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四年（1371）六月二十一日，明昇自知大势已去，遂赍表乞降。七月，曹国公李文忠奉明太祖之令入蜀，抚绥军民，修筑成都新城。十月，平定川蜀各地并派兵驻守“诸郡要害”[2]。由此拉开了明代修筑郡邑城池及统治四川历史的帷幕。
图3-1 明代城郭图（采自《三才图会》）
中国古代城池是封建中央集权政治间架性设计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是皇权对地方统治的象征，体现着行政等级设置与礼仪规制；而这种城池在地方的实现，又是地方人力、物力以及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3]。明代四川郡邑城池的修筑，从洪武初年成都新城之筑开始，到明代中期在全川各地陆续掀起高潮。明代四川所建之城，材质大多为土夯包夹砖石，历经明末战争的摧毁和破坏，城垣大多倒塌，但城基依然保存。清朝各地的城池虽有修补，但大多延续明代的规模，从而使得郡邑城池成为明清统治的一种地标性建筑。
由李文忠等新筑的成都新城，即明代成都府城，“成都府城与省会同”[4]，故亦称省会。由于成都府城历经宋、元、明夏战乱，城垣官署早已倒塌焚毁，至明朝一统天下，已经到了重新修筑的时候了。李文忠所增筑的成都新城，据记载，系“依宋元旧城而增修之”。由于宋元旧城又是在秦张仪创建的大城基础上，经历代修筑而成的，故又称大城。“国初都指挥赵清‘甃以砖石’、都督陈怀复浚城隍，至今赖焉”[5]。
明初新筑的成都府城，辟有五门，门各有楼，门外筑月城。据正德《四川志·城池》记载：“大明洪武初，都指挥使赵清等，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包砌砖石，基广二丈五尺，高三丈四尺。复修堤岸以为固。内江之水，环城南而下。外江之水，环城北而东，至濯锦桥南而合。辟五门，各有楼，楼皆五间。门外又筑新月城，月城两旁辟门。复有楼一间，东西相向。城周回建敌楼一百二十五所。其西南角及东北角建二亭于上，俗传像龟之首尾。城东门龙泉路曰迎晖，南门双流路曰中和，西门郫路曰清远，北门新都路曰大安。其小西门曰延秋者，洪武二十九年（1396）塞之。”
天启《成都府志》载有两幅地图，一幅是“成都府治图”，另一幅是“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为后世再现当年成都大城及其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依据。
“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中所画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若干政治与宗教的公共建筑，却看不到任何集市、街坊、民居和其他私人生活空间。这与明代其他地方志中的城镇地图别无二致。这种地图绘制，表达的自然是“目中无人”的观念，当然无所谓“与人为本”的思想，而是一种严重的官本位思想观念的体现[6]。
图3-2 天启成都府治图（采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我们首先看到了象征城防威严的用城墙连接起来的城门与城楼。万历《四川总志》卷1记载，成都四座城门上“各有栖楼，皆五楹门”。城门外又筑月城，月城两旁各辟一楼，东西相向，周围建敌楼125所，东西南北隅各建二亭于上，俗传像“龟之首尾”。图中形象地绘出了四座高耸的城楼，城楼上插有一面大旗；在月城的空间，各绘有一座小庙：东门是五显庙、南门是关王庙、西门是温帅庙、北门是玄坛庙。
从明初洪武年间增筑成都大城开始，到天启年间所载之成都府治图止，其间成都城曾经历过多次浚修：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在成都练兵时，曾“复督修城池”[7]。宣德三年（1428）都督陈怀“复浚池隍，至今赖焉”[8]。
图3-3 明代成都大城与蜀王城示意图（采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关于明代成都大城城址的范围，据清人陈祥裔《蜀都碎事》记载：“成都东门外有红布街，旧青楼业也。”民国《华阳县志·古迹》亦证实：“（红布街）按街在今治东门内。《旧志》（指嘉庆《华阳县志》）犹言明时城址较狭，故尚在城外也。”由此可见，明初增筑之新城，因当时人口较少，故其城址“较南宋罗城略小”[9]。近年来，通过对成都市同仁路等路段发掘的成都城墙遗址观察，进一步证实，宋明城墙的位置就是介于唐代城墙和清代城墙之间，明代成都城的城垣就是在宋代城墙的基础上重筑而成。从实物材料上也证实，与文献记载的“包砌砖石”相符合。无论从结构、砌法还是用料来看，明代城墙都稍显粗糙[10]。
图3-4 明代蜀都图（采自《三才图会》）
与此同时，洪武初指挥戴鼎还在重庆“因旧址，修砌石城”。重庆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俗以为九宫八卦之形”[11]。明初成都、重庆城池的修筑，一方面是出于军事上防守要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大明王朝统治四川，显示封建王朝的威仪的需要。正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谕蜀景川侯曹震所说：“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仪。”[12]在明初成都、重庆修建城池之后，除个别地方外，各地郡邑城池似乎并没有立刻模仿增筑。但到了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各郡邑的守臣无不秉承朱元璋的这一旨意，而把修筑城池作为该县的头等大事来抓。
以成都府为例，所辖各县增修土城的情况如下表：
表3-1 成都府所辖各县增修土城统计表
续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天启《成都府志》卷3。
除成都府外，在明初设立四川行都指挥使建昌卫（详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之地，今西昌市仍保存明代城墙的城门石额。这是明初在元代旧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昌卫城墙。据《西昌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建土城，宣德二年（1427）“以砖石，高三丈，周九里三分，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初建四门，东门名“安定门”，南门名“大通门”，西门名“宁远门”，北门名“建平门”。现在四门门额，西门、南门已毁，仅东门原件仍在原处，北门门额原石因拆除城墙时，由凉山州博物馆收藏。该门额原石共三块，每块刊刻一个字，周边饰以连枝卷纹。内字右边阴刻“洪武贰拾年肆月吉立”一行直书题刻，石门额的书法刚健有力，具有一定艺术水平[13]，是明初全川郡邑筑城以及卫所筑城的珍贵的文物见证。
明代中期在四川境内掀起的筑城高潮遍及全川各地（详见下页《明代四川部分州县城池修筑简表》）。这次筑城规模大，范围广，城墙的材质普遍采用砖瓦，或以砖瓦在土城外包砌，或在土城中甃以砖瓦，或以石筑城，使得全川州县的城池基本上实现了以石城代替土城。根据明代营造程式，凡造城的砖瓦，均由官窑按照统一的制式烧造，“所用芦柴，官为支给，其大小厚薄样制，及人工芦柴数目，俱有定例”。例如：“每一窑装二样板瓦坯二百八十个，计匠七工，用五尺围芦柴四十束。”[14]
通过这次筑城高潮之后，原来那些历代无城的郡邑，从此开始有了城池；原来遭到废敝的“蜀城”，从此面貌焕然一新。正如天启《成都府志·城郭》所说：“蜀城敝久，今则补旧增新。楼阁壮丽，雉堞雄严。屹然，天府之胜矣！”[15]
表3-2 明代四川部分州县城池修筑简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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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料来源：据嘉庆《四川通志》卷24《舆地志》改制。
说明：（1）明代成都府郡邑城池已见上文，不包括在此表中；
（2）表中所列州县名及顺序排列，依据清代四川建置，个别有省略。
明代中期四川掀起的筑城高潮，既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是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反映。近有学者从城池规模与人口数量、土地使用情况作综合研究，制作了较为直观的府州统计表，由此可见城池与行政等级、地方人口数量、土地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之一斑。
表3-3 府州人口、土地情况统计表
续表
说明：（1）人口单位“里”；粮额单位“万石”；城周单位“丈”。
（2）原始资料来源：《大明一统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3）本表转引自杨宇振：《明代四川的城池与人口·表1》，标题有改动。
上表透露出，从平均每县人口“里”数看，最高的是泸州、重庆府与叙州府；最低的是雅州、夔州和保宁府。成都府、眉州、嘉定州比值较为接近，皆在7～9之间，体现了明代川西地区的均衡性；相对应的是长江流域叙州府、泸州和重庆府的发展。里数较低的雅州、夔州和保宁府分别坐落于四川盆地的西、东、北部边缘。府州城池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口布局，正好与元末明夏时期四川战乱局势所带来的破坏后果相吻合。另外，城池规模的大小，从总量看与人口成一定的正比关系，这种关系在明代川西地区体现最为明显；而另一方面，川南、川东沿江流域地区的大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空间格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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