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抗战：国民党退缩与共产党进取

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是抗日战争的基本特征。《论持久战》完全把握了抗日战争的这四个基本特征，并由此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一般结果。日本妄图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速战速决，竭力避免持久消耗战。持久消耗战，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这与敌小我大直接相关，也与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密切相关。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日军很快占领平津，战事急剧扩大。侵华日军分两部，一部是占领平津的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大铁路发动战略进攻；一部是从日本新派的日军，从上海进攻，兵锋直指南京。1937年8月初，国民政府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基本战略，把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作出了战略防御的战略部署。淞沪会战，坚守上海90多天，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还有忻口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直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正面战场成了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局部胜利外，其他战役都以失败、退却告终。国民政府迁都到了重庆。敌强我弱，正面战场的败退似乎无可非议。可是，若对照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扩大，正面战场的收缩败退就不是无可非议的了。

在国民党军队正面迎击日军的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挺进敌后，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5]敌后战场不断扩大，与正面战场迅速收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面战场退缩使国土大片沦陷，敌后战场扩大使沦陷的国土又部分地被收复。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整体性地退缩到了大西南，而共产党扩大到了几乎整个沦陷区——日本军队控制着铁路沿线城市，共产党收复了城市周边广大的农村。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陷落后，敌小我大的因素开始显现作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破产，不得不调整侵华战略。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开始政治诱降；随即调整军事战略，把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战场，加紧消灭敌后抗日力量，扶植汉奸政权，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12月，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减轻，在限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问题上开始积极起来。这也是一种退缩。如果不以国土得失论正面战场退缩的是非，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抗战的立场上表现出消极倾向[6]，却是一种毫无疑问的政治退缩。这一政治退缩，与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政治进取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历史地显现出来的客观事实。民族存亡与它的国家状况直接统一，决定国家状况的因素首先并且主要是政治，政治是国家的灵魂，军队只是政治的暴力工具，军事战略取决于政治决策。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的险恶形势，蒋介石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数倍于日本的大片领土拱手让给敌人；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号召全国抗战的政治旗帜，顺应形势发展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拥护。西安事变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重大事件，逼迫蒋介石接受了以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政治主张。拥有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施行片面抗战路线，只靠政权和军队，不敢恢复扶助农工的政策，再一次暴露出他的政治短板。军队力量不足，可以政治解决，发动和依靠人民，实行毛泽东主张的兵民思想。人民觉醒，却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情。尽管在战略相持阶段的1938年11月至1943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相继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却无法掩盖正面战场继续退缩的事实。与此同时，敌后战场却在显著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战场，成了抗战的钢铁长城。日本侵略者都不再“以国民政府为敌”，而把敌后战场作为军事进攻重点，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敌后战场扩大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进取是表里一体的，政治进取是敌后战场扩大的根本动因。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政治进取表现为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落实。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权三三制，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发展生产，还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7]中国共产党还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事业，加强自身建设，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于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