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关系”概念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关系”。在西方观念中,认为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即人是在与他者、国家、自然等的关系中展开人的行为,而在中国,“关系”则带有强烈的人伦特征,虽然自我是关系的中心,但这个自我不是孤立的自我,而是社会中的自我。费孝通先生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差序格局”,如同石子投入水中展开的一层层涟漪,或者如同一个个同心圆。这种差序格局,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的乡土中国,而且也存在于现代中国。“差序格局”作为重要的社会学或文化学理论和概念,深入浅出地揭示了中国人伦社会的关系特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即使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和结果时仍具有相当生动丰富的解释力。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是以五伦为坐标,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人伦关系网络,并为这个网络中的个体提供了“修、平、治、齐”这样一种人生的规划和人生理想的责任的升华。网络中的每个个体都是相互熟识的,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具有基于血缘的关系。因为关系的存在使得彼此间负有连带的责任感,网络中的彼此需要遵守社会的规定和约束,相互负责。因为每个个体处的圈层不同,圈层的角色和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所以圈层与圈层之间的责任展开也不尽一致。但是,作为中心的“自己”,一定是在与不同圈层的关系实践中展开自己的责任,这个逐步推开的同心圆,就是责任实践的逐步展开。
首先,差序格局强调责任实践的主体——“自己”,即“自己”是圈层的中心,是责任实践的主体。当然,前面讲过,这个“自己”不是自我中心,而是圈层中所有关系都集中体现在我的身上。“自我中心”是讲孤立的自己,而“差序格局”中的“自己”是不具备独立性的个体,这样的“己”总是被各种人伦关系束缚着,是从属于一定关系的个体。“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2]如果由这些关系来“定义”自己,就会抹掉“自我”的倾向。这也是传统社会对“自我”的压抑之所在,在人伦关系之中的“自我”难以有真正的自我。这也正是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熟人社会”之后,对个体来说使得主体性高扬,因为自我不再依附于各种人伦关系之中。因此,差序格局中的个人崇尚的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凸显的是在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心”的位置,而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一个网络,“每个人”的社会网络都是以“己”为中心的拓展。
其次,强调责任实践是在“关系”中展开的——“波纹”,即与“每个人”所发生社会联系的所有对象。费先生很形象地把与“己”发生所有社会关联的对象拟作“波纹”,恰好体现了“差序格局”的“差序”性质和内容。在现代的日常观念中,普通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领导下属关系、邻里关系等内容,这和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内容并无二致,有区别的地方也仅是某些关系类型上的演化和延伸,比如传统的君臣关系多演变成如今的领导与下属关系。这一点即便是“团体格局”中的西方也是不会否认的,但这个“亲属关系”在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由于受传统的宗法观念影响至深,在对与己发生关联的所有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明显的宗法特点,而传统儒家的伦理内容是其主要来源。与“己”有社会关系的“波纹”主要指的是家庭成员,而君臣、朋友也是延伸了的父子和兄弟关系。传统的乡土社会通常是实行父系家族制度的,民间自治而由家族的长老统治,如此一来,与“己”发生社会关联的主要就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家族,这个时代差序格局的“波纹”主要限于“亲属关系”。不过如此的“亲属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是一种不清晰的家庭网络,其典型的特点在于“伸缩自如”,张力比较大。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差序格局”必须要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差序格局”的“波纹”也增添了更多丰富的内容,与“己”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对象更繁杂多样,打破了传统的熟识关系。同时,伴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有所减弱,经济利益逐渐成为维系亲属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可见,利益性的差序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和确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这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互利、互惠是与“己”发生社会关系的对象的主要条件,而这些对象是可以把亲属和非亲属都囊括在内的。(www.xing528.com)
最后,强调责任实践的“关系”程度——“石头”,即决定“每个人”与“波纹”的社会联系的亲疏远近。“差序格局”除了强调“自我主义”外,还强调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关系中“自己人”“外人”“圈内人”“圈外人”的观念。是什么决定了作为私人网络中心的这个人与其他社会联系的亲疏程度?如上所述,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与“己”发生社会关系的对象都是亲属关系,自然是“自家人”,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社会的改革,人们之间的生存和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有效的分工和合作,“自我主义”在利益的催化下更加膨胀,亲兄弟也可能因为利益上的分配不均反目成仇,传统社会中最亲密的且相对固定的亲属变得疏远和不稳定起来。因此,费先生描述的“石头”从传统社会中的“亲属关系”远近日益演变为在现代社会中的以利益大小为主的亲疏关系,与“己”利益关联紧密的社会关系的对象就位于波纹的内圈,而相对于“己”利益无紧密关联的社会关系的对象就逐渐列于波纹的外圈。一言概之,差序格局里决定亲属远近的“石头”主要是指利益,也包括了伦理和情感,是“伦理、情感与利益三维向量值的组合”。[3]
由上可见,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切中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差序格局”对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影响深远,对大学生群体同样如此。“差序格局”中的亲疏程度能很好地说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逐层展开,“推己及人”影响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践行。儒家伦理的差序性,“仁”的特点最为核心和关键。孟子讲“亲亲,仁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的最高要求就在于“亲亲”,但仅有“亲亲”不足矣,所以“仁者爱人”,怎么“爱人”,“人人敬其亲,长其长”,“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此这样,儒家认为才能“推己及人”,儒家的伦理纲常由此便规范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和规范。此外,儒家伦理的差序性还体现在“爱有差等”,孔子之所以强调爱有差等,而不是普爱天下,就在于“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己)”。我们的社会关系只能从己出发,推己及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对与己利益关联紧密的对象(家庭、自我)的责任感最高,而对与己无紧密关联的对象(国家、全人类)的责任感最低,这正是体现了明显的“差序式”特点。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本书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对家庭的责任感高于对自我的责任感。这说明在大学生的“自己人”圈子里,“家人”位于最内圈,其次才是“自己”。这个结论推翻了一些媒体或学者由某些个案所推论的个别大学生对父母不关爱、对家庭无责任感的结论。学者阎云翔曾言:“在九十年代从私人生活角度来观察当时的社会巨变,曾经担忧过市场化、商业化导致的个体化倾向会不会冲击社会结构,导致家庭生活的衰败和代际关系的紧张,最后出现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后来的发展正好相反,代际关系实际上比前三十年更加紧密。包括农村地区在内,中国许多家庭的代际关系之间产生了传统中国家庭生活中不受鼓励甚至遭到压抑的亲密性。”[4]尽管今天的“90后”被标签化为“非主流”、个性张扬的一代,但“孝顺”“报恩”“光耀门楣”仍处于大学生的主流价值取向范围中,这一观点同样在本调查问卷设置的“择业观”题目(第104题)中得到了证实,当代大学生仍会以父母的意愿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主要选择依据。这与大学生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密切相关,同时也不能忽略大学生依然依赖于原生家庭给予的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的原因,这体现在多数大学生愿意信任父母、尊重和听取父母的建议,相信父母是最可依赖的对象,良好的代际关系直接加深了大学生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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