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玉珍：从入蜀到自称皇帝，六年征战，建立大夏政权

明玉珍从至正十七年（1357）春举兵入蜀，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春称帝，经过了六年的征战历程，才一步步脱离天完政权，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最初，明玉珍是受徐寿辉之封，以“统兵征虏大元帅”的身份镇守沔阳，随后乘机入川，举兵占领重庆。明玉珍入蜀之初，依然保持与徐寿辉的君臣关系，不仅向他报捷、献俘，而且还接受徐寿辉赐给他的“陇蜀省右丞”的封号，表明此刻他仅仅是作为天完红巾军的一个部将而派去镇守陇蜀战区的。此后一段时间，明玉珍仍遣使“进贡于徐国”。

至正二十年（1360）春，天完政权内部发生政变，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此举使明玉珍与天完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明玉珍愤怒地说，你能当皇帝，我难道不能当皇帝！于是，遂在重庆城南建立徐寿辉庙，春秋奉祀，并于这年十月十五日自称陇蜀王，由此迈开了雄踞四川、登皇帝位的重要的一步。不过由于当时军事斗争任务压倒一切，所以，明玉珍还暂时“不易国号，不改元”^[13]。此举固然是出于他对西系红巾军领袖徐寿辉的尊崇，同时也与当时的客观形势有关。

在疆土日渐开拓，四川局面日益稳定的基础上，为了适应雄踞陇蜀的需要，建立自己政权的时机成熟了。谋士刘桢这时向明玉珍进言说：“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瞿塘，可以达江左……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恐其思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14]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初一，明玉珍终于迈开了建立自己政权的决定性步骤，定都重庆，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

大夏政权和其他红巾军系统一样，建立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科举、宗教制度，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一）政治制度

1.中央机构

大夏政权的中央机构形式，前后经过两个阶段：自天统元年（1363）至三年（1365）仿周制；天统四年（1366）以后仿元制。仿周制阶段，大夏政权设冢宰、司马、司空、司寇、司徒、宗伯六卿，担任过六卿的官员如下表：

表2-1　大夏政权六卿表

仿元制阶段的大夏政权设中书省、枢密院，担任宰相的官员如下表：

表2-2　大夏政权宰相表

说明：上表根据邱树森《红巾军的政权建设》（载《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改制，天统纪年根据《玄宫之碑》订正。

大夏政权中央机构，即大夏中央政府六卿衙署所在地，据传在今重庆市中区长安寺。据民国《巴县志》记载，长安寺在重庆府治北，宋熙宁初建，明、清两代都曾重修。山门内石刻四天王，寺中牌坊“第一山”三字传为苏东坡所书。抗日战争中长安寺被日本飞机炸毁，新中国成立后在原址建重庆市第二十五中学校。大夏宫廷旧址，据《重庆府志·公署》记载，元末明玉珍据作宫廷的地方，明洪武初年郡守袁维真曾经加以改修，明末毁于兵。其地望大致方位在今太平门内、金碧山下^[15]。

2.地方机构

大夏政权的地方机构形式仍承袭元制，分为路、府州、县三级，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安抚司和长官司。府置官名刺史，州置官名太守，县置官名县令。明玉珍在元朝川蜀为四道的基础上，把所据地域划为八道：上川西道、下川西道、上川北道、下川北道、上川东道、下川东道、上川南道、下川南道。据《明氏实录》载，大夏政权投降朱元璋时，明军在四川所得路府七，元帅府八，宣慰、宣抚司二十五，州三十七，县六十七。大夏政权全盛时的兵锋所至，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至云南中庆（今云南昆明市），南至播州（今贵州遵义），北至汉中。由明军所接收的上述路府州县应该包括在这一疆域范围之内。

大夏政权统治时期，四川州县多所改置，其建置情况难以尽考。现将可考之建置罗列于下表：

表2-3　大夏政权地方机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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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表参考以下资料改制：（1）《明氏实录》；（2）邓少琴《大夏在四川的建置》，载《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3）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管军机构

大夏政权的管军机构，除在中央设有枢密院外，地方则设有万户府，如泸州都元帅府、永宁镇边都元帅府等。1981年在湖北恩施、建始出土了大夏开熙年号的铜印三方：“屯田万户府印”、“施南万户府镇抚司印”、“清江道施南总管万户府印”^[16]。这证明大夏政权除了在四川本土建立管军机构外，还在川鄂交通要道鄂西地区也建立过类似的机构。此外，还在一些用兵的前线设立大将军府。如为进取陕右，在汉中设置了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为进取陈友谅，在夷陵设置了奉天征蛮大将军府。

与以上官职相配套的是，大夏政权还制定了相关的后宫、官印、袍服等制度。明军灭夏后，从大夏政权的宫中收缴有大量的符玺及金印、冠冕、仪仗，还有一批官印，计有：“官印五十八、铜印六百四十”。由于这些官印大多被明朝销毁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大夏政权的官印极少，保存在湖北恩施博物馆的上述三方铜印堪称珍贵。

（二）经济制度

大夏政权十分重视经济制度的建立。成立政权之初，即规定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并使“农家无力役之征”。鉴于元朝统治时期财政开支每况愈下，滥发中统钞、至元钞和至大钞等纸币，引起钞法大坏，经常导致财政危机的教训，大夏政权为稳定四川地区的物价，便于流通，发展生产，特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据重庆博物馆搜集，大夏政权的货币主要有两种铸币：一种是“天统统宝”，正面为楷书；一种是“天统元宝”，正面为篆书。均为圆孔的小平钱。另外，还从明玉珍的墓葬中出土有两枚银锭，虽不是货币，但按质量流通使用，也有代通货币的性质^[17]。大夏政权为保证军事供给，还建立了专事屯田的管理机构。如天统四年（1366）冬，徐国参政姜钰从驻守地夷陵来朝，明玉珍仍令他守夷陵，“就役屯种，置仓以赡军用”^[18]。明初学者方孝孺评价说，夏主明玉珍据蜀“躬行俭约”，“禁侵略，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19]。

图2-4　大夏钱币（重庆市博物馆藏）

（三）科举制度

明玉珍出身农家，虽然文化水平不一定高，但特别“好文学”^[20]，因此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懂得尊重知识分子。明玉珍据四川后，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采取了一系列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措施。

首先，在朝中设立翰林院，拜牟图南为丞相，以史天章为学士。立明昇为皇太子，让他朝夕受学。他还在朝内设立国子监，让公卿子弟在其中接受教育；在州县设立提举司、教授所，以教养郡县的生徒。

其次，建社稷宗庙，求雅乐，供郊社之祭。恢复被元朝中断了的科举考试制，立进士科，在全川八道推行乡试，使州县的秀才有望高中贡士，然后在次年参加由宗伯刘桢主持的会试，合格者参加廷试，以便决出五名进士“及第出身”。天统三年（1365）秋，大夏国首次开科取士，由明玉珍亲自主持，廷延进士，赐给董璧等八人及第，其余出身有差。在明玉珍去世后，据载还举行过一次廷试，年仅10岁的幼主明昇还当场吟诵了一首《桂花诗》送给新科进士。诗曰：“万物凋残我独芳，花心金粟带微黄；莫言些少难堪玩，露冷风清大底香。”^[21]

再次，明玉珍对于人才的尊重与使用，体现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提倡与鼓励。在明玉珍驻兵泸州期间，从宣使刘泽民那里得知此间有一个名叫刘桢的进士，在元朝历仕大名路经历，颇有才华，能文章，能政事，因躲避青巾军的屠戮，正隐居方山。明玉珍遂亲往相见，与之交谈，大喜过望说：“吾得一孔明也。”于是，遂将其延揽至自己身边。后拜国参谋，早晚听其讲习书史，裁决政事，大夏政权的立国制度及军政大事，“皆出刘桢之手”。与刘桢相类似的还有刘湛，原为仁寿县的一名普通教授，鉴于他在“学行优裕，造就人才”上的突出成绩，明玉珍将其升为国子监祭酒。此外，还有巫溪县凤山村人赵善璞，以《陶真集》《正谊稿》行于世，曾被明玉珍延为翰林学士。新都才子杨学可，才识丰赡，博通经史，而被明玉珍聘为国子监助教。璧山县“云山翁”，“力学豪放，不著姓名，结庐于五峰山下”，有《云山集》行世，明玉珍以万户诏之。纳溪萧子云，“善诗文”，避迹紫囤谷中，因号“泉石子”，有诗行世，明玉珍“屡征不就”^[22]。成都人赵善瑛，“八岁能诗，长而潜心六籍”，隐居教授。“明玉珍据蜀，匿乐绩山中，累遣使征辟，不就”^[23]。由于当时正值乱世，这些知识分子受传统观念束缚，不愿到大夏朝廷做官，因此均采取拒绝应征的态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证明，明玉珍在当时确实是思贤若渴，为了招纳人才，不惜广诏天下，求贤的诏书连偏僻县乡，乃至深山老林，也是普遍晓谕的。

（四）宗教政策

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之初，即宣布：去释、老二教，专奉弥勒。明玉珍之所以排斥在元朝受到尊崇的佛、道二教，专门奉祀弥勒佛，这与红巾军领袖发动起义时所宣传的思想有直接关系。当年，被红巾军推举为北方白莲教主的韩山童，就是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为号召的，其徒甚众，“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24]。明玉珍原本是明教的忠实信徒，他因深信“明王”教义，而把姓由“旻”改为“明”。因此，他在四川称帝之后，从宗教思想上把弥勒佛奉为正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今重庆市南岸弹子石（市中区东20里）临长江的石崖上，有前后两龛石刻造像。前龛石刻佛像为一尊二弟子。弥勒佛为倚坐式（善跏趺坐），通高约7.5米，背光中过去应有七佛，今仅存左侧一佛。弥勒面相方圆，表情敦厚，高肉髻上刻以螺发，高眉骨，大眼，双目平视，两唇微闭，似在凝视远方。上体内着偏衫，外披袈裟，袒右肩，下体着大裙。左手抚膝，右手上举至肩部，屈无名指扣向拇指，另外三指上伸。坐于长方形石台座上，双足赤脚踏地，整体形象简明、朴实。二弟子像高约1.5米，不及佛肩。民国《巴县志·疆域》载：“南岸有大石佛，明夏都察院邹兴所凿。”

据研究，这一弥勒佛并不是释教本来意义上的弥勒，而是被明教“异端”化的弥勒造像。元朝时兴建的弥勒佛大都是喜笑颜开的大肚罗汉形象，而此处的弥勒并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佛，而是一个“以苏困苦”的佛。因此，这正是作为“明王出世”的象征而雕琢的，这无疑是为讴歌大夏政权服务的。至于后龛另外还有三尊佛像，也是过去佛教造像中所未见过的形象。总之，这两龛造像，是我国唯一可确认的元末明教造像，又是我国唯一可以确认的农民军政权的造像，历史意义是重大的^[25]。

图2-5　邹兴造弥勒像（重庆市博物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