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忽必烈依托关中、大力招降四川州县的背景下，中统二年（1261）六月，在四川泸州发生了震惊蒙、宋朝廷的刘整降元事件。事件的政治军事背景如下：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屯驻四川的蒙古、汉军逐渐形成了两个中心：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川都元帅府和以青居为中心的东川都元帅府。东川帅府南临合州钓鱼城，正处于蒙、宋两军交兵对垒的前沿。由于蒙古方面忙于解决王位继承问题，无暇集中兵力围攻钓鱼城；而钓鱼城这时也因前段蒙古集中用兵，造成“民凋敝甚”，亟待休整，巩固自己的阵地。正是在双方势均力敌，各自都不能向对方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情况下，所以，此后十余年间，在东川一线和钓鱼城战场，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波澜，已不再像蒙哥征蜀时期那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川方向，以成都为据点的西川帅府则正处于急剧向四周开拓的阶段。在蒙哥征蜀时期，设在成都的蒙古都元帅府先后攻占了成都附近的彭、汉、怀安、绵、龙（今平武）、雅诸州。忽必烈即位后，纽璘继又招降了黎、雅、碉门、岩州、偏林关等地的少数民族，“得汉、番二万余户”[3]。中统元年（1260）八月，忽必烈设立秦蜀行中书省，以作为直接管理陕西、四川征战大事的派出机构。接着又运用行政手段，安抚民心，稳定秩序，推行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生产的措施。因此，在当时驻蜀蒙古军中，只有西川帅府锋芒毕露，气势最甚，最对南宋四川时局构成威胁。
当时成为蒙古西川帅府攻击目标的南宋据点有二：一个是嘉定（今乐山市），另一个是泸州。嘉定在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构筑的山城防御体系中，号称“镇西之根本”。自1252年以来，宋军在这里多次挫败蒙古军的重兵围攻。由于成都城被废弃，南宋成都路不得不移治嘉定城。所以嘉定城的守臣依例兼成都安抚副使，并“任责威、茂、黎、雅边防”[4]。宋、蒙两军在1260年以后，曾经各自向对方据点出兵偷袭，以至在成都至嘉定之间，双方交兵从未间断过。
事件发生地泸州，在南宋前四川制置使余玠构筑的山城防御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243年之后，泸州治所迁居到了距泸州东南60里长江边上的神臂城，原来驻节在怀安军云顶山（今金堂县东南淮口镇）的潼川府（治今三台县），也相继移治到了神臂城。以泸州为治所的潼川府路，早在蒙哥时期即已被蒙古军所占领。忽必烈即位后，蒙古已经在潼川城设官镇抚。这时的泸州继续成为南宋潼川府路安抚司的治地，统率一路兵马，虽然泸州守臣例兼潼川府安抚使，但不领有全盛时期十五军州的辖境。它和嘉定城同属于蒙古西川帅府进取的目标，但却处于长江上游嘉定、叙州（今宜宾市）的掩护之下。其主要职责是守卫长江上游的叙州、长宁（今长宁县南），尤其为长江下游的重庆和东川地区发挥屏障作用。鉴于泸州战略地位的重要，一方面既要防备驻守成都的蒙古军队从嘉定、叙州方向发起的水上攻势，另一方面又须对付来自云南方向的蒙古军的军事压力，因此，当时它事实上处于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地位。一旦泸州发生变故，势必牵动蒙宋两军，影响全蜀局势，而成为新形势下斗争的焦点。
蒙哥汗大举征蜀遭到溃败之后，南宋四川当局如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尚可为时局带来某种转机。然而，恰逢这时满朝文武却热衷于邀功讨赏，争权夺利，大搞倾轧分裂活动，以致触发了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泸州因刘整出任守臣，也被深深地卷进这一冲突的漩涡之中。
刘整（1212～1275），原是南宋京湖制司下的一个“小校”，“善于教练战士”，被李曾伯选拔为将，后随李曾伯入蜀，逐渐成为四川制置司下的四大主力将之一。在蒙哥征蜀期间，跟随四川制置使蒲泽之率部征战，以功奏捷。后因蒙古将纽璘在涪州蔺市架设浮桥封锁长江，阻挡援蜀水军不得过，为此宋理宗颁立赏格于天下：“如能出奇砍桥袭寨有显著者，旌赏有差。”[5]刘整应诏前往，与曹世雄协同作战，终于冲破封锁，“奏断桥之功”。1260年宋廷论功行赏，贾世道却把功劳归之于亲信、鄂州守将吕文德名下。当年四月，刘整遭到排挤，被不明不白地移调至泸州，担任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副使。
刘整入泸后，他不仅与四川的南方籍官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且与四川上司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刘整“恃才桀傲”，不把上司看在眼里，四川宣抚司、制置司也对刘整“皆不喜之”。制置副使俞兴、策应大使吕文德乘机决定派遣使臣到泸州，欲借清算“军前钱粮”的名义，把刘整搞下去。接着又以军情紧迫为借口，召刘整赴制置司议事，以便进一步将其除掉。面对上司的迫害，刘整申诉无门，私自派人向俞兴求情，而又不被接纳，最后被迫发动泸南事变，走上叛宋道路。
图1-3 合江县神臂城（老泸州）刘整降元图(www.xing528.com)
中统二年（1261）六月，驻守成都的蒙古守将刘黑马突然收到刘整来信，表示愿意主动携“泸南重地”归降。这一举措使蒙古诸将顿时感到难以理解，十分怀疑。刘黑马为防不测，决定先派他的儿子刘元振率军前去受降，以便观察虚实。六月，刘整乘给鄂州守将吕文德庆祝生辰之机，发动叛变，将不愿降蒙的27个文武官员一并杀害。简州状元许奕之子许彪孙，人称许观使，这时正在泸州避难。刘整召他代自己草拟一道降表，以便把潼川府献给蒙古。许彪孙断然拒绝说：“此腕可断，此笔不可书也。”他随即闭门与全家人服药自尽[6]。七月，南宋四川制置使俞兴奉命讨叛，自重庆进攻神臂城。刘整与刘元振凭借泸州所在的神臂城拒守。八月，蒙古军从成都前来增援，内外夹击，大败宋军。十月，吕文德从长江中游出兵扫清神臂山外围寨堡，至1262年初，宋朝收复泸州，将其更名为江安军。
图1-4 神臂城远眺
图1-5 神臂城江上险滩示意图
至元四年（1267），刘整奉命入京觐见忽必烈，当面提出奏请：“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7]忽必烈不仅采纳这一方案，而且还授给刘整以镇国上将军、都元帅的头衔，命他在襄阳训练蒙古水军。宋元战争的历史过程表明，自从元朝改变主攻方向，首先攻陷襄阳之后，整个元朝灭宋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所以，元人评价说：“非刘整之叛，（元朝）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元遂用其策以灭宋。”[8]明人也站在汉人立场上指责说：“亡宋贼臣，（刘）整罪居首。”[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生在四川的泸南事变，对于整个宋元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泸南事件后，蒙宋双方在四川的争夺呈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在西川，忽必烈以都元帅纽璘、百家奴镇守成都，刘黑马兼任成都经略使，其主要任务是抚定西川，并继续扩展蒙古在西川的统治地盘。为扼制嘉定宋军的攻势，蒙古又在眉、简二城驻军镇守，此举切断嘉定往来之路，使嘉定的宋军更加难有作为。在东川，忽必烈命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与汪惟正同守青居山，置东川元帅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监视合州、重庆，防止宋军从嘉陵江发起进攻。在东川元帅府之下，忽必烈先后派遣南宋降将杨大渊、张大悦、蒲元圭驻守各自所在的大获、运山、大良城，并行帅府事。接着，忽必烈又任命杨大渊为东川都元帅，派他绕过钓鱼城，横跨渠江，向开、达、夔州一带扩展。命刘整在潼川设立帅府，居中策应东、西两川。
襄樊战役开始前，南宋四川原有60余州地盘多已残破，大约只有“二十余州”为宋所有；“所谓二十余州者，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10]。咸淳四年（1268），朱禩孙接任四川制置使，在原有据点的基础上又新筑了一些防御性质的山城寨堡，分布于沿江和东川一带，其防御重点是嘉定、泸州、重庆、合州、涪州、夔州等处。这种防守态势大体上维持到南宋灭亡以后。
宋元襄樊之战[11]，从至元五年（1268）九月开始包围襄樊，到至元七年（1270）冬完成战略包围；从至元九年（1272）春开始对襄樊发动总攻，到至元十年（1273）正月樊城陷落、二月守将吕文焕以襄阳降元为止，整个过程持续了五年之久。襄樊战役是南宋防线全面崩溃以至灭亡的转折，由此带来了宋元战局的根本性变化，但是，在四川战场上，蒙宋两军长期对峙的格局一时还难以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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