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加台，纽璘之孙，英宗至治三年（1323）任四川省平章政事。至此，“祖孙四代历镇四川”。他之登上政治、军事舞台，是从领兵镇压参卜郎起事开始的。
参卜郎系吐蕃朵甘思所辖之部（今四川理塘北），自英宗至治三年（1323）发动反抗元朝的斗争以来，劫杀过往使臣，夺取财物，给元朝统治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元王朝虽曾多次派兵镇压，均未平定。泰定帝元年（1324），诏命囊加台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宣政院使，带军前去征讨西番参卜郎。这次元朝重新布置力量，先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自河西发兵进讨，继又命囊加台统兵从四川前往镇压。由于囊加台除总四川政权外，又集军权和教权于一身，他个人的势力由此大大加强了。
正当囊加台得宠于泰定帝之际，元朝最高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长期以来，埋藏在元朝内部的帝位继承问题这颗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
汗位继承问题一直是困扰元朝的一大难题。从成吉思汗起，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制度是不明确的，因此每当汗位交替之际，总会出现政局动荡。究其原因在于，蒙古传统习俗中的长子优先继承权与幼子收产守业之间是难以统一的，加之汗权继承必须在前任大汗死后通过忽里勒台大会来推举，更增加了汗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忽必烈到了晚年，接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开始听信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学说，决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忽必烈依照汉制册立太子，并不意味着如其他封建王朝那样确立了储君制度。在蒙古诸王贵族的观念中，这只不过是如太祖成吉思汗对太宗窝阔台的提名一样，继承人最终能否成为大汗，仍须按传统的忽里勒台大会程序产生。所以，忽必烈死后，总兵漠北的真金的幼子铁穆耳与朝廷大臣结合，并在母后的巧妙安排下，通过忽里勒台大会登上大汗宝座，是为元成宗。元成宗死后，因为他没有后嗣，出自忽必烈嫡长子真金之后的海山兄弟在朝臣的支持下，抢先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在一场成功宫廷政变之后，总兵漠北的海山登上帝位，是为元武宗。元武宗在位不足五年病死，死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汗位，是为元仁宗。元仁宗首开了以兄弟继位的先例。他即位后，把儿子硕德八剌立为皇太子。仁宗死后，硕德八剌继位，是为元英宗。元英宗因其父亲仁宗崇信儒术的关系，从小生活在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即位后，推行新政，大量起用老臣儒士，罢黜冗官，整顿吏治，裁减不急之征，企图开创一个“天下晏然，国富民足”[66]的局面。这一切，不能不触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恐慌和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谋弑英宗的非同寻常的宫廷政变——“南坡之变”发生了。至治三年（1323）八月五日夜，英宗巡幸上都避暑完毕，在南归的途中，在南坡（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的宫帐中，被侍卫军都指挥使铁失一伙所杀害。铁失等人拥立真金皇太子的嫡长孙、晋王甘麻剌的嫡子也孙铁木儿登上汗位，是为泰定帝。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出巡，死于上都。在“逾月不立君，朝野疑惧”[67]的诡秘气氛之中，留守大都的以签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为首的一帮大臣利用手中的兵权，按照预定的计划发动政变，控制了在大都的政权。燕铁木儿于八月迅速将在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迎进大都，即皇帝位，是为元文宗，改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这时，在上都的诸王大臣也在西域人、左丞相倒剌沙的主持下，拥立泰定帝生前册立的皇太子阿速吉八登上汗位，宣布改元天顺，是为天顺帝。
于是，这时在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迅速爆发了以拥立天顺帝为一方的上都集团同以拥立元文宗为一方的大都集团之间的内战。由于这场内战最后以大都集团取得了胜利，所以就以元文宗的年号命名，称之为“天历之战”。拥立元文宗的大都集团，是一帮以燕铁木儿为首的大臣，他们大多是跟随武宗的部将；而拥立天顺帝的上都集团，聚集的则多为当年反对武宗自漠北接收政权的势力。可见在两都之争中，事实上牵涉到过去对待武宗继位上的个人恩怨。其中，以坐镇西北的安西王的态度最为微妙，直接影响着西南地区的立场和向背。
原来，在当年元成宗晚年多疾期间，皇后卜鲁罕“居中用事”，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她在外联络安西王之子阿难答和阿里不哥之子明理帖木儿作为外援，把爱育黎拔力八达（后来的元仁宗）赶出京城。安西王阿难答为了配合卜鲁罕临朝称制，还参与诸王的夺权计划，下令遮断北道，阻止总兵北边的海山（后来的元武宗）进入京城。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纠葛关系，所以在这次两都之争中，安西王直接站到了大都集团的对立面。
由于安西王阿难答的影响，历史上西南、西北地区受其节制的陕西、四川也毫无例外地在这场帝位战中站在上都集团一边。此外，镇抚云南地区的梁王王禅是跟随泰定帝车驾巡幸上都的亲信之一，因此，他也同上都集团站在一起。(www.xing528.com)
在两都皇位争夺战中，上都天顺帝名正言顺，最初声势浩大，在梁王王禅的带领下，上都军曾经分道进逼京畿，一度攻破居庸关，但最终受挫，到了十月，直至倒剌沙“奉皇帝宝”投降，天顺帝不知所终。随着上都军队的分崩瓦解，支持上都的势力转向地方发展。
当时，元文宗诏命全国各地共守大业，陕西行省和行台官员纷纷拒绝受命，不仅奉诏不至，而且还屡次涂毁文宗所颁诏书，械系大都使臣，同时，还公然出兵，东渡黄河，向大都发动进攻。当听见倒剌沙失败的消息后，见大势已去，陕西的军队也纷纷向大都集团投降。
当两军为争夺大都战事正酣之际，趋附于倒剌沙的云南梁王王禅兵败溃逃，文宗遂命湖广行省调兵守归、峡和八番，“以御四川军”[68]，目的在于防范与泰定帝和梁王有密切联系的四川地方势力效法陕西。这表明，可能在这场内战之初，四川也曾经同陕西一样，是拒绝听从大都朝命的。
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正式表态不受大都朝命，“自称镇西王”，以其行省左丞脱脱为平章，前云南廉访使杨静为左丞，杀行省平章宽彻等官，起兵造反，烧绝栈道。乌蒙路教授杜岩肖听说文宗已经登基，对囊加台说：“省臣当罢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69]囊加台以其妄言惑众，杖一百另七，禁锢之。十二月，大都朝廷讨论对付囊加台的方略，御史台上言：“囊加台拒命西南，罪不可宥。”主张应追回朝廷所授的制敕印信。中书省臣则认为，方今应该允许他悔过自新。于是朝廷遂派近侍星吉班前往四川招谕。
天历二年（1329）正月，囊加台再次拒绝文宗的招谕，并约集镇西武靖王搠思班一同拒命，搠思班不从，以兵守关隘。陕西蒙古军都元帅不花台是囊加台的弟弟，囊加台遣使招之，不花台不从，并斩其使。囊加台遂分兵南攻播州猫儿垭隘（今贵州遵义境），宣慰使杨延里不花开关纳之，并引兵进至乌江驿。川兵之在乌江北岸者，为八番元帅脱出所击败。当时，囊加台亲率大军出兴元，焚烧武关大桥，又烧栈道，遂据鸡武，夺三叉、柴关等驿。囊加台又写信给巩昌总帅汪延昌寻求支持，不从。囊加台见西进无路，遂转而东进，率兵进至金州（今陕西安康县西北），据白土关，企图沿汉水顺流而下，直逼襄阳，声势甚大。朝命陕西、湖广两省督军分讨之，仍命宣慰使撒忒迷失率蒙古军本部，会同镇西武靖王等进讨四川。
这时，形势对囊加台日益不利。播州杨延里不花及其弟已向前来诏谕的诸王月鲁帖木儿投降，囊加台派去镇守碉门（今四川天全县西）的安抚使答思监等也向云南行省投降。朝廷为了最后平定四川的叛乱，设立枢密院，即调集河南、江浙、江西、山东兵1.1万人，及左右翼蒙古侍卫军2000人前往征讨。耐人寻味的是，山东万户也速台儿为知枢密院事，他竟称病不往。朝廷继派不怜也速台儿讨之，不怜也速台儿却以母老告辞。这反映出在当时这场内战中，一般蒙古将领均不愿与囊加台这位蒙古战将世家后裔对面厮杀。
直到四月，朝廷派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孛罗至四川，曲赦囊加台等人之罪后，囊加台的态度由是软化，于是“蜀地悉定”[70]。孰料元文宗在八月十五日再次即位，宣布大赦之前，囊加台却以“指斥乘舆，坐大不道”的罪名，被朝廷处死了。对于他的死，有的论者指出：“他起兵时传檄中必有使图帖睦儿难堪的话，所以不能不致之死；他若是不受骗，多支持八个月，等到秃坚在云南起兵的时节，同他合兵，恐不止支持到1332年图帖睦儿之死，则顺帝是否可能嗣立，尚在不可知之列。”[71]《新元史》的作者柯绍忞还拿囊加台同他的祖父纽璘作比较，说在上一次忽必烈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征战中，纽璘“归心世祖，以翼带之功，子孙世官其地”。这一次囊加台却利用天顺帝同天历帝的争夺战，“乘时邀利，潜号称王”，所以必然招致失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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