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他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间路线”的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得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国民党统治者不仅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国民党统治者还是不断对他们施行暴力迫害。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积极活动的成员被殴打、监视,甚至遭到逮捕、杀害,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统治者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www.xing528.com)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尽管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争取下,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走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共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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