐朝（1403～1424）中央朝廷与藩蜀来往关系表
资料来源：《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
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到了明代中后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世宗推行礼制改革中，蜀王又一次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嘉靖二十年（1541），明世宗建太庙，蜀王一次性献黄金60斤，白金600斤[90]。嘉靖三十九年（1560），蜀康王之世子宣圻即后来嗣王位的蜀端王，以“助工”的名义，一次就奉献黄金1000两，白金1万两[91]。万历十九年（1591）蜀端王又捐资助边，平定“番寇”。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平定播乱，蜀端王再“捐金犒士，助饷除凶”[92]。为此，明神宗两颁《赐蜀王勅》，命四川抚按官办送花币羊酒，并赏金500两，自行建坊[93]。于是，四川抚按官就在蜀府端礼门外建了一座牌坊，上面有御赐的“宗贤懋著”四个大字[94]。
在整个明代各朝，蜀藩都被朝廷树为榜样，作为“诸藩之劝”[95]。《明史》说，在明代诸王中，蜀府诸王对中央王朝是颇守法度的。“自椿以下四世七王，几百五十年，皆检饬守礼法，好学能文。孝宗恒称蜀多贤王，举献王家范为诸宗法。”[9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