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玉珍内政外交：治国之道与政权危机

天统四年（1366）春，明玉珍病重，自知来日不多，召谕臣下说：“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乃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言毕而逝。据《玄宫之碑》载，明玉珍生于己巳年（1329）九月九日，去世于丙午（1366）二月六日，寿38岁，在位6年（从自称陇蜀王的1360年算起，至1366年为止）。死后葬江北之永昌陵，群臣上庙号为：“太祖文武至圣皇帝”。1982年3月，重庆市博物馆在重庆市江北区上横街重庆织布厂的工地上，发现并发掘清理了这一湮没达600多年的明玉珍墓——叡陵，出土了包括《玄宫之碑》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为研究大夏政权的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26]。

明玉珍死后，遗诏立年仅10岁的太子明昇即位，改元天熙，尊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从此开始了大夏国二世祖明昇的统治时期。明玉珍病危安排后事，嘱咐臣下对内要“同心协力”，对外“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这可以视为明玉珍称帝后的治国之道，也是他希望后世能够永远遵从的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然而，早就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大夏政治局势，在明玉珍刚刚去世就开始总爆发了，从此大夏政权的内政外交一蹶不振。

（一）自相残杀

图2-6　《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书影

明玉珍入蜀时，跟随在身边的部将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本着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原则，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浴血奋战，终于在四川打出一片天下，缔造了一个农民政权——大夏国。由于这时有共同的理想支撑，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精神领袖膺服，加之明玉珍善于处理和平衡部将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大夏政权内部，通过封官授爵，尚能维系“同心协力”的局面。但当这一共同领袖明玉珍去世之后，维系这一局面的政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加之，作为农民军部将的“诸大臣”，原本敢作敢为，多是性情中人，故“多粗暴”，在大夏国内部，早就彼此不服，互相“不肯上下”。特别是在出征云南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将暴掠不能制”的局面，远在东吴的朱元璋还专门修书，表达了他的担心与忧虑^[27]，足见明玉珍晚期政局已见失控的征兆。

大夏政权内乱最早起源于万胜与张文炳之间的嫌隙。万胜是湖广黄陂人，《明氏实录》评价其“年当壮岁，志勇过人”。自从跟随明玉珍转战以来，冲锋陷阵，独当一面，无所不能，深得明玉珍的器重，是大夏政权不可缺少的核心支柱和开国功臣之一。明玉珍以弟媳妻之，改称明三。天统元年（1363），明三复姓名为万胜，官拜司马。后受命领兵出征成都、汉中、云南，兵权在握。天统四年（1366），改任右丞相。张文炳是明玉珍身边的参谋近臣，其地位仅次于刘桢。当刘桢在劝明玉珍“称大号”、据全蜀时，张文炳从旁“力赞之”。天统元年，官拜司空，与万胜并列为“六卿”之一。天统四年，改任知枢密院事。

万胜与张文炳之间的嫌隙，分析起来最先可能是文臣武将之间的不和，不排除以万胜为代表的武将们在朝中有居功自傲的一面，以张文炳为代表的文臣在朝中有嫉贤妒能的一面。在万胜率兵征战中，并非所向无敌，特别是孤军深入云南大理，损失惨重，无功而还，这可能成为知院张文炳借机报复，对万胜为代表的武将进行攻击的借口，由此埋下了两派冲突的隐患。明玉珍在世时，这种矛盾暂时缓和下来，甚至被掩盖过去。明玉珍去世后，万胜利用手中的兵权，企图抢先下手，“密遣人杀之”。不料，内情被张文柄掌握，张抢先发难，唆使内府舍人、明玉珍的义子明昭“复矫后旨”，即利用篡改皇太后彭氏的懿旨，把万胜召入宫中。乘万胜不备，将其缢杀于崇文楼下。明玉珍尸骨未寒，即祸起萧墙。万胜虽有恃功自傲、凌驾群臣之过，但过不当诛。作为大夏政权的开国功臣，竟然非有罪而被诛杀，由此首开群臣自相残杀的先河，因此，大夏政权“不及五载而国遂亡，是自取之也”^[28]。

万胜被诛后，刘桢接任右丞相。对大夏政权心怀不满的部将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这时又乘机借万胜事件发难。保宁镇守使吴友仁便是其中一个典型。吴友仁也是大夏政权的开国功臣之一。天统元年（1363），与万胜、张文炳同列为六卿，官拜司徒。天统四年（1366），改任平章、镇守保宁。万胜被诛后，吴友仁“以清君侧自命”，向大夏国各郡县发布文告说：“昔与夏主自沔阳而至重庆，共树奇勋，开邦启土。今日者，矫旨杀戮功臣，我辈宁能自保乎！”这通言论冠冕堂皇，表面上是为了自保，实际是居心叵测。他甚至遣使与驻扎在陕西的元朝官军李思奇、张良弼暗通往来，密谋据城反叛。

在这种情况下，丞相戴寿奉命率兵八万，征讨吴友仁，企图兵戎相见，通过武力解决争端。吴友仁据城自守，并带话给戴寿说，“不须用兵”，只要派参政文彦彬来，我即投降。待文彦彬入保宁城（今阆中）后，吴友仁遂与他约定投降的条件：须先将明昭诛杀。“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戴寿奏准接受这一条件，利用朝会的机会，设计将明昭等人擒杀。于是，吴友仁遂同文彦彬至重庆，请罪谢恩。吴友仁反叛朝廷之罪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他反而入朝专政，以至“私家倍于公室，仓帑空虚，不能展其疆界”^[29]。于是，“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专恣，国柄旁落，遂一不振”^[30]。(www.xing528.com)

朱元璋曾经同明玉珍、明昇父子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他对大夏内政多有所评点，从这些评论中，不难看出大夏政权内部政局演变的过程。早在明玉珍派万胜出征云南失利之际，朱元璋曾主动给明玉珍修书一封，指出：元朝失驭，国土“十亡八九”，其历史教训就在于“恣行残忍，自绝于天，以底祸败”。为了大夏政权的安危，他提醒明玉珍，必须加强控驭。否则，“苟不善保而使他人有之，诚为足下之忧”。到了明昇即位之后，朱元璋又在致明昇的书信中，提醒他政局复杂，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善于自处。信中说：“令先公（指明玉珍）起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灵。足下（指明昇）以幼冲之年，处新造之国，朕感念先好，安得不为足下虑哉。足下旧臣，竭力推诚，奉足下甚至。然度德量力，审机观变，在足下自处何如耳！”^[31]然而，幼主昏庸，难有作为，大夏朝政被操纵在权臣的手中，因此，败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明、夏交往

明玉珍在位之时，大夏政权国内鼎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受到江南各红巾军政权的尊重。大夏政权除了明确与割据江汉的陈友谅政权断绝交往外，在对待其他红巾军政权的关系上，基本上仍能维持“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的方针。但当明玉珍去世以后，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大夏政权即使想要维持这一格局也力不从心，因为，立足东吴的朱元璋政权早已把这个偏安巴蜀的小朝廷视为囊中之物了。

大夏政权与朱元璋的大明政权的交往关系，始于明玉珍时代。明、夏交往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玉珍在世时，二者强调“合从”，建立了一种休戚与共的战略合作关系。至正二十三年（1363），明玉珍在重庆称帝之当年，朱元璋率军与陈友谅军大战于鄱阳湖。不久，陈友谅败死。次年（1364），陈友谅子陈理投降，大汉政权宣告灭亡。朱元璋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自立为吴王。朱元璋在消除了兵多将广、雄踞长江中流的陈友谅的势力之后，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东线的劲敌张士诚和方国珍，亟待与割据巴蜀的明玉珍和睦相处；而明玉珍这时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急于向云南争夺地盘，也希望能够得到朱元璋的理解。于是，位于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蜀、吴两个政权便有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明玉珍主动遣参政江俨担任特使，出使东吴，以通友好。朱元璋则派都事孙养浩持书回报，书中引述三国时代吴、蜀联合拒曹的历史经验，大讲吴、蜀“合从”抗衡中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之英雄，据吴、蜀之地者，果欲与中国抗衡，延国祚而保社稷，惟合从为上谋。足下处西蜀，予居江左，盖有类昔之吴、蜀矣……当今之势，予与足下实相表里，将欲国祚之安，备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吴、蜀为鉴耶！”十月，朱元璋得知明玉珍派兵取云南失利的消息后，写信予以安慰，并提醒明玉珍要加强内部的控驭。信的末尾还特别重申，我与足下“中心相孚”，休戚与共，所以才这样相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足下对于东吴也这样旁观，这样以实相告，岂不美哉！表明此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

第二阶段，明昇即位之后，二者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开始出现摩擦与矛盾直至断绝往来。至正二十六年（1366）春，明玉珍去世，新主嗣立。大夏朝按惯例遣使到东吴通报。吴王以礼相待，遣使前来吊祭、送葬，并对新主即位表示祝贺。其后一二年间，东吴与西蜀互派使臣往来，这时二者间只保持表面的礼尚往来的关系而已。但就在交往的过程中，四川派去的使者不识时务，在国运日衰之际，还夸夸其谈，“自夸其国险阻富饶”，缺乏远见卓识。朱元璋一针见血地指出：“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阻，夸其富饶，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而这时东吴派往重庆的特使、参政蔡哲，则是有备而来。他不仅携带画家入蜀，把沿途所经过的“山川扼塞”一一绘为图画，作为行军的参考地图献上；而且归来后，还向朱元璋报告了“蜀自明玉珍丧后，明昇闇弱，群下擅权”的信息，为日后东吴图灭大夏做好准备。不久，东吴政权一系列重大举措改变了国内形势和政治版图。

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一举荡平了东部劲敌张士诚、方国珍，这时他所控制的疆土，大体上据有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中国南部只剩下四川为明昇所据，云南为元宗室梁王镇守，两广是元朝的势力，福建陈友定仍然对元朝效忠^[32]。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朱元璋通过南征北伐，首先平定了福建、两广的势力，把中国南部除四川、云南以外的地方连成一片了。接着，挥军北伐，平定山东，进取河南，直逼大都。在完成北伐的基础上，朱元璋又命西路军由河北、山西进入奉元路（今陕西西安），进取陕西。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明、夏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转变，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变化。正好这时明朝找到了发兵威胁的借口：一是大明遣使入蜀“求大木”，遭到拒绝；二是大明西征军出兵攻陕西兴元，与大夏吴友仁军发生正面冲突。虽然事后明昇采取措施，满足大明的要求，如遣使“以香楠木来献”，吴友仁军随即从兴元撤退，但由于二者强弱对比明显，大明吞并巴蜀的企图昭然若揭。面对大明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蜀人为之震恐”。丞相戴寿对明昇说：“大明遣将用兵，所向无敌，以王保保、李思齐之强，尚莫能御，况吾蜀乎！”大夏君臣自恃蜀地有险可守、军资充足，还可以暂时与之周旋。于是，采纳吴友仁的建言：“为今之计，莫若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

鉴于明军北伐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元朝嗣君已经北遁，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决不容忍大夏一再拖延的态度，强行向明昇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让其自动归顺大明。朱元璋特使、平章杨璟写信劝谕明昇说：“足下幼冲，席先人业，据有巴、蜀，不咨至计，而听群下之议，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负戈，万人无如之何。此皆不达时变以误足下之言也。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借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33]二是“假道攻云南”，即借口出兵讨伐云南，要求派兵通过四川。面对大明的强势逼压劝说，明昇君臣“群议不能决”。最终断然予以拒绝。于是，从此“明、夏竟绝和好”^[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