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及培养方法

在问卷设计中，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是一项基础工作，结合不同的调查主体，个人基本情况的设置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具体考虑和分析个人基本情况与主题的关联性，即是否有关系以及关系的强弱。在本问卷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哪些个人基本情况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存在关联。

有学者研究发现，女生在社会责任感上的平均得分低于男生，但差异并不显著；学生干部的社会责任感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学生的政治面貌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自我责任感得分没有影响。由于现有的社会责任感测量工具并没有统一，维度的划分也是各执一词，此类的研究结果是否完全可靠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对大学生的访谈中，当问到“你会关心我们国家、政府最新出台的一些重要政策吗？如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从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发现，出生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优越、教养方式更民主的家庭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肯定的回答。大学生刘某在交流中谈到有和父母一起定时收看《新闻联播》，有茶余饭后交流国家和社会时事要闻的生活习惯，而该名大学生的父母都是公务员。这一观点在已有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在美国，家庭经济地位与政治讨论相关显著。家庭经济地位越高，与他人讨论政治事务的比例越高。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民主型教养方式下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水平最高。当被问及：“如果学校要求每个班级有一名志愿者参与清扫校园活动，你是否会愿意主动参与？”在这些持肯定答复的大学生中以干部同学居多，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有这份责任吧，如果我不去，更没有人去了”。另外，我们假设来自不同学校类型的大学生其社会责任感可能不一致，正如钱理群曾言，“我们的现在很多一流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相反的是，我们总是看到媒体频繁报道的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出发，去最基层”的壮言善行。^[2]我们疑惑的是，一流院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和其他类型院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是否不同，如果有明显差异，是更强还是更弱？同时，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的背景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日趋严峻，人人都在叹言“世风日下、世态炎凉”，这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是否存在显著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有别”的观念根深蒂固，男女由于角色性别不同、社会分工不同，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也同样反映在现代大学生身上？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和访谈，我们发现大学生的性别、是否独生、家庭所在地、学校类型、是否学生干部、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人背景因素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个人背景因素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哪些因素对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影响较大？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现状是否具有解释力？上述这些问题成为本书所要关注的对象。为此，我们在设计问卷时，对大学生的“基本情况”部分进行了如下考虑：

“基本情况”部分包括：“性别”“学校所在区域”“是否独生子”“家庭所在地”“学校类型”“是否学生干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养方式”“父母的最高学历”“父母的职业”“家庭收入”等，这些基本情况通过第二部分1—12题进行调查。对个人情况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大学生个人背景因素（性别、是否独生子、家庭所在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之间的关系。其中，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的最高学历”“父母的职业”“家庭收入”等三项指标来表示。^[3](www.xing528.com)

“父母的最高学历”的层次划分方面，问卷采用通常的标准将其分为：研究生，大学本科，高职高专，中专、中技、中师，高中，初中，小学等层次。

“父母的职业”划分的依据来自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观点，陆学艺根据职业的分化和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将整个社会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该调查虽然已过去十余年，但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本书对父母的职业类型依然采用上述十种类型。

“家庭人均月收入”采用自填式作答，然后依据调查数据分布情况并结合全国家庭平均收入来划分高、中、低三类收入水平，并以此方式为下一步的统计分析工作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