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对于以国共两党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日救亡运动这三大动向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时势的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历史时势的转变，不是神秘力量促成的，也不是自然发生的。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顺应并且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行径却压制并且违逆着抗日救亡运动。民心向背的历史机理，也不是悄无声息地、没有迹象地起作用。抗日救亡运动，是民心向背的生动体现。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意志，推动着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而转向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这个转向的关键节点。

西安事变，也就是张学良、杨虎城拘捕蒋介石的兵谏，看似突然，不仅出乎世人意料，也出乎蒋介石意料，却并非偶然。国共两党在内战的同时，都面临着如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重大问题，内战关系着双方各自的生死，然而如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仅关系着各自的生死，而且关系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九一八事变后，两党都不约而同地把内战问题和应对日本侵略问题联系起来作决策，袖手旁观国共两党内战的中国各社会势力也纷纷发声、行动进行抗争。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顺应了中华民族争生存、争自由的时代心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发生、发展的主导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却幻想以不抵抗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暂时停止侵略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国共两党决策不同，一个顺应民心、与中国人民同道而行，一个违逆民心、与中国人民背道而行。民心虽然抽象，却真切地起着作用、充满威力。张学良晚年特别强调[33]，他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个解释，与他发动西安事变时的动员训词给出的理由完全一致。在如何应对日本侵略这个重大问题上，张学良、杨虎城政见一致，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见，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见。这种行动，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所独有的。他们的行动只是抗日救亡运动潮流的一个巨大浪花。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进步团体一面积极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如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一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争取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在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并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她还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在1月17日宣言中提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军队合作抗日的主张。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斗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部分国民党人士局部合作的新局面。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了抗日反蒋事件，史称“福建事变”，还建立了反蒋政权。他们主动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联系，谋求建立合作关系。当中共中央和红军辗转到陕北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处在与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敌的前沿，也就是说，他们处在由国共内战和抗日救亡运动构成的中国政治军事时局的漩涡中心。杨虎城与张学良不是同一派系，却分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仅如此，原本存在派系芥蒂的两人还精诚团结，达成了“逼蒋抗日”的共识，合作发起了西安事变。若非合作，他们谁也不敢有类似西安事变的举动，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若非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他们也不可能有类似西安事变的机会。这些因素，都是偶然的吗？显然没有一个是偶然的，没有一个是心血来潮的冲动之举。

蒋介石在华北事变后开始放弃对日本暂时停止或延迟侵略的幻想，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进入中国腹地的非常态势，已经严重地侵蚀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和安全性；还有，欧美国家也感到了日本对其在华利益的严重危害，与英美关系密切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也开始调整对外策略。从1936年春天开始，蒋介石开始派人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寻求政治解决途径。张学良打听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这一动向。1936年4月10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肤施进行谈判，确定了双方合作的路径。其中，张学良提出，“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若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又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34]可以说，肤施谈判的内容是后来中国时局整体态势的脚本草稿——定稿是历史性发生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肤施谈判的主要议题。由此可知，蒋介石对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的想法并非从西安事变才有的，而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这个动机最初是劝蒋抗日——至于怎么劝、又为什么从“劝”变成了“逼”是不可能在肤施谈判时就能设想的——他们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准备的。和平解决是发动西安事变时的预期，正如预期的那样，西安事变产生了逼蒋抗日的结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节点，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篇章。这是中国之幸，中国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1]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69202.

[2]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69202.

[3]http：／／blog.sina.com.cn／s／blog＿6b99108a0100pxbm.html.

[4]转引自［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

[5]转引自［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0页。

[6]转引自［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0～191页。

[7]转引自［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页。

[8]转引自［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9]转引自［日］唐纳德·金著，孙建军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7页。

[10]《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11]《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1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7页。

[13]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页。

[14]许屹山：“青年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5]曾宪林：“爱国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载《江汉论坛》1996年第1期。

[16]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www.xing528.com)

[17]胡卓然、赵云峰：《魂兮归来：不该忘记的十四年东北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

[18]胡卓然、赵云峰：《魂兮归来：不该忘记的十四年东北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9]《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20]《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21]《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2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23]《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24]《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25]《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26]《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

[2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2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

[3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3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3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33]1991年，张学良同意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张之宇给他做口述历史。1996年1月12日，张学良口授、赵一荻抄录的关于做口述历史的动机的说明，其中指出，“有很多的人都想知道西安事变的内幕。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就是政见不同。”

[34]“周恩来张学良肤施相会记”，载http：／／www.sohu.com／a／321115771＿114731，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