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联结

上文中我们对与“责任”相关的内在联结从哲学层面做了相应的梳理，澄清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责任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一种社会性存在的实践需要，责任与利益、自由、权利、规范、价值等密切相关，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是人的本性的基本体现。基于对责任内在联结的理解，我们再来分析责任关系的具体联结，即责任的这种内在联结如何在关系中得到呈现。

社会责任是由社会和个人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责任关系基本上是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双向性的互动关系，虽然社会和个人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在地位和作用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二者都是以主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责任关系的，并不存在绝对的主体或绝对的客体，更多的是一种主体间性。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个人有社会性交往的需求，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的实现不可能离开社会。反之，社会也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社会的活力与发展有赖于每个个体，社会需要为每个个体提供其发展所需，以及相应的支持或服务。二者之间正是这样一种互融互促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种相互依存使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联结存在。但就单个个体而言，联结的程度如何，不仅取决于个体对二者关系的体认，通常我们谈论责任都是对自己而言，实则当我们站在个体立场上看待责任，并对他人或自己的责任做出评判时，责任则是一种内在的、主观的标准和行为倾向；联结的程度更取决于个体的主观能动实践，毕竟如果只“知”而不“行”，联结只能停留在设想层面。

只有人才能面对“他者”，“我”通过与你的关系而成为“我”。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外乎两种：与他者共在（being with）和为他者而存在（being for）。人是一种“共在”存在，所谓的“独在”只是一种残缺的“共在”，或是“共在”的证明。不与他人共在地存在，正如黑格尔所言，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因此，为他者而存在是自身存在的确证，否则，自身存在便无意义。

社会责任感就是在为他者而存在的过程中生成，这个他者包括自身、家庭、他人、集体、国家、全人类等，是一个逐步展开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构成了社会责任感的“责任关系”，同心圆有不同的圈层，代表了自身与他者的不同层次的联结，这种联结并非是彼此间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以前者为基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个体的生命成长是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在不同的生命时期，个体面对的对象和个体自身的生命节奏及要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这使生命不同时期联结的方式和紧密程度也不尽相同。虽然不尽相同，但前一阶段好的、有效的联结会为下一阶段的生命展开奠定基础，生命也正是在不断联结中逐步展开并走向成熟。依据社会责任感的操作性定义，我们把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划分为六个维度，对自我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他人的责任感、对集体的责任感、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全人类的责任感。

对自我的责任感主要体现为个人与自我的内在联结，自我是在不断建构中生成的，这一方面受制于生命的成长历程，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生命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生命呈现出的状态和自我价值感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大学生在经历了儿童、少年时期的自我意识的初步发展后，已经基本形成了与“自我”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判断，但由于大学生身份角色的转变，他们面临的阶段性任务愈加重要和复杂，如学业、就业、恋爱……这些事件需要大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开始主动积极地探索自我及自我与他者的关联，通过了解自己的个性特征和成长需求，并不断地调整和提升自我。自我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需要时时反观自我，并不断与自己对话，自我的内省程度越高，说明自我对自身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结越清楚。因此，反思并检视自我，不仅有助于形成自我的生命模式，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对自我的责任感正是大学生对自己的生命、学业、职业发展及能力提升的负责的态度和情感体验。

对家庭的责任感主要体现为个人与家庭的内在联结，父母和家庭是人类情感的重要源泉，从个体情感发生学来看，儿童情感发展起源于父母的抚爱和家庭氛围的熏陶。父母的抚爱和家庭的温馨氛围营造了一个充满关爱的情感环境，这样的情感环境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使孩子们受到了人类本性中最基本情感——热爱、憎恨、渴望、愤怒、牺牲、自私、孤独、荣誉等的影响。在这里，他们通过情感的熏染形成了基本的道德基础。家庭的影响会贯穿人的一生，而且影响很深。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总是会给人某种道德教育，其影响将在子女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来。家庭生活中看似微小的事件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年累月，积少成多，影响着家庭成员一生的生活。实际上，家庭才是人格培养的核心内容——情感和道德学习的熔炉。因此，社会学家布里吉特·伯杰认为：“家庭是创造文化的绝佳设制。”^[5]荷兰历史学家扬·罗美茵称家庭为：“人类的共同模式。”“人类的唱针必须放在家庭的凹槽上才能播出人生的旋律。”^[6]个体因为长期生活、成长于家庭之中，加之血缘关系的存在，使个体与家庭的内在联结十分紧密，而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对家庭又十分强调并提出“家国同构”的一体化构想，更加加固了这种联结感。伴随着大学生生理年龄、心理特征的成熟和相对稳定，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的关爱、经济上的分担、爱惜生命、积极维护家庭和谐、为家人做出一定的牺牲等方面。(www.xing528.com)

对他人的责任感主要体现为个人与他者的内在联结，这个他者包括陌生人和熟人两个层面。陌生者是与自己没有内在联结的人，熟人是与自己有密切联结的人。对熟人的责任感源于自我与熟人之间的密切关联，这种关联可能是兴趣、爱好，也可能是共同的利益需求，因为有过往经历和交往实践，所以这种责任感比较容易发生。关键在对于陌生人的责任感，因为之前自我与陌生人没有内在联结，所以不太容易产生责任感。然而，因为与熟人之间的责任感经历，使自我获得了一种责任感的体验，累积了一定的责任经验，对于责任情境中责任主体的需求有一定的体认，加上个体同理心或共通感的存在，使这种对熟人的责任感体验比较容易迁移或联想到对陌生人的责任实践中。但即便如此，现实中的责任实践还是会考虑到各种现实的因素，因此，对陌生人的责任感虽会发生但不易发生。大学生与他者之间的联结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对陌生人在对方需要时提供一定物质上的救助，情感上给予的怜悯之心等，而对熟人则表现在情感上的分享和分担，在朋友遭遇不幸时的全力以赴等方面。本书据此考查了大学生对他人的责任感时发现（表3-7），大学生对熟人的责任感高于对陌生人的责任感，这个结果也证实了大学生在对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他者时容易形成紧密的内在联结，而在对陌生人时这种联结相对弱化。

对集体的责任感主要体现为个人与集体的内在联结，集体是有组织的共同体，每个个体都需要在集体中生活，并通过集体来实现自我价值。一个好的集体是能够让个体自觉主动地与之发生内在联结的，然而，如果一个集体不能够正视个体的需求及个体价值的存在的话，个体在其中很可能受到压抑而不愿与之发生真正的内在联结，即便是个体身处集体之中，这也并非他心甘情愿。因此，好的集体能够让个体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展现，能够让个体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能够让个体学会过共同生活。对于大学生而言，不同于中小学生的是，他们作为相对理性的个体，能够正确看待集体的存在，并通过其所在的不同集体层面和范畴，例如寝室、班级、社团、学校四个层面，做到不损害集体荣誉、积极奉献、参与集体活动和决策等。

对国家的责任感主要体现为个人与国家的内在联结，国家是一个大的集体，大到个体会认为某些方面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是这种内在联结不像在家庭、学校中那样能够切己地体验到，然而，体验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多强调的是个体对国家的自豪感、荣誉感、热爱感，进入大学，作为有一定社会能力的个体，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是希望未来其能够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国家建设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大学时期的学习不仅要关切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命运，还需要在国家需要之时承担起青年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虚无主义责任观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全球化的浪潮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若再等闲视之，势必落后于时代发展。因此，大学生对国家的责任感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方面，作为国家的一员，大学生应具备公民的责任担当，如在经济上自觉纳税的意识、政治上积极主动地参与代表选举、文化上热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具有传承的意识、军事上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主体担当和自愿入伍等观念和行为。

对全人类的责任感主要体现为个人与全人类的内在联结。或许有人会认为，如果说国家与己相关的话，还能接受，但是对于全人类这样的责任感，是不是有点空，离得太远？实际上并非如此，全球化时代，我们都是“村”里的人，是一个不可须臾分离的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有难，均能体会到切己之痛。人类的发展已经将人类推到了时代的前沿，许多全球化的问题，如气候变暖、恐怖袭击、环境污染、核威胁等，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因此，增进对人类命运发展的认识，加强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体认，并进而能够在实践中去行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大学生。对全人类的责任感体现的是个人与人类命运的内在联结，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大学生能够意识到全球的发展状况和自己密不可分，关心全球的经济政治走势、保护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爱护环境、关注全球能源危机、热爱世界和平等都体现了大学生对全人类的责任感。

在第三章实证结果中我们发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再现了“阶层差异”（表3-28），具体体现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总体的社会责任感水平上，来自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水平最高，其次是中等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大学生，最弱的是来自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低的大学生。这显示了不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大学生的“联结”能力是存在差异的，来自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大学生可能有机会在早期家庭环境或中小学教育经历中被赋予较好的情感“联结”，虽然这种“联结”未必起决定作用，但是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