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及其培养的研究成果

中国当前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转轨又是这其中的“排头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发展，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这一转型包括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即从传统的社群和社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分化，社会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

经济基础的转变发展要求相应的上层建筑相适应，否则物质的发达昌盛难以弥补人内心的空虚和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也难以避免市场经济失范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几百年的探索。况且西方探索的有相应的“新教伦理”相适应，而我们无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在伦理道德及精神文化建设方面，都缺乏有效的经验和探索。社会转型虽然自市场经济开始，却相对缺乏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

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难免要面临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私德与公德等系列矛盾的冲突碰撞，这些冲突碰撞将会带来一定时期内价值的失范、道德的沦陷和观念的变化。社会转型前的中国，基本上属于一个“礼俗社会”或“熟人社会”，人们的行为受制于传统、习俗，也缺乏自主选择的机会，而与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相伴的是社会的流动和个人的解放。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寻与精神生活的荒芜形成了强烈反差，加之中国这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使整个中国呈现出“流动”的状态。流动的中国，流动的人民，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稳定局面，于是，“风险社会”的出现造成的是一片价值失范的乱象。

如果说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现实世界的价值失范，那么网络虚拟社会的发展更加剧了这种乱象。网络这种媒介的迅猛发展，为人们营造了一个虚拟的社会空间。网络社会的虚拟化和匿名化使得网络交易或交往中时往往充斥着大量不负责的行为和言论，消解了责任的正当性，尤其是虚拟空间中滋生了一些可逃避责任的自由主体，如此一来，大学生对于个体网络生存的道德责任感渐进消散，网络空间成了滋养他们失信、不负责行为的温床。大学生正处于道德价值选择和固化的关键时期，他们因缺乏丰富的人生阅历而可能导致实践判断能力相对低下，再加上机会主义行径蔓延网络造成的“蝴蝶效应”，这些都会加大大学生不负责行为发生的概率。更有甚者，长期沉溺不良的大众文化会产生思维的惰性，导致思维主体性的丧失，个性的消解。大众文化的流行标志着新的生活时代的到来，既创造了时尚、个性与休闲，也造成了迷茫、失落与无序。大学生如果长期沉溺于此，只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沦为社会的附庸，显然背离了社会对大学生的角色期待。

这种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失范在当代大学生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一方面是大学生深处社会之中，对于社会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耳濡目染，家庭、学校或社会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大学生很容易习染那些不好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从而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大学生虽然已经是青年群体，具备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但是因为缺乏社会历练和社会经验，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当代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长期被照顾而缺乏照顾别人的体验或经历，因此其大多认为对他人的应负的责任较少而要求别人对自己负责。虽然他们思想上比较独立、主体意识比较强，但是个性比较叛逆、比较注重自我感受而缺乏对别人的同情心。因此，在遭遇到价值冲突时，个别学生注重自己的个人爱好和利益，对他人或社会则采取冷漠的态度，当需要付出自己的责任时，则表现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敷衍了事，不理不睬”“我对别人负责任了，谁对我负责”“我还是管好我自己吧”“他们与我何关”等不良的情绪。

其次，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一部分学生凡事从以“我”为中心出发，重个人利益，轻集体利益；重物质享受，轻精神追求；重索取轻奉献。因此，在面对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时，他们不会像传统认识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那样，即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利益，不能让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而是会优先考虑个人利益，考察集体利益是否有助于或损伤个人利益，如果无助于个人利益，那就果断舍弃，个人不会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损害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当然，我们一方面需要看到大学生自我主体意识的增强，重视个人权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这其中的偏颇，即不能以个人利益作为衡量或评判的依据，这样势必滋生极端个人主义，无助于集体的建设和发展。虽然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些人，但毕竟还是少数，大学生群体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群体，需要以未来社会建设的使命作为旨归，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之间的关系，树立现代社会正确的“义利观”和责任观，加强自我要求，端正发展方向，知行合一，不要“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道”。

通过上述实证调查（见表3-20），我们发现，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城乡差异”明显，表现为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总体的社会责任感水平上：农村>城市>县镇，而在宏观层面上：城市>农村>县镇。究其原因，社会转型加剧，城镇化进程加速，使得在宏观层面上，城市大学生往往有着更多的机遇去关注国家和全人类的发展、变革，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上，农村大学生受传统“熟人社会”人际交往方式和范围的影响更大，表现在对家庭、对自我、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感上强于城市大学生。此外，我们发现学生干部并没有在同辈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突出的社会责任感，仅在自我责任感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上，学生干部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具体原因可能与社会转型阶段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冲击有关，学生干部身处其中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意愿去提升自我，表现出较强的自我价值取向，因此在自我责任感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上优势明显。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985、211类大学生群体身上，他们同样是大学生群体中的精英代表，可研究发现（见表3-24），985、211类的大学生群体除了在自我责任感上水平最高外，在其他维度和层面都处于最低的水平。“精致的利己主义”得到了证实，这与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趋向于吻合个人利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