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三年（1262）春，进驻漠南的忽必烈正全神贯注地对付阿里不哥的南犯的时候，从他统治下的汉地山东传来了李璮叛乱的消息。接着，在平定李璮叛乱后不久，身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的汉臣王文统又以与李璮同谋的罪名被处以极刑。这些都是发生在元初中央政坛的重大政治事件，由此在中朝卷起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这一事件导致元朝统治政策的重大调整，作为元朝统治下的四川地区，虽然仍处在与南宋的征战之中，但也不能不深受其影响。
李璮原本是金朝华北地区最为强大的汉人武装头目之一。在金朝统治势力崩溃后，这些汉人武装头目在各自的辖境内统军管民，征税治刑，生杀予夺，专制一方，俨然如春秋时代的诸侯、唐朝的藩镇，因此被称为汉人世侯。李璮承袭其父李全——一个靠背叛红袄起义军起家，后又降宋归蒙的地方武装头目的职位，“专制山东”30余年。在蒙古势力方张的年代，他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应付蒙古朝廷，同时又不时借口南宋进攻作为自己完缮城池、增扩兵丁的理由。当忽必烈忙于对付漠北的阿里不哥之际，李璮错误估计形势，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反叛蒙古。中统三年（1262）二月一日，李璮正式发难，到七月二十一日忽必烈派军收复济南等地，叛乱仅仅四个多月就遭到失败。李璮称兵叛乱，给了忽必烈以很大的震动。他从这一事件中看到，北方汉族军阀头目权力太大，足以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危害统一的隐患，忽必烈决心借这一事件，“潜销方镇之横”。
李璮叛乱不久，忽必烈便以同谋叛乱罪，断然把李璮的岳丈、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的王文统处以极刑。王文统是元朝历史上第一个被诛杀的相臣。由于他是在一群汉人儒臣的支持下入主朝廷中枢的，他之参与谋反，使忽必烈开始对御前的汉人臣僚产生疑虑，担心朝中还有反叛集团成员继续隐藏下来，因此便借追查王文统的进身来路，对一些与王文统共过事的朝士进行审查。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中，曾经举荐过王文统的重臣刘秉忠、张易难逃干系，而直接遭到牵连的则有秦蜀行省的廉希宪、商挺和赵良弼。他们三人虽然皆是忽必烈幕府的“潜邸旧侣”，但这时因遭兴元府同知费寅的诬告，廉希宪被怀疑为“潜蓄异志”，配合李璮叛乱“修城治兵”，商挺被怀疑为是王文统的“西南之朋”，赵良弼被怀疑为是王文统的“流亚”[12]。他们三人皆因此受到忽必烈的亲自审问。经中书审讯结果，虽未获得告发的证状，继而发现所谓同谋之说皆系子虚乌有，费寅也因诬告而坐诛，但廉希宪却因此而被罢黜官职，调离秦蜀行省，另由粘合南合代行省事。
粘合南合出身于金贵族之家，他在任江淮安抚使时适逢忽必烈率军征鄂，在途中，他就向当时还是藩王的忽必烈进言，说李璮专制一方，其人多诈，离叛乱的日子不远了[13]。李璮叛乱后，忽必烈派他接替廉希宪“谨守西鄙”，从中统三年（1262）到至元元年（1264），在秦蜀行省任职时间不到两年。其间，忽必烈已下令在成都设立西川行枢密院，以阿脱、商挺领之，后改命阿脱专掌军政，商挺只掌刑名钱谷。
王文统被诛后，忽必烈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轻易地将政权交给汉人，为了防止叛乱发生，他亟须一种足以牵制汉人并取代汉人在中朝担任辅弼重任的政治势力。于是回回人便乘势而起。粘合南合调离秦蜀行省时，回回人的权势日渐增大，他们不仅取代儒臣在朝廷的地位，而且还被派往地方执掌大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回人赛典赤受命接替粘合南合抚治川陕。
赛典赤，全名赛典赤·瞻思丁，一名乌马尔，是别庵伯儿的后裔[14]。按“别庵伯儿”是波斯文“圣人”“先知”之义，即指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瞻思丁是他的本名，乌马尔是他的别名。由于他出身于回教的圣裔，因此被尊称为赛典赤，义为贵族、大首领[15]。
赛典赤是最早投奔蒙古的色目人（回回人是色目人的一种），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他即率千骑事蒙，被成吉思汗留在身边，担任宿卫，一路随从出征。其后在蒙古诸汗时期，历任断事官。由于赛典赤所到之处轻财安民，颇有人望，因此，在回回人中是罕见的“有良德者”[16]。忽必烈即位后，立十路安抚司，他被擢升为燕京宣抚使。中统二年（1261）拜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元年（1264）被派往秦蜀行省，出任平章政事。
赛典赤镇抚秦蜀行省长达十年（1264～1273）之久，其任职期内正值元世祖改变攻宋战略方向，把进攻重点调整至长江中游的襄樊一线的前后。作为四川战区的执政任务，主要是安抚统治区，招降南宋未归附之人，牵制上游，免除朝廷实施攻宋新战略的后顾之忧。赛典赤较好地完成了忽必烈交给他的历史任务，在经略四川上多所建树，其主要事迹有：
（一）大力发展屯田(www.xing528.com)
四川久经战乱，田土大量荒芜。尤其是最先置于蒙古统治之下的川西平原，经济破坏更是严重。自从1257年蒙古在成都建城驻军、设立军政机构以来，没有充足的军粮，是无法在川西平原立足的。所以，在蒙、宋对峙期间，当时双方认为要坚持守边防务，非得采用屯田，走“兵农合一”道路不可。南宋右正言黄镛深刻理解这一道理，特别提出“川蜀屯田为先”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17]。赛典赤主持秦蜀政务伊始，即从足食方能足兵的原则出发，结合四川地区长期荒芜的实际，向忽必烈报告，请下令所在官司机构，如数供给“川蜀戍兵军需”，不得克扣；同时建议在区内推行军屯，诏“四川各翼军，有地者征其税，给无田者粮”[18]。忽必烈不仅批准这一建议，还特别颁诏西川等路戍边军开展屯田，随后又命四川行枢密院也分兵推广屯田，从而开创了在川西平原到处开展屯田，屯田遍布西川各地的局面。赛典赤大力推行屯田的政策，在川西地区很快就收到成效。据《元史》记载，赛典赤莅官三年，人户增加了9565户，军士增加了12255人，钞银增加了6225锭，屯田收获了97021石粮食。中书省得报后，为此一次性给他5000两赏银作为奖励，并下令，陕西五路、四川行枢密院大小官属，照旧听从赛典赤的节制[19]。
（二）安辑新附之民
忽必烈即位之后，针对全国情况，多次要求各地官吏颁诏安辑流亡，优抚新附之民。赛典赤到任后，在四川具体落实这一抚治方针，报准朝廷，推行了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措施。例如：（1）对新附之民除了拨给土地、衣服、粮食之外，另外还拨给耕牛和种子[20]。其中，在至元五年（1268），为安置黎州、雅州、嘉定的新附之民，就一次性地拨给了他们田土[21]。（2）便宜输税、减税。鉴于四川地区战后凋残、民力困弊的实际，赛典赤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减免税收。据《元史》记载，经过忽必烈批准的针对四川地区的便宜输税和减免税收的记录就有：至元元年（1264），为便宜百姓，诏以四川茶、盐、商、酒、竹课充军粮[22]。至元八年（1271），诏以四川民力困弊，免茶、盐等课税，以军民田租给沿边军食。并下令今后官府如“有言茶盐之利者，以违制论”[23]。（3）并户充役。针对阆州（今阆中）“屡遭兵变，户口凋耗”的特殊情况，为减轻百姓负担，准许“鳏寡不能自存，愿相配偶者，并为一户充役”[24]等等。
（三）整治道路
当时秦蜀行省的治地设在陕南兴元（今陕西汉中市），节制巴蜀的政治中心远离四川本土，军政要务全系于川、陕之间交通的畅通。为便于抚治巴蜀，赛典赤开始把蒙古为沟通四大汗国而设立的驿站制度引入四川本土，首先从连接陕南至剑门关作起。至元元年（1264），选择在剑门关附近的人头山设置驿站，同时在四川本土设立传送公文的急递铺。至元四年（1267），奏请朝廷调遣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的1000户人，前往四川修治山路、桥梁、栈道。至元五年（1268），在人头山增添驿站的设置，以便保证通往四川的铺马不致失误。随着元朝统治的不断深入，四川的驿道也逐渐由川陕通向腹地，乃至延伸至边远地区。
（四）扩大政治招谕
图1-6 今日剑门关
在当时四川60多个州县中，尚为宋朝所有的仅占三分之一。为了招谕这20多个州县归降元朝，忽必烈加大了政治招降的力度。此前他曾遣朵端、赵璧持诏抚谕四川将吏军民。继又针对尚未归降的嘉定、泸州、重庆、夔府、涪州、达州、忠州、万州以及钓鱼城、礼义城、大良城等处的官吏军民，如有能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25]。在这些尚未归降的州县、山城中，以宋将昝万寿驻守的嘉定城对蒙古占领下的西川威胁最大。在赛典赤之前，四川行枢密院曾多次谋取嘉定，均未成功。至元七年（1270），在元军发动对襄樊的战略包围之际，为了牵制上游的宋军不致增援，赛典赤奉命率军亲临嘉定，与昝万寿兵垒相对。为了争取昝万寿归降，赛典赤以诚相待，“不为侵掠”，使昝万寿十分感动。没过多久，赛典赤奉诏还朝，昝万寿听说后，为了表示友好，还专门置酒相邀。赛典赤竟然前往，深信不疑。对于昝万寿进的酒，手下之人反复劝他不可喝，赛典赤笑道：“若等何见之小耶。昝将军能毒我，其能尽毒我朝之人乎。”[26]赛典赤坚持以德服人、以诚待人的风范，令昝万寿等一批南宋将领甚为“心服”。至元十年（1273）赛典赤离开秦蜀赴云南。至元十二年（1275），当元军大举进攻嘉定时，昝万寿果然以城降元，赛典赤坚持扩大政治招降的方针终于收到成效。赛典赤作为一位回族政治家，治理秦蜀行省政绩突出，后被派到云南镇抚一方，功业显著。他在治理西南地区上多所贡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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