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鉴于历代宦官专权的惨痛教训，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宦官干预朝政的措施。但是，自从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得宦官之助，夺得帝位之后，宦官开始受到重用。所以，“盖明世宦官出使、远征、监军、分镇、刺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32]。此后历代皇帝都对宦官宠信有加，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一整套宦官参政预政的巨大网络，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祸害[33]。
作为皇权化身的宦官，最初多有以镇守、守备的身份被派往全国各地。镇守和守备本来是武将的职衔，随着宦官势力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和守备逐渐被宦官所把持。据明王世贞记载，“镇守太监”始见于洪熙元年（1425），推论“永乐末已有之”[34]。云南是全国最早设置镇守太监的省区之一，其开始设置的年代明确在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宣宗即位不久[35]。四川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资料，是英宗天顺元年（1457）。据《明史》记载，是年，“镇守四川中官陈清等”，为“芒部白江蛮贼千余作乱”事上奏，英宗命“御史项愫会镇抚官捕之”[36]。被派往四川担任镇守使的太监，在成都设立有官衙——镇守府，镇守府就设在“清军察院前”[37]。成化二年（1466）、四年（1468），镇守太监阎礼为“松、茂、叠溪所辖白草诸番”事上奏，廷命派兵进行征剿[38]。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明廷仍为“芒部僰蛮”事，“命镇守中官会按抚官捕之”[39]。正德年间被派往四川担任镇守的太监，还有领兵镇压鄢本恕起义的韦兴。
图3-8 成都双楠小区明蜀太监墓室大门
明宪宗之时，朝廷继续向四川派遣镇守太监。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命镇守四川太监梅忠还南京闲住，以镇守行都司太监蔡用代之”[40]。到了孝宗朝，被派往四川的宦官的贪酷问题一度成为朝野关注的话题。弘治十一年（1498）礼部都给事中涂旦等奏言，公开弹劾各地一批镇守太监的贪酷行为，其中明确提到“其镇守太监……如四川房懋皆贪酷，害民之尤者”，要求朝廷将这批太监“尽行取回，以苏民困”[41]。这一奏言得到五府六部官员的赞同，张懋等也上言称，应当把“四川建昌镇守太监取回”[42]。
到了武宗时，朝廷频繁更换镇守四川的太监人选。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以太监张辰“分守四川建昌行都司等处地方”[43]。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以太监王保“镇守四川”[44]。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以南京御马太监王润镇守四川[45]。四月，又以御马太监李禄“分守四川建昌行都司并川南道等地方”[46]。五月，又以御马太监赵钦取代李禄，命赵钦只是作为“分守四川建昌行都司地方太监”，“不得兼领川南道”[47]。武宗朝之所以如此频繁更换镇守四川的太监人选，原因有二：一是太监的贪酷行为屡禁不止；二是太监职权过大，既守建昌行都司，又兼川南地方。为此，不得不通过频繁更换人选，同时采取恢复旧制的措施，以缓和与地方的矛盾。
图3-9 成都红牌楼明蜀太监墓出土侍俑（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3）》）
除插手军事镇守防务之外，明代宦官还无孔不入地干预经济领域。世宗即位后，曾经“诏革内臣”，在一段时间停止向各地派遣镇守太监。但是，后来武定侯郭勋提出建议：“欲复各处镇守内臣，并委其取矿课以资国用。”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尽管兵部复言表示反对，称“此辈害民，在先朝已极”，不当复议。但明世宗却以派遣内臣不违祖制作为借口，决定继续向“云、贵、两广、四川”等地各派一个镇守内臣[48]，以岁办、采办的名义，对地方进行盘剥。四川是珍贵名木的产地，明代各朝为了建造皇室宫殿，继续向“四川差内官采木”[49]。
进入明神宗万历之后，宦官专权的局面继续发展，特别是所在矿监、税监横行肆虐，为害尤烈。万历二十四年（1596），为了扩充财源，明神宗又大量委派宦官出任矿监、税使，分遣至全国各地办理开矿、征税事务。矿监、税使之设，遍及全国。四川是全国重要的富矿和税源区之一，自然是派遣太监的重点。正如有的官员所说：“四川成都、龙安府出产盐、茶、税课，并重庆、马湖等府，沿山千里，尽产名木。其大者进上，小者变价，税利约可十万余两。”[50]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派遣“内监丘乘云”督促千户翟太等“征税开矿于四川”[51]。丘乘云，在四川地方文献材料中，又作邱乘云。
图3-10 成都红牌楼明蜀太监墓出土侍俑（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3）》）
矿监、税使分遣各地之后，唯一的目标就是搜刮钱财。他们以开矿、征税为名，实际上则是不分途径、不择手段地强行掠夺和敲诈勒索。“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其中，“四川丘乘云辈”，尤“为民害”[52]。丘乘云既至四川，以钦差大臣自命，假借权势，擅作威福，凌驾于地方各级官府之上，“时开采中使四出，监司皆长跪听命”[53]。宦官所到之处，讹官诈吏，横恣淫虐，作恶多端，倒行逆施，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危害。有一篇出自永宁土司属下一个富民矿头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揭露了丘乘云到川后，如何假开矿之名，敲骨吸髓、榨剥民财的种种手段和罪行。这篇文字系当时口语的实录，堪称珍贵[54]：(www.xing528.com)
近岁，有钦差太监邱乘云来俺四川开矿征税，察成都龙安等处盐茶，采重庆马湖等处名木。行文各州、县、土司，选报富户，点充矿头、盐茶耆老、名木纲头等名色，俺永宁奢司官就报俺充膺矿头。叵耐那矿监专一剥民索贿，他参随手下人等，千百成群，到处讹官诈吏，鱼肉绅民。凡系富户，充了矿头，见面钱、常例钱、免卯钱、造册钱、验工钱、告假钱，出个不了。又派头山场，勒令开采，纳交银两。无论铅砂、铜砂，俱令交银，即使那山无矿，他说你先偷取尽了，要抄家问罪，须是与他重赂，方得干休。那盐茶、名木也是一般。至于那穷民们，系按里甲出夫，驱使垦采，饥寒瘴疠，死亡载道也。说不尽他们的恶毒。
这篇材料揭露出，丘乘云假开矿之名，命他手下的爪牙到各地去办理开矿、盐茶、砍伐名木之事。其过程是：行文给各州县，派给富户，勒索他们先上交“见面钱、常例钱、免卯钱、造册钱、验工钱、告假钱”等银两；如果不肯重贿，就要“抄家问罪”，乃至让你家破人亡。最典型的例子是石柱土司。石柱自来是银场、铅矿的产地，每岁“办铅课五千一百三十斤，正统后停之”[55]。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偕妻秦良玉远征播州杨应龙有功，但却“以矿务忤内监丘乘云”[56]，“中使劾石柱马千乘谋叛，实以索贿不遂也”[57]。马千乘因为矿税得罪了丘乘云，最后竟瘐死于云阳狱中。
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倒行逆施，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激起当地百姓的公愤。所以，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抗矿监及其爪牙的事件。其中，在云南的宦官杨荣，“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将指挥使樊高明“枷以示众”，且放言“将尽捕六卫官”，由此激起民变。指挥贺世勋等“率冤民万人，焚荣府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多人”。“杨荣为云南人所杀”后，明神宗又“令四川税使丘乘云兼摄云南事”[58]。
丘乘云在四川征税的恶果，到明熹宗即位的天启元年（1621）开始公开显露出来。是年，永宁土司奢崇明发动反抗明朝的武装叛乱（详本书第五章第三节）。这是祸害全川的一大劫难，由此揭开了明末四川大动乱的序幕。这次叛乱武装之所以从永宁一地引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有奢崇明的个人野心作祟，但从上述永宁土司所属一个富民矿头的言词中可以看到，矿监的专擅横暴，恣意勒索，使得无论富户、穷民都无法生活下去，应该是这一叛乱的导火线。他们的这一处境，正好为奢崇明发动叛乱提供了可以用来裹胁部属、收买人心、纠集武装的便利条件。
近年来在成都出土了多座太监墓，此类宦官墓亦有规模繁简不同，从中反映出宦官中也有等级贫富之别。例如在成都九眼桥红瓦寺出土的一座掌印太监墓，虽然早年被盗破坏，但仍可见该墓建筑规模之大和殉葬品之既精且多，由此推知墓主的身份可能为太监之首。从该墓中出土了一块别的墓葬所没有的石质阴碑（现藏四川省博物馆），高1.2米，宽约0.5米，碑文字体较小，记载了该墓殉葬品之名称及件数，约近两百件，均系金器、玉器、瓷器、铜器等精品，据此可知其墓葬之财力雄厚和权势极大。由于这些大太监来自于京城东厂，为皇帝之耳目，负责刺探王府中事，因此连蜀王也要唯命是从[59]。
表3-5 明代派驻四川的宦官情况统计表
明朝的宦官专权，不仅体现在朝廷派驻四川的太监的上述种种行径上，同时也体现在服侍蜀府的太监身上。在明朝太监肆意横行的大背景下，按理说服侍于蜀藩宗室的太监，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专权横行、仗势欺人、迫害官吏、鱼肉百姓、非法聚敛钱财等问题。这从近年来成都出土大批蜀藩王府太监墓葬群的奢华程度和逾制行为，可窥知一斑[60]。根据成都地区解放以来出土大量的蜀藩王府太监墓葬志可以清楚地看到，蜀府太监主要集中在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神宗万历年间，他们中大多担任蜀府贵官，有的还兼担任督营瓷厂陶冶、织造、织染、水部、典服、典膳等要职。
图3-11 成都双楠明蜀太监墓群
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历史。明代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延名人为其立传、题字，借以自重。宦官有权有势，更助长了这股歪风[61]。这种情况在四川宦官墓中尤其突出，不少文化名人亦不能幸免。例如，蜀府中侍江时，嘉靖元年（1522）去世，其墓志由当时的显宦、翰林院编修、史官杨慎撰写，由刑部主事、内江人陈力丹书，由大理寺寺丞顾佖篆盖；成都进士赵永祯，曾任户部员外郎，由他撰写的蜀府太监墓志有：蜀府承奉副谷清墓志铭、蜀府门正苏荣墓志铭、蜀府门副墓志铭；威远进士、时任湖广武昌府知府的王俨，撰写了蜀藩门正刘用的墓志铭等等[62]。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宦官专权给四川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它不仅毒化了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为一些文化名人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
图3-12 明蜀太监江时墓志铭（成都市考古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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