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王节制四川，发挥重要作用

至元十一年（1274），宋元战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元朝既下襄樊，遂议三道伐宋。鉴于元朝灭宋大军即将浮汉出江，位居长江上游的四川军事行动日渐频繁，为了统一军政号令，很有必要对地方的军事系统进行整饬。根据元朝军制规定：“以枢密院皇太子兼枢密使，节制天下兵。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27]在中央，枢密院直接由皇太子节制；在地方置行枢密院掌管，听命于出镇该地的宗王（或称藩王）节制。这样，受命节制四川兵马的安西王就显得日益重要了。

安西王忙哥剌是忽必烈的第三子。据《元史》记载，至元九年（1272）十月，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28]。按甘肃原州（今固原市）境内的六盘山及其萧关，历来是扼守西域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太祖二十二年（1227），成吉思汗灭夏时曾在六盘山避暑驻兵。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时也曾在六盘山屯过兵。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执掌蒙古汗位之后，为了防御西北方向的叛王袭扰关中，同时为了兼管河西、吐蕃、四川等处的军民之政，他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三儿子忙哥剌。

忙哥剌受命代表皇室实行对辖区的管理，首先在开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建宫邸修王城，设置了官府属吏。安西王的官府、属吏主要分两类：一是王相府及其所属官员，一是王府及其所属官员。王相府兼管军民之政，总揽全局；王府的最高官职是王傅，主要管理王府事务，一般不干涉地方军政。后来，有的王傅开始向王相转化。在忙哥剌节制四川期间，安西王相府先后有三个汉人出任王相：商挺、李德辉和赵炳。安西王相府权力极大：“大至军旅之整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至于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制，不入王府，一切收入均归于王府所属之邸店自有。据统计，每年收入多至银钞30多万贯，由此可见一斑^[29]。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罢四川行省和东西两川统军司，分置东西两川行枢密院，以汪良臣行西川枢密院事，合剌行东川枢密院事。两川行枢密院调兵行军之事，一切皆禀安西王相府节制。安西王相府作为安西王忙哥剌的办事官邸，在元朝最后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供给四川军需

至元十二年（1275），鉴于四川前线军需给养不济，安西王相府向朝廷申请银钞万锭作为军需，最后批准给予千锭作为补助^[30]。在筹措军需、解决四川前线给养方面，作为忙哥剌的辅弼之臣、安西王相李德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1]。

李德辉，通州潞县（今山西黎城县南古城）人，长于吏才，属于忽必烈的“潜邸旧侣”。早在忽必烈受封京兆之时，他即以能理财赋、善调军食显露才能而受到重用。宪宗二年（1252），当巩昌汪世显屯兵利州，控扼四川衿喉，以图进取之时，“数万之师仰哺德辉”，就是全靠李德辉通过“陆挽兴元，水漕嘉陵”而摆脱困境的。受命担任安西王相后，至元十二年（1275），李德辉受命抚蜀，东西两川行枢密院得知他到成都，两府争遣使打听接受军需兵食的方略。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再遣李德辉“经画东川课程”，以便保障正在东川一线作战的杨文安部的军粮^[32]。

（二）协调两川行院关系

早在至元十年（1273）夏，元朝罢四川行省，在四川设立战时统治体制，以西川枢密院和东川枢密院号令全川。至元十一年（1274）冬，西川行院也速带儿指挥各路元军，沿岷江而下，进攻嘉定一线宋军寨堡，至元十二年（1275）六月，南宋嘉定守将昝万寿以嘉定、三龟、九顶、紫云（今犍为县东南）诸城降。接着，叙州知州郭汉杰以治所登高城（今宜宾市东）降，长宁军、富顺监守臣也相继归顺元朝。元军顺流而下，直逼泸州。在元水陆大军压境下，早有降意的南宋守臣梅应春，也向元军投降。梅应春降元后，元朝改江安州为泸州，梅应春被任命为泸州安抚使，与西川行院军将家属并伤病员共同戍守神臂城。元水陆大军则在降将赵金等人的导引下，向南宋四川的最后据点重庆推进。与此同时，元军在东川也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元东、西两川行院的进攻下，宋军驻守的“泸、叙、长宁、富顺、开、达、巴、渠诸郡，不一月皆下”^[33]。

至元十二年（1275）秋，元将忽敦率领西川行院两万水陆大军自泸州东趋重庆，会同自合州南下的由合剌率领的东川行院军，合围重庆。重庆在元军严密的包围之中，“自秋徂冬，援尽粮绝”。钓鱼城守将张珏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竟无法入重庆赴职，只能留守钓鱼城。为解重庆之围，张珏于至元十三年（1276）初，遣部将赵安勒兵出战，从北面袭击元东川行院据点青居城。二月，张珏派部将张万以巨舰载精兵，冲破元军重围，进入重庆城内。

进取重庆的元军，分兵五路，归属于东、西两川行院，由于缺乏统一调度指挥，各自为战，初以为重庆指日可下，争相邀功；遇到阻力，又互相观望不前，甚至彼此交恶。诸军虽有小胜，却无大的建树，以至士气低落。正在这时，在泸州发生了义士先坤朋与刘霖率乡人一举收复神臂城的事件。刘霖联络钓鱼城，请求派兵支援，张珏趁势收复泸州，给围攻重庆的元军以沉重的打击。东、西两川行院无心恋战，不得不从重庆撤兵退去。

至元十三年（1276），当李德辉至成都巡视时，东西两川行枢密院正合兵数万困围重庆。两府为争兵食，各不相让，争吵不休。李德辉说，南宋已亡矣，重庆以弹丸之地，为什么还不投降？就是因为你们“利其剽杀”，所以老百姓惧怕而不来降附。加之“军政不一”，互相诋毁，像这样怎能取得成功？李德辉刚离开四川，还没有到达陕西，就传来泸州反被宋军收复、重庆果然溃围的消息。(www.xing528.com)

重庆溃围暴露了两院的尖锐矛盾，引起了安西王忙哥剌的重视。忙哥剌在六盘山召问先锋将刘恩：“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刘恩回答说：“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诏督之，则半年可下矣。”^[34]安西王立即派刘恩入京报告，奏准罢免了忽敦和合剌的职务。至元十四年（1277），改命丞相不花和安西王相李德辉行西川枢密院事，李德辉仍兼安西王相。

（三）调兵出征四川

安西王府的军队，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保卫皇室的卫戍部队，二是镇守地方的镇守军。除这批军队外，安西王忙哥剌“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35]，陕西、四川、甘肃、吐蕃等处的军队均受他兼管。据估计，忙哥剌任安西王时统辖的四川诸路兵大约在10万以下^[36]。至元十三年（1276）安西王所部军参加了攻取万州的战斗。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以巴蜀平定，诏罢西川行省，一次性将7000蒙古军、3000新附军交给皇子安西王。此举可能与补充安西王本部兵在出征四川中的损耗有关。

（四）招降重庆、合州

至元十四年（1277），在安西王的统一节制下，不花统率西川行院万余大军，顺江而下，重新围攻重庆。当年十一月，元军首先攻陷神臂城，将泸州迁回江阳城旧址（今泸州市区），改拓蒲家庄犀牛寨屯兵驻守^[37]。

至元十五年（1278）初，西川行院万余大军再次进围重庆。李德辉首先从顺庆监狱中把一个被元军俘虏的合州士兵放出来，让他转告张珏，尽快投降，还可以得到“将相”的封号。另外，他还亲自给张珏写了一封情辞动人的劝降信。信中说，宋朝已经灭亡了，后宫全部押到北方去了。你作为一个守臣，亲不过赵宋的子孙；合州作为一个州，大不过宋朝的天下。现在宋室的子孙已经举天下归于我朝，你还在“负阻穷山”，还在说你是“忠于所事”，岂不感到困惑？你以前还可以用“国有主”作为理由，怕背负“不义之名”。现在“主已亡矣”，你难道还这样坚持下去^[38]？张珏不为所动，继续坚持抵抗。

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张珏遣将出战，一军皆没。二月，宋军势穷援绝，“城中粮尽”。部将赵安开城投降，张珏率兵巷战，又遭失利，于是便乘小舟突围出逃，在自尽未果的情况下，在涪州（今重庆涪陵）被元军擒获。重庆遂告陷破。三月，西川行枢密院向朝廷报告，共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三、州六、军一、监一、县二十、栅四十、蛮夷一^[39]。

重庆城破之后，东川地区大江南岸的绍庆（今重庆彭水）、南平（今重庆綦江县东南）、施（今湖北恩施县）、思（今贵州务川县）、播（今贵州遵义市）等州，以及夔门“诸山壁水皆下”^[40]，全蜀只剩下合州钓鱼城尚为宋守。早在一年前，李德辉就曾经通过释放一个名叫张郃的军士，给合州安抚使王立传达皇子安西王劝其投降的意思，保证在投降后不杀城内居民。在元朝的招降政策面前，王立犹豫动摇，重庆破陷前他没有出兵救援；重庆城破后，他准备向元朝投降。这时，东川行院正打算独军围合州，以便坐收垂成之功。由于王立与东川行院素有宿怨，他怕向东川行院投降后遭到报复，于是便派遣军卒怀揣蜡书，越境向成都的安西王相李德辉约降。

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李德辉率兵数百，即将赴合州受降，东川帅府百般进行阻挠说，你过去劝降张珏，无功而还。王立不过是张珏部下的一名牙校，此人一贯狡诈，特地用计引诱你，使你来与我们争夺垂成之功。他恐怕是为了拖延时间，未必是真心诚意投降。李德辉回答说，我并非抢人之功，主要是害怕你们对其最后投降的行为感到愤激，因而采取报复，“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所以，我是为国家存活此民，岂与你们计较嫌怒。于是，李德辉单舸济江，抵达钓鱼城下，呼唤王立出降。王立终于挈城降元。李德辉安集其民，未遭屠杀。所以，合州之人，为感激李德辉的保全之恩，“自（王）立而下，家绘事之”^[41]。《蒙兀儿史记》对此评价说，蒙古用兵蜀中45年（1234～1278），“自平章赛典赤、丞相不花行省，始有民政可言。自不花改行西川行枢密院事，始有军政之可言。自李德辉以王相抚蜀，而东川未下诸城始肯纳款”^[42]。

图1-7　元世祖忽必烈定蜀示意图

川蜀平后，李德辉仍以安西王相返回京兆府邸。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立行省于京兆，以李德辉为参知政事，兼领钱谷事。十月，诏立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以不花为右丞，李德辉、汪惟正为左丞。其时，李德辉已卒，诏汪良臣入京，授中书左、行四川中书省事。汪良臣返至成都，“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43]，重新开始了对四川的全面统治。至此，蒙古终于平定巴蜀^[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