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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舆论与宣传动员的重要性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是提出和实施国家战略所必须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的重要性。没有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就不可能组织起革命队伍,也就不可能掀起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在内容上开始发生变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产生。

中国共产党思想舆论与宣传动员的重要性

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是提出和实施国家战略所必须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的重要性。没有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就不可能组织起革命队伍,也就不可能掀起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当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准备迎接国民党军队发起更大进攻之际,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中共中央密切地关注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动向。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13]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而走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总结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提出并且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对这条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论证,离不开笔杆子,更离不开枪杆子;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实际,更离不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和世界局势的了解,仍然拘泥于共产国际的判断和认识。”[14]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九一八事变的宣言和一系列文告首先发出了警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新动向的思想号角,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警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新动向的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在内容上渐次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转变,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为了更鲜明地表达主张,193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事件第二次宣言》,“这次宣言的精神和第一次宣言基本上是相符合的,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该宣言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强调的重点放在反蒋抗日上。”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险恶目的,同时也揭露了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导致大片领土丧失、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随着日本侵华动向的加剧,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侵略事件,每每发出宣言、公告。“1932年1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宣言》。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为此于1932年2月发表了《中央关于上海事变的斗争纲领》《中共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及《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三个重要文件;同年4月,又陆续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告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15]这些宣言、文告的立足点都是反蒋抗日,1933年初,日本军队向热河、察哈尔进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和突显出来。在这种形势下,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不计前嫌,希望与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愿望的最初表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舆论和宣传动员,在内容上开始发生变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产生。这个主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前提,也是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的认识起点。到1934年,国内外形势发生更大的变化。由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共产国际准备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随着国际形势以及共产国际的决策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也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向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转变。“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同年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6]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人和英国人感受到了日本对其在华利益的严重威胁,蒋介石也认识到了日本对其统治地位的严重威胁,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尝试“政治解决”的途径。国共两党通过国内、国外的不同渠道开始接触。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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