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维护国共合作抗战的重大举措

国共合作抗战，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而出现了国共合作的不同情状。在1938年10月武汉、广州陷落之前，蒋介石国民党积极抗战，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接下来，抗战进入相持期，特别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动向。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侵犯陕甘宁边区，在山西、河北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时，遭到坚决的还击。1941年1月，他们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以北以8万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9000多人。新四军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与对方交涉被扣押，政委项英被杀害。蒋介石诬蔑新四军“反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恶劣行径，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再次策划反共高潮，因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斗争而停止了。

除了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正面斗争外，中国共产党还从自身建设上提出了保持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原则、策略方针。国共合作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和限制，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1]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阵地，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和扩大阵地。如果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10年前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破裂的教训。作为那场浩劫的幸存者，能不警惕悲剧可能重演吗？可是，却也未必尽然。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主张，其实质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中共中央对王明的这一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在抗战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其中，11月5日和6日，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统一战线及战争和战略问题。他批评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2]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质，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权，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抵制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内功。

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蒋介石国民党开始表现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渐发生扭转，显现出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保持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战。(www.xing528.com)

为了保持、扩大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法的创造性运用。

这些政治原则、策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保持国共合作、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