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爱国将领和士兵、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爱国人士，以不同的形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显而易见，如此广泛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是否依靠人民、动员民众，是国共两党的显著不同。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动员民众，蒋介石国民党害怕人民觉醒、压制民众运动。
“东北的广大工人，直接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战斗在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27]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工厂粮栈，动手分粮，还有3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生产武器而先后离厂出走。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区的矿山工人，辽宁的纺织工人，安东丝厂的工人，南满铁路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1931年9月21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接着23家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28]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通过了多项决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等等。其他各大城市，如北平、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广州和香港等地，也都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工人运动。
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的社会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等城市的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罢课请愿，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29]
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九一八事变的第四天，即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的倡议，上海、天津、汉口、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出《告世界各国书》，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揭露或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希望世界各国支持中国人民。(www.xing528.com)
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以不同的形式表达抗日救亡诉求。[30]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明确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行径。宋庆龄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31]冯玉祥说，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国民党部分基层组织、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国民党驻暹罗万磅支部和国民党长沙市支部，等等，都以致电形式表达抗日救国诉求。国民党中央军校的一些学生激愤于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海外侨胞不仅进行声援，而且捐赠资金和物资，甚至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当此国家危亡之时联合集会，发出号召，举行请愿，7000多人在两个月内相继返回国内，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澳洲、欧美各国的华人华侨组织，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或政治抗议，或组织武装自卫队回国参战，或捐款支援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32]抗日救亡运动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人士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开始打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抗日救亡运动这三大动向，相互交错，牵制着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若不能破除牵制，势必陷入困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能突破困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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